俄羅斯經濟增長方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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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經濟增長方式探析

　　一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經濟粗放增長方式進一步加強

　　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的經濟增長仍主要是靠人力、資金、能源等資源的大量投入實現的。高投入、低產出仍是俄羅斯經濟增長方式的最基本特征：投資下降速度高于經濟增長下降速度，物質消耗的增長超過經濟增長，人力資源投入的增長快于產出率的增長。以工業企業為例，1994～1999 年，在俄私營工業企業工作的工人數占工人總數的比例從1994年的22.6％增加到1999年的39.9％，而同期私營企業工業產品的產量占全部工業產量的比重從1994年的15.0％增加到1999年的29.6％，工業的產出增長速度遠小于人力資源投入的增長速度。其中主要產業部門的情況亦然。從工業生產單位產品用水量來看，1997～1998年增長14％，大大超過同期工業生產增長5％的水平。此外，整個國民經濟凈水的消耗增長則更快，1994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消耗凈水量比1990年高近20％。

　　二經濟轉軌后俄羅斯延續粗放經濟增長方式的消極后果

　　1.大大降低了俄羅斯經濟增長的效率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經濟增長的效率不斷下降：1990～1995年材料生產領域的勞動生產率下降近40％，工業下降近30％。1998年俄羅斯的工業勞動生產率僅相當于美國的12.0％，德國的18.0％，法國的16.0％，英國的23.0％。20世紀90年代工業勞動生產率下降幅度達20％，其中各個具體工業部門下降幅度從機器制造和金屬加工業的13％～15％到石油加工工業的60％。而同期主要西方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則上升18％～36％。加工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比發達國家平均低80％～83％，比新興工業化國家低33％（注：〔俄〕《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2001年第5期。）；從私營工業企業情況看，情況亦然：在1998～1999年私營工業就業人員占全部工業的48％，卻僅生產了27％～30％的工業產品，即僅相當于工業人均相對勞動生產率的0.7％～0.75％。進入新世紀初，俄勞動生產率仍僅相當于美國的15％和西歐國家的25％。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則更低，按照農業部門一個從業人員創造的增加值計算，俄羅斯比西歐主要國家低93％～95％。世界主要工業強國在1973年世界能源危機之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能耗呈穩定下降趨勢。通過采取節約和合理利用能源措施，其單位國內總產值能耗下降22％，石油消耗下降近38％。而俄羅斯經濟轉軌以來單位國內總產值的能耗上漲了31％，工業生產上漲了39％，其中生產合成橡膠的能耗上漲了120％，黑色金屬軋材上漲了110％。工業的原材料消耗量1997年上升了15％。整個國內生產的原材料消耗量比發達國家高2％～2.5％（注：〔俄〕《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2000年第5期。）。

　　2.進一步降低了經濟增長的效益水平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國民經濟各部門的贏利率水平不斷下降：整個經濟的贏利率從1993年的36.3％下降到1997年的5.4％，工業從1993年的32.0％下降到1997年的10.0％，電力工業從1993年的25.5％下降到1997年的17.3％，燃料工業從1993年的19.0％下降到1997年的14.5％，其中石油加工工業從1993年的28.6％下降到1997年的10.0％；黑色冶金工業從1993年的48.5％下降到1997年的3.0％，有色冶金業從1993 年的43.6％下降到1997年的13.3％，化學與石油化工業從1993年的38.6％下降到1997年的4.0％，機器制造與金屬加工業從1993年的43.5 ％下降到1997年的9.7％。其他非主導產業情況亦然：農業從1991年的74.89％下降到1996年的60.95％，林業從1992年的28.1％下降到1996年的22.22％，輕工業從1993年的36.2％下降到1997年的－29％，食品工業從1993年的23.5％下降到1997年的7.4％，商業從1991年的255.17％下降到1996年的 85.06％，計算機信息服務業從1992年的54.55％下降到1996年的32.66％，金融業從1991年的209.91％下降到1996年的－16.82％，飲食業從1991年的164.27％下降到1996年的115.24％（注：〔俄〕《統計問題》2000年第5期。）。

　　3.加劇了未來俄羅斯經濟結構調整的難度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處于衰退性經濟危機中，由于各工業部門的生產滑坡程度不同，加之受價格因素的影響，結果導致燃料動力和冶金等重工業部門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不斷提高，如電力工業的比重從1991年的8.6％提高到1996年的13.5％，燃料工業從12.6％提高到1996年的46.9％。與此同時，輕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6.8％降到1996 年的2.0％，下降了4.8個百分點。而食品工業的比重基本沒有變化；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合計比重從18.5％下降到14.1％（注：〔俄〕《經濟學家》1997年第7期。）。采掘工業與加工工業的對比關系進一步惡化：1991年采掘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為15.5％，1996年上升為17.7％，而加工工業則相應從84.5％下降到82.3％。從總增加值的部門結構看，農業從1991年的13.8％下降到1997年的7.15％，建筑業從1991年的84.5％下降到1997年的8.6％，工業從1991年的38.16％下降到1997年的28.07 ％，其他生產活動從1.18％下降到0.84％。全部物質生產部門占總增加值的比重僅為36.2％。 4.大大削弱了俄羅斯經濟增長的國際競爭力經濟轉軌以來，無論俄羅斯的綜合競爭力還是產業競爭力均呈不斷下降趨勢。

　　從綜合競爭力看，1999年俄羅斯居于世界59個主要國家最末位，次于波蘭（43位）、中國（32位）、德國（25位）、日本（14位）、美國（2位）和新加坡（1位）；其中主要影響因子也位居落后地位；開放度（56位）、政府能力（59位）、財政能力（58位）、基礎設施（58位）、工藝水平（55位）、管理能力（58位）、勞動力（25位）和組織能力（59位）（注：《統計通報》2001年第3期。）。從產業競爭力來看，俄羅斯主要產業的競爭力均低于美國：（以工業生產增加值比較）化學工業（3.8％）、石油加工業（9.6％）、冶金工業（16.4％）、工業和交通機器制造業（19.9％）、加工工業（13.0％）、采掘工業（87.5％）、建材工業（47.8％），整個工業17.8％。此外，從標志制造業競爭力的機床制造業情況看，1991～1999年俄羅斯自動金屬加工生產線生產的高性能產品驟降。從橫向比較看，十個最大機械制造產品出口國（地區）在世界出口額中的比重：美國18.1％，德國15.9％，日本14.3％，英國7.8％，意大利7.6％，法國5.9％，荷蘭4.9％，臺灣4.8％，新加坡4.3％，瑞士2.6％，1999年俄羅斯出口數控機床僅93臺，僅相當于同期世界出口總額的0.0000019％。

　　5.大大減少了俄羅斯實質性財富的增長按世界銀行的測算方法，以貨幣購買力平價測算的各國人均GDP 美元增長速度的比較基本上消除了各國間價格和匯率變動差異的影響，因而是一種較為合理和可行的增長速度比較。從縱向比較來看，經濟轉軌以來，若按本國貨幣計算，俄羅斯GDP總量是不斷增長的，從1992 年的19.2萬億盧布增長到1998年的433.3萬億盧布，人均GDP則從1992年的577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3127美元。但若按美元購買力平均計算人均GDP，則從1992年的6131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4513美元。從橫向比較來看，在所有轉軌國家中，按貨幣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各國人均GDP，俄羅斯也處于較低水平。以1998年為例，俄羅斯為4513美元，低于白俄羅斯5007美元、克羅地亞7349美元、捷克10056美元、匈牙利7695美元、波蘭7095美元、斯洛伐克8259美元、斯洛文尼亞13497美元的水平。

　　此外，從轉軌國家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相對權數來看，如果1997年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和波蘭國內生產總值相比接近7∶1，那么到1998年它至多為3∶1（注：〔波〕格澤戈爾茲·W·科勒德克：《從休克到治療——后社會主義轉軌的政治經濟》，上海遠東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頁。）。 6.大大削弱了俄羅斯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能力在經歷了近7年衰退性轉軌危機之后，1999年以來，俄羅斯經濟的主要指標均呈現了較快增長，其中GDP1999年增長3.2％，2000年增長7.6％，2001年預計增長5％。但是俄羅斯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能力脆弱，主要表現在缺少作為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原動力的技術創新支持。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技術創新雖有發展，但成效不夠顯著：開展技術創新活動積極的企業總量和比重均很小，1998年積極創新企業僅為1218個，僅占企業總數5.6％（注：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1999年俄羅斯統計年鑒》，第481頁。）。

　　企業技術創新力度部門間不平衡顯著，燃料、冶金和化工部門積極性最高，而建材、輕工和食品部門積極性偏低；企業技術創新中采用新工藝的比重較小，多數企業從事完善工藝的創新活動；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對知識產權擁有量少，至2000年下半年，獲得“技術決竅”的企業僅占積極創新企業的33％；企業技術創新的經濟效益提高不顯著，2000年下半年，利潤增加的企業僅占積極創新企業的39％；技術創新企業的外向化程度不高，至2000年下半年，積極創新企業中僅17％在國外實現了產品銷售額增長；企業技術創新的研發能力不強，實質性創新產品在積極創新企業總產量中不超過12％；主導產業技術創新成效很差，創新產品在其售出產品中的比重從1998年的13％降為1999年的10％（注：〔俄〕《經濟學家》2001年第7期。）。

　　三經濟轉軌時期俄羅斯粗放經濟增長方式難以轉變的原因透視

　　（一）歷史因素的制約：蘇聯時期長期粗放經濟增長方式的消極后果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一個漸進的長期過程。蘇聯時期經濟的高速增長曾令世人矚目，但這種高速增長是以粗放的方式實現的。20世紀70年代初推行的集約化方針未取得實效：反映經濟效益重要指標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從1996～1970年的平均增長6.8％下降到1976～1980年的3.2％；單位產品的物資耗用量從1970年的占54.9％提高到1980年的57.2％。這種粗放經濟增長方式造成巨大的消極后果，即經濟增長中存在巨大的“增長缺口”。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其自身的內在規律性：實踐表明，一個國家（地區）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通常要經歷從單項到綜合，從局部到全面，從完全粗放到粗放為主型，再過渡到集約為主型乃至完全集約型的發展過程。上述經濟學家的計算結果表明，巨大的“增長缺口”使蘇聯時期粗放經濟增長方式長期化，從而大大延長了經濟增長方式自然演進的過程，也大大增加了經濟轉軌后俄羅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難度。

　　（二）社會條件的制約：轉軌時期科教水平的下降

　　1.科技進步滯后的制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歸根到底取決于科技進步：一方面經濟集約經營增長的實質是低投入、低消耗、高產出、高效益，而其基礎在于科技進步；另一方面科技進步使實現經濟的集約增長成為可能。在技術水平一定的條件下，存在投資收益遞減規律。只有科技達到一定新水平，并能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增加投資才不會造成收益遞減，經濟的集約增長才會成為可能。科技投入強度大小是技術進步的直接決定因素。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的科技投入不斷減弱，用于科研領域的資金從1990年占GDP的20.3％減少到1999年占0.97％。

　　其利用于研究和開發的資金下降了83％多。從人均研究開發費用看，1998年俄羅斯為61美元，也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水平：美國（794美元）、日本（715美元）、德國（511美元）（注：〔俄〕《財政》2001年第7期。）。到1999年俄羅斯的科技投入僅相當于越南、智利、葡萄牙和波蘭的水平，明顯低于發達國家同期的投入強度：美國（0.9％）、日本（0.61％）、法國（1.05％）、德國（0.86％）和英國（0.74％）。 2.教育水平下降的制約科技進步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核心力量，而科技進步的主體是人，科研成果的研制、開發、推廣、使用最終都要靠人來實現，因此加快科技進步，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先導必須以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為保證。“發展和發揮人的潛力，歸根到底是決定經濟、社會和任何一種發展成敗的關鍵。”（注：〔俄〕Л.И.阿巴爾金主編：《俄羅斯發展前景預測——2015年最佳方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頁。）這不僅因為人的潛力是國家財富的主要組成部分，而且因為“人的素質決定科技進步的速度，決定勞動的組織和文化，決定勞動生產率”。

　　教育水平指數概括地表明了構成每個國家技術和科學潛力基礎的知識多寡和能力大小，它們是增加社會財富和提高活勞動效率和收益的基本要素。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衡量人的素質的主要教育和科學指數均呈下降趨勢。據俄國家統計委員會的專家評估，人的發展潛力指數從1992年的0.849減少到1998年的0.760；1993～1996年，某些行業工人的培訓活動急劇減少：工業領域減少近半，其中機器制造工業和金屬加工業減少了84.8％強，紡織工業減少了73％弱，化學工業減少了44.4％強（注：〔俄〕《統計通報》1999年第2期；《經濟問題》1999年第2期。）。

　　從經濟領域中科研人員就業情況看，科研人員從1990年的280.4萬減少到1996年的160萬，其中從事研究及研發人員從221.6萬減少到1997年的93.5萬，經濟領域每萬人中研究及研發人員從1990年的294人減少到1997年的143人。從全俄科研人員的結構來看，研究人員從1991年占52.4％減少到1997年占48.7％，技術人員從1991年的12.0％減少到1997年的8.6％，輔助人員則從1991年的24.8％增加到1997年的26.2％，其他人員從1991年的10.8％增加到1997年的16.5％（注：〔俄〕Л.И.阿巴爾金主編：《俄羅斯發展前景預測——2015年最佳方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頁。）。教育和科研的萎縮是制約轉軌中俄羅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最根本原因。

　　（三）經濟體制的制約：轉軌時期特有的二元體制是制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根本原因 1.微觀經濟主體的“體制惰性”在轉軌中尚未克服

　　（1）企業的技術創新普遍活力不強積極性不高能力不強俄羅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后，許多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尚不適應市場競爭的環境，普遍缺乏在經濟轉軌中進行創新決策的能力，俄羅斯企業領導人中愿意從事技術創新活動的僅占19.5％（注：〔俄〕《經濟問題》2001年第7期。）；企業領導人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根深蒂固，其創新管理能力很差，習慣于一成不變的管理模式，不同意經常變化的達45.4％；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多數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效益差，缺少資金積累，資本市場又未完全發展起來，企業缺乏創新所需要的投資活力，尚難以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的研發能力營銷能力不強，只有1／20的企業能創造符合現代市場要求的產品。

　　（2）工業企業尚未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只有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才能使技術創新取得良好績效，從而為粗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供不竭的動力源泉。至2000年下半年，被調查企業中有創新積極性的：化學和石化工業有63％、機器制造和金屬加工業有54％，其中食品工業和輕工業分別僅為29％和14％，小企業僅為3％（注：〔俄〕《經濟學家》2001年第5期。）。就整體而言，企業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主體，即還不是創新的決策主體、投資主體、研究開發主體，缺乏創新動力。政府的過度保護使一些創新的企業也能夠生存下來，使得來自企業內外的創新激勵不足。在被調查的143家企業中有14.7％的企業創新目的是為生存，27.3％是為擴大生產規模。可見，企業普遍缺乏依靠技術創新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動力。在一些行業中，由于競爭不足，企業只要進行有限的創新，就可以較長時期地維持超額利潤，存在“創新惰性”，因而企業缺乏盡快推動新一輪創新的市場壓力。其結果是創新經濟和替代的速度很慢，新一輪創新往往要等待較長時間。

　　（3）企業普遍缺乏采用新技術的內在動力一種有效的有利于創新和提高經濟效益的創新制度，在于既能發揮產權關系所產生的巨大的激勵力量，又能使企業具有強大的創新能力。西方發達國家所普遍采用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雖在產權激勵上有弱化現象，但其創新能力大大提高：①有限責任避免了因創新風險而出現的創新投資不足；②股份制能大規模地聚集創新所需的資本；③股份制企業規模提高了企業的創新風險承擔能力。（注：柳卸林：《技術創新經濟學》，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頁。）而在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特別是在證券私有化階段，大中型企業實行股份制時，75％～80％的企業選擇了第二種方案，即按照規定，企業職工可以購買本企業決定資本51％的普遍股票。實際上，不少企業職工購買本企業的股票竟達70％，使3萬家中80％的企業成了封閉型股份公司。這類股份企業對外部投資者的吸引力不大，游離于依市場評價而形成的資本流動之外，不能使企業所有權領導權掌握在能有權管理它的人手里。這使得公司職工只重視眼前利益，原來的廠長則變為大量股份資本的持有者，從而形成新的“內部的控制集團”（注：王潼：《前蘇聯東歐國家經濟轉軌五年概觀》，載《世界經濟》1996年第3期。），這種封閉式股份公司對技術創新內外激勵不足。

　　（4）多數企業的現代組織管理水平不高在經濟轉軌中，企業管理方式的轉變是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轉向集約式經濟增長方式的微觀基礎。對俄羅斯企業現代管理方式普及率調查顯示，企業的現代管理方式普及率非常低；完全未采納ISO9000—14000質量標準體系的占54.8％，未制定商業計劃計算機程序的占47.5％，未采納評價資金形勢計算機程序的占43.3％，未使用自動規劃系統的占49.7％，未采納西方資金核算標準的占80.6％，未采納管理核算計算機系統的占36.5％，未用計算機進行市場營銷分析的占52.0％，未使用職員計算機測試系統的占79.2％，未在因特網上查尋信息的占32.8％（注：〔俄〕《經濟問題》2001年第7期。）。此外，在開拓新投資方式、建立國內外新伙伴、建立新銷售渠道、使用新工資核算表方面，多數企業也未做到。企業的現代管理方式普及率的非常低下是制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轉向集約式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微觀因素。

　　2.宏觀經濟中繼續數量擴張的深刻體制根源（1）經濟結構調整中的消極適應政策經濟轉軌以后，俄羅斯的產業結構調整不僅要考慮經濟發展的長遠利益，而且應服從于經濟轉軌中的反危機任務。因此，在俄國內需求不足、必須靠出口帶動經濟走向穩定以擺脫危機的情況下，俄政府對重輕產業結構的調整，轉而實行“消極適應”政策。作為權宜之計，著重發展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工業，以此帶動整個經濟走向穩定，待擺脫危機之后，再著手重輕結構的調整。在“消極適應”政策下，出口的擴大和投資的傾斜（1992年對燃料動力綜合體的投資占工業投資總額的50％，1995年上升為64％。對其他部門的投資則相應減少；對農業投資的比重則從1991年的59％降至1995年的49％，輕工業的投資比重從1991年的33％降至1994年的23％，食品工業的投資比重則從1991年的81％降至1995年的65％，機器制造業的投資比重則從1990年的93％降至1994年的46％）（注：〔俄〕《經濟學家》1997年第17期。），使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工業部門的生產條件明顯優于其他工業部門，從而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石油天然氣部門得到優先發展，其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大，并居各工業部門之首。

　　（2）轉軌初期外貿體制改革中自由化的消極后果經濟轉軌之初，俄在外貿領域實行自由化方針，全面取消出口關稅。這就加快了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1994年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僅為54.2％，不僅落后于發達國家（76.6％），而且低于發展中國家（67.5％），與拉美國家相近（53.3％）；與此相反，礦物原料出口比重高達42.4％，比發達國家（9.9％）及發展中國家（18.1％）高幾倍，與非洲44.9％的平均指標接近；原油出口從1992年占產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46％，成品油出口從1992年占產量的14％上升到1997年的42％，天然氣出口從1992年占產量的14％上升到1999年的37％，原煤出口從1992年占產量的35％上升到1999年的11％，原木出口從1992年占產量的7％上升到1999年的32％，紙漿出口從1992年占產量的23 ％上升到1999年的80％（注：〔俄〕《經濟學家》2000年第7期。）。

　　對俄羅斯來說，這些不可再生的燃料和原材料的出口能力已到極限。俄羅斯的畸形出口結構進一步帶動了國內原料、燃料部門的生產。與此同時，1991年后，俄羅斯制造業出口的高科技產品比重下降88％，在世界高科技產品貿易額中俄羅斯僅占0.3％（注：〔俄〕《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2001年第5期。）制造業的高科技產品出口比重從1992年的88 ％減少為1996年的47％，而歐盟的同類產品比重為45％，美國為48％，日本為70％；從出口額看，1998年俄技術出口額為0.418億美元，明顯低于主要工業國家的水平（法國18億美元、美國328億美元）。這種不合理的出口結構，進一步加強了俄羅斯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

　　（3）要素市場發育不健全所形成的制約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是實現經濟集約增長的必要條件。經濟轉軌10年以來，俄羅斯已經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的框架，包括商品市場、資金市場等，但是技術市場、信息市場、勞動力市場等要素市場發育嚴重滯后，尚不成熟。這使得價格、競爭和科技在資源的高效配置及規模經濟中難以發揮積極的作用。特別是技術市場發育的滯后，使得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先導的科技難以與經濟進行有效結合。從而從根本上制約著俄羅斯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向集約的轉變。

　　3.經濟轉軌中中央與地方利益新格局中的粗放增長因素（1）經濟轉軌后俄羅斯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性的加強經濟轉軌后，俄羅斯地區間社會發展差距急劇拉大：生產和收入非常集中，在89個聯邦主體中10個最大的地區生產著全國GNP的44％，17個地區即占該項總值的58％。1990年10個最不發達地區的人均工農業產值和10個最發達地區的相應指標相比，前者是后者的57％，到1996年已經只能達到22％左右（注：李方仲：《蘇聯解體的悲劇會不會重演——普京政權面臨的問題》，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頁。）。1994～1996年79個聯邦主體中的許多主體的按人口平均地區產品總量規模的差異幅度呈直線上升趨勢：1994年為11.4倍，1995年為17.7倍，1996年為20.4倍，這些指標的變異系數的變化也是直線上升的：1994年為0.488，1995年是0.489，1996年是0.562。（注：李方仲：《蘇聯解體的悲劇會不會重演——普京政權面臨的問題》，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頁。）轉軌中的困境促使落后地區進一步超常發展自身原本單一的產業，如秋明州著力發展石油工業。這就進一步加強了落后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

　　（2）中央與地方權力調整中存在的問題按照聯邦憲法，自然資源的占有、使用和支配權屬于聯邦中央和聯邦主體共同管轄，加之俄聯邦主體中民族分離傾向的加強，使得聯邦各主體的自然資源管轄權和使用權比蘇聯時期擴大。各聯邦主體競相擴大自然資源的出口，其中西伯利亞的自主出口非常突出：載能體從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7.6％，木材產品從1993年的3.1％上升到1997年的4.9％，黑色金屬從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7.6％，有色金屬從1993年的21.5％上升到1997年的31％（注：〔俄〕《經濟與工業生產的組織》2000年第3期。）。地方事權的擴大使得各地從自身狹隘的地區利益出發，不斷擴大對原料、燃料等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這也進一步加強了落后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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