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的詩析評

　　摘要：十六、十七世紀朝鮮著名詩評家李啐光的《芝峰類說》中有很多王維詩的詩評，通過析評李氏關注的王雛詩之拗體、是否襲用他人句、與同時代人比較、詩風和影響等問題后發現，李氏詩評大都頗富新意而圓滿可取，其從王維詩中歸結出“用字平仄”和“用律平仄”兩種拗體，提出王維非襲用李嘉佑句的新淪據，對賈、王、岑、杜《早朝》四詩之嶄新論析，引宋人詩和高麗人詩與王維詩比較，批評黃庭堅點化王維句之生硬不成語處等，俱是道前人所未道。

　　朝鮮李睟光(1563-1628)，字潤卿，號芝峰。 學問淵博，工詩能文，被稱為朝鮮16～17世紀最 著名的學者(26—33)，有《芝峰類說》20卷．《韓國 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中言其：“書中直接評 論中國詩人詩作，篇幅很多，又細分為詩、詩法、 詩評、御制詩、古樂府、古詩、唐詩、五代詩、宋詩、 元詩、明詩、旁流、詩藝等節目，可見作者閱覽之 博；其間新意很多。”李氏對王維(701- 761)十分推崇，認為其詩與孟浩然一樣詩道純 正，俱“發自情性”，故“斯為最盛”(198)。他論王 維及其詩的文字主要見于《芝峰類說》。

　　一、論王維拗律

　　李睟光論王維詩較為突出的一個特色，是甚 為關注王維七律詩的拗體問題：

　　王摩詰律詩“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 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云云， 岑嘉州詩“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云云，王世貞以為皆拗體。以此言之，今人知用字平仄之為拗體，而不知用律平仄之為拗體也。

　　這里所引王維詩句出自《酌酒與裴迪》，原詩是：“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自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云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李睟光所引王世貞(1526-1590)語出自世貞《全唐詩說》：“王摩詰‘酌酒與君……’，岑嘉州‘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八句皆拗體也。”王世貞認為王維詩與岑參《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都是拗體。就王維此詩格律觀之，確是拗體，八句平仄是：“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四聯都失粘，雖然沒有失對，但不合一般律詩定制。后來黃周星(1611-1680)看到這一點：“律詩八句皆失粘，此拗體也。然語氣岸兀不群，亦何必以常格繩之。”施補華(1835 -1890)亦日：“唐初七律有平仄一順者。至摩詰、少陵猶未改。如摩詰“酌酒與君”一首，第三聯“草色全經”平仄一順；少陵“天門射日”一首，第三聯“云近蓬萊”平仄一順，此類甚多，要是當時初創此體，格調未嚴，今人不必學也。”施氏所云“平仄一順”應指律詩中第三聯與第二聯之平仄重復。像杜詩《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的二三聯：“宮草微微承委佩，爐煙細細駐游絲。云近蓬萊常好色，雪殘鳷鵲亦多時。”三聯與二聯都重復近體基本句“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稱為“平仄一順”。再看王詩“草色”與“白首”聯亦是重復此兩個基本句。可知施氏的“平仄一順”所指的就是詩中用拗體，乃一般律詩所無。李睟光雖直引王說，卻加了“今人知用字平仄之為拗體，而不知用律平仄之為拗體”的評語，頗見新意。“用字平仄之為拗體”當指詩句中的拗，王力謂：“凡不合平仄格式的字，叫做‘拗’。”王維《酌酒>一詩就有拗的地方，首句第三字本平而用仄聲字“與”，“草色”聯中第五字該平而用仄聲字“細”，均不符一般律詩規范，即李氏說“用字平仄之為拗體”的例子。李氏所謂“而不知用律平仄之為拗體”，乃指整首詩句間不合一般七律格式，與上述句中字拗折不同。王維此詩每聯都差不多由“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兩個七律基本句組成，其間雖有個別字的拗體，但都不出這聯基本句。王維將此二句重疊四次成為一首七律，失粘而沒有失對，就整首而言屬于拗體，故稱為“用律平仄之為拗體”。王詩之拗折，正如后來施補華所言，應是“當時初創此體，格調未嚴”的結果。王世貞雖然比李氏更早看到此詩是拗體，但李氏看得較深入，提出“用字平仄之為拗體”、“用律平仄之為拗體”兩種細致分類，實乃新說。這已牽涉到律詩中拗調的問題，也就是句與句、聯與聯的問題，而不是一句中字詞的拗折，后來到清代李宗文《律詩四辨》中的《辯調》一卷才確切詳盡地作出各種拗調的分析，但較李啐光年代要延后很多。清代黃周星和施補華雖也意識到此問題，但亦已是后于李睟光，且未如李氏講得明晰。

　　李氏亦反對王維七律詩多用仄法的傾向：“王世貞言：‘摩詰七言律，一二首外多用仄法，不足學也。’此言似然矣。”引王氏語，說王維七律除一二首外，其它多用“仄法”，不足為學。王氏原文日：“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君,-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不可學。”仔細分析王維的20首七律詩，<應制》（即《奉和圣制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篇平仄的確符合一般七律標準。但《早朝》一篇卻不符合，其末聯“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向鳳池頭”與上聯“日色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失粘。王世貞可能看了前六句沒問題，就不看末二句，故不知此首也是“不拘常調”，導致李氏直引之而不覺。事實上，20首七律中，除《應制》一首外，還有《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賜宴樂敢書即事》、《敕賜百官櫻桃》、《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酬郭給事》、《既蒙宥罪旋復拜官伏感圣恩竊書鄙意兼奉簡新除使君等諸公》、《早秋山中作》、《送楊少府貶郴州》等共8首符合一般七律規范，余下12首都不合，故王世貞說“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

　　王氏又謂王維《酌酒》一詩四聯皆用仄法，上文已提到此首四聯都由“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兩個基本句組成，每聯上句首二字都用“仄仄”，不符合一般律詩規定，這應是王氏“皆

　　用仄法”之意。李睟光引用王說，卻說王維七律一二首外多用仄法，這并非王世貞原意，他只說王維《酌酒》一首用仄法，并非李氏所言“一二首外多用仄法”。另外，王世貞說王維“往往不拘常調”，已含貶意，其“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不可學”之說更見其反對四聯皆用仄法的拗體。李睟光亦反對用拗體為詩，并謂王氏之說“似然”，但細審李氏“一二首外多用仄法，不足學也”句意，他主要反對用仄法的拗體，與王氏既反對“不拘常調”的拗體，尤其反對用仄法的'拗體有所不同。王、李二人認為拗體不可學確有道理，誠如施補華所言：“此類甚多，要是當時初創此體，格調未嚴，今人不必學也。”到了王、李所處的明朝，律詩發展已臻完善，若反過來再模仿格律未成熟時的律詩寫法，實是退步，故二人評語雖較主觀，卻沒說錯。

　　二、論王維詩有沒有襲用他人詩句

　　李睟光對王維詩的第二個關注點是王維詩有沒有襲用李嘉佑詩句的問題，這是歷來討論不絕的公案。李氏謂：

　　《小說》云：“王維詩‘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文苑英華》集中句也。‘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佑詩也。”至以好竊人作訾之。按嘉佑乃維后輩人，維豈至于生吞活剝者乎？恐不然矣。楊升庵集引《青史子》日“柳者，夏木也。”此夏木，蓋謂柳也。

　　李睟光所引《小說>是指劉餗的《隋唐嘉話》。劉觫是唐玄宗時人，劉知幾之子，程毅中考證日：“今本《隋唐嘉話》，實即《傳記》（亦即《國史異纂》）及《小說》的異名。”可知《小說》與《隋唐嘉話》同指一書。“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出自王維《終南別業》，而他被認為襲用李嘉佑“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的“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則出自《積雨輞川莊作》。稍后的李肇《唐國史補》所說亦類近：“維有詩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佑詩也。”

　　后人多認為王維并非抄襲李嘉佑詩，宋葉夢得說：“唐人記‘水田……’為李嘉佑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為嘉佑點化，以自見其妙……”(445-446)宋周紫芝日：“‘水田……，此李嘉佑詩也。王摩詰乃云：‘漠漠水田……。，摩詰四字下得最為穩切。”宋李錞日：“唐人詩流傳訛謬，有一詩傳為兩人者。如‘漠漠水田……，，既日王維，又日李嘉佑，以全篇考之，摩詰詩也。”宋晁公武日：“李肇記維‘漠漠水田……’之句，以為竊李嘉佑者，今嘉佑之集無之，豈肇厚誣乎？”(446)葉夢得認為王維是為李嘉佑詩點化，周紫芝則認為王維用“漠漠”、“陰陰”兩疊詞甚妙。兩人雖然認為王詩勝于李詩，但都不否定王維可能看過李嘉佑詩。李錞則認為“漠漠”二句乃王維自創，晁公武更提出李嘉佑集中無“水田”二句，認為李肇厚誣王維。可見他們多不認為王維襲用李句，即便看過，也是助其點化。

　　李睟光引《小說》，指出有人質疑王維竊人詩句，但李氏認為李嘉佑是王維后輩人，王應不至于活剝李句，觀其“維豈至于生吞活剝者乎？”一句，其意應為：王維作為長輩，應不屑做生吞活剝后輩詩句的事情。比李睟光稍長的胡應麟也認為王不是襲李句，但論據不同：“世謂摩詰好用他人詩，如‘漠漠水田……’，乃李嘉佑語，此極可笑。摩詰盛唐，嘉佑中唐，安得前人預偷來者？此正嘉佑用摩詰詩。宋人習見摩詰，偶讀嘉佑集，得此便為奇貨。”(446)認為王維是盛唐人，不能預先竊襲中唐人詩句，并認為李用王句。其論據是因年代先后而不能偷用，與李睟光的論據是因輩份而不屑襲用不同。清沈德潛受胡應麟影響，其《唐詩別集》云：“俗說謂‘水田……’，乃李嘉佑句，右丞襲用之，不知本句之妙，全在‘漠漠，、‘陰陰，，去上二字，乃死句也，況王在李前，安得云王襲李耶？”(446-447)對于胡、沈二人之觀點，清人張宗楠卻不以為然：“又案李嘉佑天寶七年(748)進士，視右丞開元登第時后二十載，然考右丞之歿在上元初年(761)，固非渺不相及也。”(447)認為李嘉佑雖登第遲于王維二十年，但王維至上元初年才逝世，故他仍有可能襲用李句。

　　綜上所論，王維襲李嘉佑句的說法不成立，大家認為王維非襲李詩之理據有五：其一，從詩風上證明“漠漠”二句是王維自創，如李錞之見；其二，以嘉佑集中無“水田”二句以證詩句屬王維，晁公武持此見；其三，即使王維看過李詩，但也只是為其增益點化，而非襲用，葉夢得、周紫芝持此見；其四，因嘉佑年代后于王維，故王維不能預偷其句，如胡應麟、沈德潛之見；其五，王維是嘉佑長輩，王維應不至于竊用其句，李睟光持此見。五說中，以其四、其五之說服力較強，其一從詩風上辨識較主觀，難以作準；其二雖有說服力，但亦不排除有此詩句散佚的可能；其三雖說是王維點化李句，但其實就等于默認王維活用其句了。其四甚具說服力，據陳鐵民的編年，王維《積雨輞川莊作》一詩屬《輞川之什》，此詩“收入天寶初得輞川別業之后至安史之亂爆發以前所寫與隱居輞川有關的詩歌”。換言之，此詩作于天寶初(742)至天寶十四載(755)14年間。而根據沈文凡、王海霞的考證，李嘉佑生年應在“開元十三年至開元十七、八年間(729～730)”，卒年應在“建中三、四年間(783～784)”。那么王維，作此詩時最小已有41歲，最大已是54歲；而李嘉佑此時最多只有20歲或33歲，故李襲王句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不過，正如張宗楠的見解，王維至上元初年(761)才逝世，故王維仍有可能襲用李句。所以，筆者反覺得其五即李睟光之說較可取，原因是王維最少較李嘉佑大21年，王維又怎么會至于厚顏至襲用一個比自己年輕21載且詩名遠遜于自己的詩人之句呢？而且李睟光引用資料上溯至劉觫的《隋唐嘉話》，比一般人引用較后的李肇《唐國史補》為優，也是其詩評較有價值之處。

　　三、論王維《早朝》詩高下

　　《早朝》詩乃賈至原唱，岑參、王維、杜甫和之，歷來對四詩的優劣排名多有討論。自宋以來，詩評家對四者先后多有論評，茲按年代先后羅列如下：宋胡仔：“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為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皆佳絕。”宋楊萬里：“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倡和<早朝大明官》，乃為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最佳。”(元方回：“四人《早朝》之作，俱偉麗可喜，不但東坡所賞子美‘龍蛇’、‘燕雀’一聯也。”元楊載：“榮遇之

　　詩，要富貴尊嚴，典雅溫厚。寫意要閑雅，美麗清細，如王維、賈至諸公《早朝》之作，氣格雄深，句意嚴整……。”明顧磷：“右丞此篇，直與老杜頡頏，后惟岑參及之，他皆不及。蓋氣概闊大，音律雄渾，句法典重，用字清新，無所不備故也。或猶未全美，以用衣服字太多耳。”胡應麟：“《蚤朝》四詩妙絕今古。賈舍人起結宏響，其工語在‘千條弱柳’一聯，第非作者所難也。工部詩全首輕揚，較他篇沉著渾雄，如出二手。……王、岑二作俱神妙，間未易優劣。昔人謂王服色太多，余以它句猶可，至‘冕旒，、‘龍袞’之犯，斷不能為詞。嘉州較似工密，乃‘曙光，、‘曉鐘’，亦覺微纇。又‘春’字兩見篇中，則二君之作，尚匪絕瑕之璧也。”胡震亨：“早朝四詩，名手匯此一題，覺右丞擅場，嘉州稱亞，獨老杜為滯鈍無色。……”唐汝詢：“岑王矯矯不相下，舍人則雁行，少陵當退舍。”吳昌祺：“岑詩用意周密，格律精嚴，當為第一，賈至亦不能勝杜。”毛奇齡：“律，律也，既題早朝，則雞鳴曉鐘衣冠閭闔律法如是矣。王維歉于岑參者。岑能以《花迎柳拂陽春》一曲補舍人原唱“春色”二字，則王稍減耳。其它則無不同者。何則？律故也。杜即不然，王母仙桃，非朝事也。堂成而燕雀賀，非朝時境也。五夜便日暖夜耶？舛也。且日暖非早時也。若夫旌旗之動，宮殿之高，未嘗朝者也。日朝罷，亂也。詩成與早朝半四句，乏主客也。如是非律矣。”沈德潛：“早朝倡和詩右丞正大；嘉州明秀，有魯衛之目；賈作平平；杜作無朝之正位，不存可也。”趙殿成：“《早朝》四作，氣格雄深，句調工麗，皆律詩之佳者。結句俱用鳳池事，惟老杜獨別，此其妙處不容掩者也。若評較全篇，定其軒輊，則岑為上，王次之，杜、賈為下……”紀昀：“四公皆盛唐巨手，同時唱和，世所艷稱。然此種題目無性情風旨之可言，仍是初唐應制之體。但色較鮮明，氣較生動，各能不失本質耳。”方東樹：“岑參……起二句‘早’字，三四句大明宮早朝，五六正寫朝時。收和詩，勻稱。原唱及摩詰、子美，無以過之。”施補華：“和賈至舍人早朝詩究以岑參為第一，‘花迎劍佩，柳拂旌旗’，何等華貴自然。摩詰‘九天閶闔，一聯失之廓落。少陵‘九重春色醉仙桃’更不妥矣。”他們評論的角度各有不同，限于本文主題，不擬細致展開，現根據這15家對四詩的排名，列表如下：

　　一，認為岑作最佳者有8位，王作6位，其余排名各1位。二，就最多人認可的排位組合而言，認為四詩不分軒輊者有3位，優劣排序依次為王岑賈杜的有兩位，岑王賈杜的有1位。三，有4位認為杜作最劣，有兩位認為賈作最劣。配合這三個分析結果，按票多者的原則細察之，則四詩中，以岑詩最佳，王詩次之，賈詩再次，杜詩最后，也就是毛奇齡的排名占主導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李睟光對四詩亦甚為著意：

　　《早朝大明宮》詩，古人以岑參為第一，王維為第二，杜甫為第三，賈至為第四。余謂四詩俱絕佳，未易優劣。若言其微瑕，則岑參“鶯囀皇州春色闌”似餒。而連用“曙”“曉”二字。且“花迎劍佩”一聯好矣，而“星初落”三字，似不襯矣。王維詩疊使衣色字，且“翠云裘”“冕旒”“袞龍”等語，似疊矣。杜甫詩“五夜漏聲催曉箭”。既日“五夜”，則似不當言曉。且“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工則工矣，但于早朝似泛矣。賈至詩首句甚佳，而“劍佩聲隨玉墀步”一聯，似松矣。大抵四詩結句皆用鳳池，所謂和也，杜作乃用鳳毛以結之，最妙。余僭論至此，不敢質言，故著六“似”字以俟知者。

　　李睟光“余謂四詩俱絕佳，未易優劣”的評論近于胡仔、方回，即四詩不分軒輊，然而他又有獨到見解，認為岑作連用“曙”、“曉”二字未佳，這是受胡應麟影響。李氏又說岑作“鶯囀”一句似軟弱無力，“星初落”三字未襯“花迎劍佩”一聯。這的確有理，蓋此二句扣“早”著筆，而第二句卻寫暮春鶯囀，使“早”之意味減退，又使全詩的堂皇色彩變淡，故李氏說第二句“似餒”；“花迎”一聯寫花朵迎接著佩劍的官員，柳條吹動旗幟而露水未干，但岑作卻用了星剛隱落的寂寥景象作襯，襯不起官員的颯爽雄姿。此二點俱為前人所未道。對于王維詩，李氏謂其“翠云裘”、“冕旒”、“袞龍”等衣色語“似疊矣”，這是受顧磷“用衣服字太多耳”及胡應麟“至‘冕旒’‘龍袞”’之犯，斷不能為詞”意見的影響。惟此詩雖多用衣色詞，但層次各有不同，“翠云裘”是寫皇帝視朝的御衣，“冕旒”是皇帝的朝冠，“袞龍”是龍袍上的袞龍，雖然都可象征皇帝，但“翠云裘”句是寫女官剛把翠裘送來皇上視朝，扣“早”字；而“冕旒”句是寫各國官員來朝拜，乃朝見情境；“袞龍”句是寫香煙似浮起龍袍上的袞龍，乃朝見之景色，對象、層次、詞義俱有不同，不至于犯疊。至于杜詩，李氏謂“五夜漏聲催曉箭”一句，“既日‘五夜’，則似不當言曉”，此說有誤，因五更滴漏之聲，催促曉箭出來，正說明時間的轉移，而非“五夜”即“曉”，故并無問題。李氏又謂杜詩“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聯“工則工矣，但于早朝似泛矣”，說未穩，蓋杜甫和此詩時，正值唐室平定安史之亂后，肅宗還京，入主大明官，唐室正轉危為安，恢復國力之際，故上句表面上是說旌旗上的龍蛇圖案在飄動，實際比喻隱退之賢士因為日暖（唐室復興）而出來輔弼君主。下句則表面上說宮殿檐角有燕雀高飛，實際是指于唐室復盛之際，連燕雀般昔日出身不高的人也可在此圣明之時獲得厚遇，可見此聯極富深意。最后李氏謂賈詩首句“銀燭朝天紫陌長”甚佳，這確是事實，一副早朝時恢宏興盛之貌活現眼前，而謂其“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一聯“似松矣”亦頗有見地，蓋“劍佩聲隨”、“衣冠身惹”之構詞不夠緊密，可各自以二字表達，毋需四字，“聲隨”、“身惹”兩詞實可多寫一層意思，而且整聯

　　意思不夠豐富，與首句相比稍遜。李氏又謂四詩之結句都切鳳池，拍合和詩主題，是前人未道的。蓋賈詩首唱用“鳳池”，扣官署，余三人既是兩省僚友，必須就此二字發揮，方繳足和意。那么原唱能否緊扣“鳳池”，余三人能否扣合“鳳池”之意唱和，就成了四詩分出高下的其中一個標準，李氏能看出此點甚佳。李氏又謂四詩以杜作結得最妙，此論亦富新意，“鳳毛”是子承父業之典，賈至父親賈曾在開元初年曾拜中書舍人，后賈至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中書舍人。賈至承家學，與父親都做過中書舍人，故杜詩結句之妙乃在此。李睟光論得甚有深度，到了后來趙殿成才發表“結句俱用鳳池事，惟老杜獨別，此其妙處不容掩者也”的議論，已與李氏相隔百多年。

　　總之，李睟光評語可取處有三：一，四首《早朝》詩的確有優點有微疵，難分高下；二，李氏對諸詩評語有超越前人處，如對岑詩寫景未襯合處，對賈作首句之稱賞及“劍佩”一聯結構松散之見，以及指出四詩歸結“鳳池”之妙和杜詩以“鳳毛”結句最妙等，都是前人所未道。三，李氏評王維詩衣色字略多，雖未擺脫顧磷及胡應麟的影響，惟他對王作只有此點批評，足見他對王維詩甚為稱賞。四、論王維詩風李睟光論及王維詩風時謂：

　　王維詩日：“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青苔色，欲上人衣來。”又“人家在仙掌，云氣欲生衣。”孟浩然詩：“微云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皆佳，而不載本集，可惜。孟詩主于恬淡，而讀王維“云氣生衣”之句，令人飄飄有凌云想。(316—317)

　　“輕陰”四句乃王維《書事》詩，“人家”二句是殘句，李睟光認為兩者都是王維詩，其說來自楊慎的《詩話補遺》。本文采用陳鐵民《（王維集校注）》前言》說法，暫不以此二句為王維作。李睟光謂：“讀王維‘云氣生衣’之句，令人飄飄有凌云想。”暫勿論此二句是否王維作，“令人飄飄有凌云想”確是王維詩（尤其是絕句）的特色。觀其《書事》一詩：小雨已停止，天色微陰；深院之門，白日也懶去開啟；且看經小雨滋潤的青苔，光澤亮麗，綠色映滿衣襟，似欲上人衣而來。寫綠意充滿生機，形象鮮明，余味無窮，誠如洪覺范《天廚禁臠》所云：“含有不盡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李氏評語當指此意。 五、論王維詩對后人影響 《芝峰類說》中也曾將王維詩與宋詩和高麗 詩作比較：

　　王維詩：“為客黃金盡，還家白發新。”宋唐子西云：“桂玉黃金盡，風塵白發新。”高麗鄭圃隱效之日：“游說黃金盡，思歸白發生。”此二詩皆不及王維為有味，乃優劣之辨也。

　　王維句出自<送丘為落第歸江東》，原詩日：“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白發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知禰不能薦，羞為獻納臣。”李睟光引兩詩作比較，一為宋人唐庚（字子西，1069 -1120）的《次韻強幼安冬日旅舍》：“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舉杯頻。桂玉黃金盡，風塵白發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另一首是高麗人鄭夢周（號圃隱，1337-1392）的《旅懷》：．“水國春光動，天涯客未行。草連千里綠，月共故鄉明。游說黃金盡，思歸白發生。男兒四方志，不獨為功名。”

　　以唐、鄭詩與王維詩比較，確如李氏所言，當以王詩為勝。王詩“為客黃金盡”一句用蘇秦說秦王典，《戰國策》云：“（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詩句謂丘為作客京師，黃金（盤纏）已用盡，但如蘇秦一樣，其說不行，丘為不能登第。但此句之妙在于含有預祝丘為再接再厲而高中之意，因為蘇秦后來是成功的，其說得行。這就是李氏說王詩有余味之意。王詩下句“還家白發新”，謂丘為未能中進士，失意頹唐，加上飽歷逆旅之苦，故新生白發，同時此句也指出丘為留京時間不短。自首聯“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可知，“柳條春”指第二年春天已到，這說明丘為已兩次下第，因為唐代進士試在每年正月初春，二三月間放榜，常有舉子落第后不即歸鄉，留待明年再試。證之歷史，《唐才子傳》日：“為，嘉興人。初累舉不第，歸山讀書數年。天寶初，劉單榜進土。”丘為確是累舉不第后才中舉，長年不第，不得已作還家之計，亦不免白發增生。故此二句其情甚深。就全詩而言，首三句寫落第，第四句轉入寫歸及引出落拓之貌，五六句寫丘為只身返江東，最后寫王維自身，謂可惜自己不能如孔融薦禰衡般推薦丘為。可見，李氏說“為客”聯“有味”，除上述用蘇秦典之深遠喻義（包括丘為下第而盤纏用盡、王維對他再接再厲的祝愿、白發新生、久客京師、多次下第等）之外，亦在于此聯接上聯之“不得意”，開下聯之“歸”，章法井然，作者之“憐”及丘為之“不得意”的情感貫穿全篇，余味盎然。

　　再看唐庚的“桂玉黃金盡，風塵白發新”。前句“桂玉”是“桂玉之地”的簡稱，指京師，謂在京師盤纏已用盡；后句“風塵”指行旅之苦，謂奔波在外而致白發新生。此詩寫年紀老邁，異鄉人在京師作客、孤獨之苦，情感雖真而限于個人，且“說不行”之意不顯，未夠王維“為客”句情深；且整聯亦未如王詩般以“為客”接上，“還家”連下，故稍欠渾成；加上王詩在前，唐作受其影響而新意無多，故被李睟光評為不及王句有味。至于鄭夢周“游說黃金盡，思歸白發生”一聯，更等而下之。此聯上句直用蘇秦典，“游說”二字欠精煉，蓋“黃金盡”已含“游說”意，因游說而致盤纏用盡，因思歸而白發生出，用詞亦過于直露。“白發生”亦不及“白發新”意義豐富，蓋前者只謂白發生出；而后者是白發新近生出。加上全詩只是寫旅居日本未返的思家之感，為一般抒懷，比不上唐庚客老他鄉之情深，更比不上王維憐憫摯友不得意又愛莫能助之有味。李氏以是否“有味”（余味情深）作為評三詩優劣的標準，其說甚穩。

　　王維詩對后世影響深遠，模仿其詩或點化其句者甚多，但李睟光對宋人黃庭堅點化王維句的做法甚為不滿，認為是“不成語”：

　　王維詩：“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山谷用之日：“幄中已斷匈奴臂，軍前更飲月支頭。”只換“幄中”“軍前”四字，而優劣判矣。山谷詩又日：“歸鞍懸月支。”則尤不成語矣。

　　王詩出自《燕支行》，李睟光謂黃庭堅詩句中只換“幄中”、“軍前”四字，而優劣已定，觀李氏此條末句“尤不成語”四字可知，“優劣判矣”當指王詩優而山谷詩劣。山谷此詩出自《和游景叔月報三捷》，他刻意將王句點化，將“拔劍”改成“幄中”，將“歸鞍”改成“軍前”，其意應是：在軍帳中已能斷匈奴之臂，在軍前對著將士以月支頭顱飲酒。其目的是強調將軍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英明，及加強殺敵立功、炫耀戰功的效果。但在幄中而斷匈奴之臂較費解，況且前文用“幄中”，讀者自會期待下文是識破敵方計謀之類，

　　接敵人身體部位，實在不自然。

　　反觀王維原句，“拔劍”已斷匈奴之臂，鮮明地寫出殺敵之快乃在電光火石間，突出將士驍勇，蓋拔劍確能斷匈奴臂，與幄中斷人臂之費解不同，運詞自然，勝于山谷點化。至于王維下句“歸鞍共飲”亦勝過山谷的“軍前更飲”，蓋后者只是強調個人英勇形象，前者則既道出殺敵速度快，瞬間已回到馬上，也勾勒出與同袍共慶勝利之興奮形象，再看山谷另一個點化的例子，其《次韻奉送公定》有詩句謂“勝箭洗蹀血，歸鞍懸月支”，以“月支”借指“月支頭”，但“月支”是國名或民族名，不宜指月支之頭，山谷雖想用“懸”字補充其意，但確實有點不成詞，故李睟光評為“尤不成語”。總之，李氏評山谷點化此等詩句弱于王維原句的意見是可取的。 六、結論 朝鮮人李睟光評王維詩時，關注的問題有五個方面：格律拗體，是否有襲用，與后人同時詩之比較，詩風，對后人（包括朝鮮人）的影響等，涉及王詩的內容、形式、影響等諸多方面。其中更包括有關王維研究的兩個著名公案：是否襲用李嘉佑句，《早朝》詩四家優劣。足見李氏評論面甚廣。

　　不僅如此，李氏詩評頗有富于新意而圓滿可取者。如從王維詩中歸結出拗體分為“用字平仄之為拗體”、“用律平仄之為拗體”，此看法要到清代才有較明晰的解說；李氏指出王維因長輩身份不會襲用李嘉佑句，論據新而較有說服力；李氏既引中國詩，又引高麗詩以證明王維句較有余味，客觀而富有新意；李氏論王維《早朝》詩雖然部分因循舊說，但仍富新意而可取；李氏所提意見部分未穩，但如評王維詩“令人飄飄有凌云想”卻深中肯綮。

　　李睟光十分肯定王維詩的成就和影響，但又敢于批評王維詩，且有理有據，態度客觀。而他本人是十六、十七世紀朝鮮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其看法及其所代表的朝鮮人賞詩的獨到視野，對王維詩的研究起到了補充和發展的作用，富有積極和嶄新的意義。

　　李氏詩評中部分因循中國詩話之見不值得稱許，但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詩學對朝鮮詩學的影響和貢獻。同時，李氏解王維詩時采取的條列、印象式的評鑒方式，與中國詩話相類，亦是十六、十七世紀我國詩話對朝鮮人影響的明證。此是李氏詩評所附帶的一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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