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體性》文言文

時間：2023-12-18 17:20:23 飛宇文言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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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少學習的日子里，大家都背過文言文吧？文言文注重典故、駢儷對仗、音律工整，包括策、詩、詞、曲、八股、駢文等多種文體。相信很多人都在為看懂文言文發愁，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有關《文心雕龍·體性》文言文，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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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龍·體性》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途，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曲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干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里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

　　夫才由天資，學慎始習，斫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體繁詭。辭為肌膚，志實骨髓。

　　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沿漸靡。

　　注釋

　　翻譯

　　《體性》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七篇，從作品風格（“體”）和作者性格（“性”）的關系來論述文學作品的風格特色。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文學創作的根本問題談起，指出創作是作者有了某種情感的沖動，才發而為文的。所以作者的才、氣、學、習等等，就都和作品所表現出來的風格特征有著一定的關系。劉勰認為作品的風格是：“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風格。他把各種風格大體上歸納為“典雅”、“遠奧”等八種，并概括地總結了這八種風格的基本特點。在這八種中，劉勰對“新奇”和“輕靡”兩種比較不滿。不過他認為，一個人的風格不限于一種，而往往有參差錯綜或前后不同的發展變化。

　　第二部分以賈誼、司馬相如、王粲、陸機等十多人的具體情況，來進一步闡明作者性格與作品的風格，完全是“表里必符”的。

　　第三部分強調作家的成功固然和他的才力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依靠長期刻苦地學習。八種風格雖然變化無窮，只要自己努力學習，就可融會貫通。因此，他主張作者從小就應向雅正的作品學習。

　　“風格即人”，它是作者個性的藝術表現。本篇能結合“體”、“性”兩個方面來探討，這是對的。劉勰以征圣、宗經的觀點來強調或貶低某種風格，這給他的風格論帶來一定局限。但在理論上，他正確地總結了風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明確了風格和個性的關系，強調后天學習的重要，這對古代風格論的建立和發展，都是有益的。

　　（一）

　　人的感情如果激動了，就形成為語言，道理如果要表達，便體現為文章。這是把隱藏在心中的情和理發表為明顯的語言文字，表里應該是一致的。不過人的才華有平凡和杰出之分，氣質有剛強和柔弱之別，學識有淺薄及湛深之異，習慣有雅正跟邪僻之差。這些都是由人的情性所決定，并受后天的熏陶而成；這就造成創作領域內千變萬化，奇譎如天上流云，詭秘似海上波濤。那么，在寫作上，文辭和道理的平凡或杰出，總是同作者的才華相一致的；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剛健或柔弱，難道會和作者的氣質有差別？所述事情和意義的淺顯或湛深，也不會和作者的學識相反；所形成的風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和作者的習慣不同。各人按照自己本性來寫作，作品的風格就像人的面貌一樣彼此互異。歸根到底，不外八種風格：第一種是“典雅”，第二種是“遠奧”，第三種是“精約”，第四種是“顯附”，第五種是“繁縟”，第六種是“壯麗”，第七種是“新奇”，第八種是“輕靡”。所謂“典雅”，就是向經書學習，與儒家走相同的路的。所謂“遠奧”，就是文采比較含蓄而有法度，說理以道家學說為主的。所謂“精約”，就是字句簡練，分析精細的。所謂“顯附”，就是文辭質直，意義明暢，符合事物，使人滿意的。所謂“繁縟”，就是比喻廣博，文采豐富，善于鋪陳，光華四溢的。所謂“壯麗”，就是議論高超，文采不凡的。所謂“新奇”，就是棄舊趨新，以詭奇怪異為貴的。所謂“輕靡”，就是辭藻浮華，情志無力，內容空泛，趨向庸俗的。這八種風格中，“典雅”和“新奇”相反，“遠奧”和“顯附”不同，“繁縟”和“精約”有異，“壯麗”和“輕靡”相別。文章的各種表現，都不出這個范圍了。

　　（二）

　　這八種風格常常變化，其成功在于學問；但才華也是個關鍵，這是從先天的氣質來的。培養氣質以充實人的情志，情志確定文章的語言；文章能否寫得精美，無不來自人的情性。因此，賈誼性格豪邁，所以文辭簡潔而風格清新；司馬相如性格狂放，所以說理夸張而辭藻過多；揚雄性格沉靜，所以作品內容含蓄而意味深長；劉向性格坦率，所以文章中志趣明顯而用事廣博；班固性格雅正溫和，所以論斷精密而文思細致；張衡性格深沉通達，所以考慮周到而辭采細密；王粲性急才銳，所以作品鋒芒顯露而才識果斷；劉楨性格狹隘急遽，所以文辭有力而令人驚駭；阮籍性格放逸不羈，所以作品的音調就不同凡響；嵇康性格豪爽，所以作品興會充沛而辭采犀利；潘岳性格輕率而敏捷，所以文辭銳利而音節流暢；陸機性格莊重，所以內容繁雜而文辭隱晦。由此推論，內在的性格與表達于外的文章是一致的。這不是作者天賦資質和作品中所體現的才氣的一般情況嗎？

　　（三）

　　作者的才華雖有一定的天賦，但學習則一開始就要慎重；好比制木器或染絲綢，要在開始時就決定功效；若等到器具制成，顏色染定，那就不易再改變了。因此，少年學習寫作時，應先從雅正的作品開始；從根本來尋究枝葉，思路便易圓轉。上述八種風格雖然不同，但只要能融會貫通，就可合乎法則；正如車輪有了軸心，輻條自然能聚合起來。所以應該學習正確的風格來培養自己的習慣，根據自己的性格來培養寫作的才華。所謂創作的指南針，就是指的這條道路。

　　（四）

　　總之，由于作者的才華和性格有區別，因而作品的風格也多種多樣。但文辭只是次要的枝葉，而作者的情志才是主要的骨干。正如古代禮服上的花紋是華麗而雅正的，過分追求奇巧就會使雜色攪亂正色。在寫作上，作者的才華和氣質可以陶冶而成，不過需要長期地觀摩浸染才見功效。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史上一個大分裂、大動亂而又是大融合的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錯綜交織，十分尖銳。這種情況雖然和《文心雕龍》的產生沒有直接聯系，但《文心雕龍》出現于齊梁時期又和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分割不開。文學理論是創作經驗教訓的總結，而這個時期文學創作上可總結的經驗教訓極為豐富。正如劉勰在《時序》篇所說，建安文學的出現，就“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歷史的狂潮不僅把文人們卷到“世積亂離”的現實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觸到一些時代的氣息，反映了一些“風衰俗怨”，而且在現實的教育和啟迪下，拋開了漢儒死守章句的老路，從而逐步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獨立意義。

　　從建安到晉宋，詩文創作之盛，有增無已。宋文帝時，便于儒學、玄學、史學三館之外，另立文學館；宋明帝設總明觀，也分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這是從封建統治機構上正式承認“文學”獨立于儒學之外的開始。文學創作的發展，到了南朝，更由于歷代帝王的愛好和提倡，出現了鐘嶸所說的情況：“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世族文人中也出現“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況。文學創作上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產生文學評論的直接原因。不過，當時對文學作品的評論不是沒有，而是和文學創作一樣過甚過濫。文學評論不乏其人，不過多是達官貴人在“博論之余”的信口雌黃，他們各隨所好，沒有任何準則。這不單是個批評標準問題，還必須從理論上解決一系列文學藝術的基本原理，文學批評才能有所依據。所以，為了澄清當時文學批評的混亂，指導正確的文學批評，也迫切地需要文學理論的建立。

　　自漢末儒學衰微以來，代之而起的是魏晉玄學。從正始年間開始，就“聃周當路，與尼父爭涂矣”。東晉以后，佛學漸盛，更加助長了玄風的泛濫，佛教思想對此期文學創作也有著重要的影響。老莊佛道思想彌漫魏晉詩壇，前后達二百年之久，到南朝宋初，雖然“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其實山水詩的產生和流行，和佛老思想也是分不開的。從西晉太康時期開始，文學創作過分追求文辭藻飾的形式主義趨向明顯地出現了。這種風氣到南朝而又有惡性發展，特別是齊梁以后，更由唯美主義發展為庸俗的色情文學，寫下了文學史上極不光彩的一頁。怎樣對待這種文學發展趨勢，就是《文心雕龍》所面臨的歷史任務，也就是產生《文心雕龍》的具體原因。

　　個人背景

　　劉勰出身于寒門庶族家庭，雖然他一向喜愛讀書，但在注重門第的南朝，他的才華很難得到施展，甚至連基本的生活都存在問題。南齊永明二年（484），劉勰進入了鐘山定林寺，度過了他的青年時期。在寺中高僧僧祐的指導下，他對佛法有了更精到的見解，而在整理寺院典籍時，劉勰閱讀了寺院所藏各類文獻。《文心雕龍》的成書年代，據書中《時序》篇“皇齊馭寶”諸語，及《梁書·劉勰傳》所載劉勰負此書干求于沈約車前而“約時貴盛”等推考，當在南齊和帝時（501—502）。劉勰撰此書的動機，一是受到“君子處世，樹德立言”的傳統人生哲學的激勵；二是不滿于當時文壇“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而有意糾偏；三是有感于“近代之論文者多”，但“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故“彌綸群言”，撰著此書。書取“文心雕龍”為名，“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序志》篇）；“雕龍”則典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記“雕龍奭”之稱，原指齊人騶奭善采騶衍談天之術而成文，如雕鏤龍紋一般精致，劉勰取以狀飾“文心”，蓋指此書的主旨在如雕鏤龍紋那樣精致地揭示作文所需的細微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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