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目標：
1、知識與能力：了解《詩經》的文學價值，認識其表現形式，培養鑒賞能力。
2、過程與方法：運用朗讀教學法。
3、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培養熱愛祖國優秀文化的感情，吸收有益的成份。
教學重、難點：詩歌的藝術感染力。
教學過程：
一、整體把握
靜女
這首民歌以一個青年男子的口吻敘寫與情人幽會的情景。開篇先寫了少女的羞怯與頑皮，男子的急切與熱烈。接著寫少女贈送愛情的禮物--從牧場上采來的茅草。最后直抒胸臆：茅草之所以非常珍貴，是因為它是心上人為我采來的。
這首民歌運用通俗明白的口頭語言和對比烘托的手法，生動地再現了遠古時期青年男女密約幽會的愛情生活。感情真率，純樸自然。
氓
1.故事和人物
這是一首敘事詩，它以一個女子自述的口吻，講述了她自己的婚戀悲劇。詩的一開頭從兩人定情寫起，“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口氣活潑俏皮，見出女主人公率真直爽的個性。“送子涉淇……秋以為期”，寫她雖然責怪“氓”沒有請媒人來正式提親，沒有立即答應“氓”的求婚，可是面對生氣惱火的“氓”，她情意綿綿地一路相送，并溫柔地勸慰他，最終答應秋天辦婚事。這幾句表現了她是一個溫柔而有主見的女子。從詩的最后一章里的“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來看，兩人小時候是鄰居，關系很融洽，后來由于某種原因，兩人的家離得比較遠。因此，兩人之間是有深厚的感情基礎的，“氓”貿然來求婚并不冒失，女子答應了他也不是出于輕信。
兩人關系明確后，女子開始享受甜蜜(有時候帶點苦味)的戀愛生活。“不見復關……載笑載言”寫出了女子對愛人的深摯依戀。“爾卜爾筮……以我賄遷”寫兩人很順利地結婚了。
“桑之未落……不可說也”是議論性的詩句，它暫時中斷敘事，卻又隱隱暗示了接下來故事的走向。“吁嗟鳩兮……無與士耽”連用兩個感嘆句，語調激切，以警醒、提示的口吻勸告所有的女性；“士之耽兮……不可說也”，語氣舒緩下來，流露出女主人公的無奈和無助，令人同情。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兩句，透過桑葉衰敗的景象讓人預感到不如意的事情終究發生了。第四、五兩章總括婚后生活狀況，并表明兩人關系破裂的原因在“氓”。雪上加霜的是，女子的兄弟不但不同情她，反而笑話她，她只能自己傷心!回憶至此，女主人公的心情低落到極點。
最后一章表明女子決絕的態度。回想幼年時的歡樂、戀愛時的盟誓、婚后的變卦，怨憤、留戀、痛苦等復雜情緒一時都涌上心頭，但她已經對“氓”徹底失去了信心，只有干脆明了地說算了吧!這種處理方式表現出女子的清醒與堅強。
2.敘事、抒情、議論熔為一爐
全詩以敘事為主，不過，女主人公在回憶中的感情變化不時打斷敘事，加入一些感慨和議論。例如，當她講到兩人由戀愛到結婚時，就中止敘述，用形象的比喻勸告女性不要過于相信男子的愛情，表現了她后悔、痛苦的心情。第四章講到婚后男子行為蛻變的時候，她怨憤地罵道：“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最后一章則全是女子的感情表白，抒情性強。
二、問題探究
1.《氓》中哪些詩句是比興句？好處是什么？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及“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是比興句。這兩處使用比興手法的好處有：
結構上：①在敘事中插入比興句，使敘事暫時中斷，這樣就避免了敘事的平鋪直敘，一覽無余；②所插入的比興句在內容上又起了暗示作用，讀者能從中意識到女子的婚后生活并不美滿，因此，敘事的線索似斷實連；③詩的前半部分寫婚前，后半部分寫婚后，中間的比興起過渡作用。
內容上：①比興句喚起人豐富的聯想。“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和“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一般認為它們分別比擬女子容顏的潤澤和衰老，并相應地推測女子年長色衰是“氓”變心的重要原因。不過，也不妨理解得寬泛些，比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給人以生機勃勃的感覺，如同女主人公和“氓”之間情意濃密時；“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的景象，則如同兩人感情枯竭時。②用女子很熟悉的桑樹作比，與女主人公勞動女性的身份非常切合(從“抱布貿絲”一句來看，她養蠶做絲)，富于生活氣息，同時還暗示了她的勤勞。
2.“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為什么一直備受人們的贊賞？
這四句詩里含有兩個典型畫面，一是春天里微風輕吹，柳枝飄拂的畫面，一是寒冬時節雪花紛飛的畫面，抒情主人公的感情就蘊涵在這兩個畫面中，而沒有明說出來。這樣，以景寫情，情景交融，顯得既富于形象性，又含而不露，耐人尋味，給讀者的欣賞活動創造了很大的空間。
清人王夫之在《姜齋詩話》里這樣評價這四句詩：“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也就是說當初離家出征的時候，心里是悲傷的，卻用楊柳春風這樣的明媚春光來反襯；如今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是高興的，卻用大雪紛飛這樣的嚴寒景象來反襯。王夫之認為走在回鄉路上的士卒心里是“樂”的，這種理解未必正確。這位士卒一直非常牽掛家里，心里非常痛苦，當他終于能夠結束服役回家的時候，他的心里不只是單純的高興，而是百感交集。他希望馬上能回到家中，與家人團聚，而同時又會不由自主地擔心家里發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因為自己離開家已經很久了。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楊柳依依”和“雨雪霏霏”的對比給他一種不勝今昔之感，正符合此時他復雜的感情。
三、有關資料：
<一>、《詩經》的編排分類
前人有“六詩”“六義”“四始”的說法。《周禮春官大(太)師》中說：“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在《毛詩序》里，“六詩”又叫做“六義”。對這兩個名詞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其中，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的解釋較有代表性。他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并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他認為風、雅、頌是詩的不同體制，賦、比、興是詩的不同表現手法，這看法被長期沿用下來。至于《毛詩序》中又把風、小雅、大雅和頌說成是王道興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則是出于封建禮教的觀點對《詩經》所作的曲解。
《詩經》中的“風”是各諸侯國的土風歌謠，大多數是民歌，最富于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風”又分為周南、召南、邶、、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國風，共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區的正聲雅樂，共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于諸侯朝會；“小雅”74篇，用于貴族宴享。“頌”是統治階級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又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詩經》各部分的產生時間，一般認為“周頌”和“大雅”的大部分產生于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產生于西周后期和周室東遷之初，“國風”中除有一些西周時期的作品外，多數篇章以及“魯頌”“商頌”的全部都產生于春秋時期。就具體篇章說，產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等，它們是周的早期史詩，其原始形態在武王伐紂之前可能就已存在。產生年代最晚的是《陳風株林》，內容是諷刺陳靈公的，當作于魯宣公十年(前599年)之前。
<二>、《詩經》的表現手法
《詩經》的表現手法，前人概括為賦、比、興。朱熹在《詩集傳》中解釋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這種解釋比較通行。賦就是陳述鋪敘的意思，一般多見于《頌》和《大雅》；但像《七月》《氓》《溱》等優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賦的手法。比就是譬喻，對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鮮明突出。如《風相鼠》《魏風碩鼠》用令人憎惡的老鼠來比喻統治者的不講禮儀、貪婪可惡；《衛風氓》中用桑樹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變衰。興是借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發端，以引起所要歌詠的內容。興同詩歌內容有一定的聯系。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詩，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起興，使人從桃花盛開聯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風燕燕》是一首送別詩，以“燕燕于飛，差池其羽”起興，使人從燕子飛時的差池不齊聯想到送別時的依戀之情。比興手法的運用，能加強詩歌的生動性和鮮明性，增加詩的韻味和形象感染力。比興手法對后世詩歌的創作有很大影響。
《詩經》善于運用章句的重疊來表達思想感情，使詩歌在音律上和修辭上都收到美的效果。這種情況在《國風》和《小雅》的部分詩篇中尤為突出。有的通篇重疊，各章對應地只換幾個字，如《周南》；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疊，如《周南漢廣》；有的隔章重疊，重首重尾，如《周南關雎》。重疊便于記憶和詠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回旋反復，可以增加詩歌的音樂性和節奏感，更充分地抒發情懷。《詩經》中還運用了疊字、雙聲、疊韻等修辭手段，如“風雨凄凄，雞鳴喈喈”“風雨蕭蕭，雞鳴膠膠”，其中的“凄凄”“喈喈”“蕭蕭”“膠膠”都是疊字；雙聲如“參差”“踟躕”等；疊韻如“窈窕”“崔嵬”等。這些修辭手段的大量運用，不僅增加了詩的音樂美，而且表達出細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的特征和屬性。
(選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
<三>、《氓》淺析
《氓》是《詩經》中一首帶有敘事性質的抒情長詩。作品通過一位被損害、被遺棄的婦女的自述，描寫了她不幸的婚姻生活，反映了在封建社會夫婦間所常見的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事件。詩中女主人公無可告示、無處申訴的哀苦、難言的悔恨和決絕的心志，至今讀來仍使我們深為感動。
全詩共分六章，每章十句，全部以女主人公自敘的口吻寫成。
第一、二章是女子追憶當年戀愛、結婚的經過。詩歌開篇便推出一位男子的形象，“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氓”是對一般男子的稱呼，詩中“抱布貿絲”的氓，看來是一位做販絲生意的小商人。“蚩蚩”可解作“敦厚之貌”(《毛傳》)或“殷厚之貌”(《后漢書崔骃傳》)。需要說明的是，現今一些注釋認為“氓”是對詩中男子的鄙稱(顧棟高說)；改“蚩蚩”為“嗤嗤”，釋作戲笑之貌(馬瑞辰說)，譯成嬉皮笑臉。這樣解釋我以為略有不妥：“氓”來向女子求婚，他當時的容貌并沒有給對方造成輕浮、諂媚的印象，而正相反，他略帶癡憨的外表卻取得了女子的信任。女主人公在回憶初戀情景時沒有否認這一點，這在下文也可以進一步證明。“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在相送的路上，女子應允了“氓”的求婚，并且約定了婚期。從她寬慰男子的話語中，可以推知“氓”曾急切地要求立即成婚，以至一度慍怒，而女子輕信了他的“熱情”。“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詩句所表現的處在熱戀中的女子的心情是顯而易見的，女主人公每每癡情地登上圍墻，佇立遠望，她焦灼不安地盼望著與男子見面，等待著婚期的到來。此處的“復關”，猶言重關(用王先謙說，見《詩三家義集疏》)，當指“氓”所居住的地方，這里詩句以地名代指人。“氓”終于來了，女子歡天喜地地迎接他，“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既然卜龜算卦都是吉兆，女子就帶著她的財物，坐上男子的車和他一起去了。
朱熹稱此兩章：“賦也”，即“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詩人是采用了直接鋪陳的敘事手法，而同時我們又在女主人公的敘說中明顯地感到她深深的懊悔之情，她懊悔自己的沉溺于愛情，懊悔婚事的簡單而倉促。第三、四章轉為抒情，她以追悔的口吻發出悲傷的感嘆。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女主人公以桑樹的繁茂，比喻男女未成婚時情意的濃厚，以斑鳩貪食桑葚比喻自己的自陷情網。她在婚后不幸的境遇中，痛切地感到男女在愛情生活上的不平等，她向廣大的姐妹們發出呼喊，告誡她們千萬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第四章首句仍以桑樹作比，“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女子以桑樹的日漸凋零比喻夫妻情意的淡漠。“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婚后多年的生活是貧困的，但女子并未因貧窮而有絲毫動搖和改變，對于男子的“貳其行”，她禁不住大聲斥責：“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詩句中的“三歲”，泛指多年，并非實數。“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歷來有兩種解釋：《毛詩正義》據鄭箋釋為“言己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水漸車之難而來，明己專心于汝”；另一說認為此指女子被休棄后渡淇水而歸的情形。根據前后詩句語氣的連貫，我們以為用第一說較為妥當，女子自訴婚后的貧苦生活，想到當初毅然渡淇水而來，至今自己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男子的事，而他卻三心二意，因此好不怨恨。至于女子是否已被休棄歸家，這只能是推測。
三、四兩章中，無論是女主人公從切身的沉痛教訓中發出的帶有哲理的慨嘆，還是她對丈夫的怨恨和斥責，都充分地反映出封建社會中婦女所處的卑下地位和普遍遭受到的不平等境遇。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第五章開頭四句簡要地概括了她多年來的勞苦生活，她任勞任怨地承受著家庭給予她的重擔。可是丈夫不但不體諒她，反而“言既遂矣，至于暴矣”，成家立業、占有女人的目的都達到了，他就開始粗暴地虐待她。回娘家只有遭到弟兄們的嘲笑。女子“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最后一章女主人公在無法排解的悲傷中表示了自己決絕的態度。“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許多注本據“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一句推想這女子未成年時即與“氓”相識，但這畢竟是猜測。這幾句我們認為亦可這樣意譯：“淇水有岸，隰也有畔，小孩子在一起玩，說說笑笑自然誰也不計較，堂堂男子發誓賭咒，想不到竟說了不算!他那些背信棄義的事我再也不想了，就這樣算了吧!”
全詩為我們展示了兩個鮮明的人物形象。一個是卑鄙的男子“氓”的形象。雖然這個小商人看起來很老實，但實際上卻是個無感情、無信義、自私自利的壞家伙。他以虛假的熱情欺騙了淳樸的少女，用謊誓空咒贏得了女子的信任，女人對他來說是勞動力和滿足私欲的工具，一旦騙取到手，便露出了卑劣、兇暴的本相。詩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善良、熱情的勞動婦女的形象。她勤勞、淳樸、不畏貧苦，與“氓”結婚后，真誠地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氓”身上。然而婚后丈夫對她日甚一日的暴虐和欺侮，使她“及爾偕老”的愿望完全破滅了，她由忍耐、不平而轉為怨恨，終于發出痛楚的呼喊。詩中表露的她的怨恨更多于悲傷。使我們看到封建社會中婦女所受的壓迫和欺凌。
在《詩經》中可視為《氓》的“姊妹篇”的是《邶風谷風》。《谷風》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位被遺棄的女子，不同的是她對喜新厭舊、已經另娶新人的男子仍抱以極大的希望。她對親手操持起來的家懷有深厚的感情，當想到自己在這個家中已無一席之地時，她痛苦萬狀。“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違，及爾偕死”，她悲戚的哭訴和哀求與《氓》的女主人公相比顯然是過于凄愴而柔弱了。自然，無論是怨恨還是希求，對于強橫的夫權加在她們身上的重壓說來，她們都是永遠備受蹂躪的弱者。
千百年來，《氓》的詩意一直受到嚴重歪曲。《詩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衛宣公確是個荒淫無恥的國君(可參看《左傳》桓公十六年的記載)，但是當時民風如何，《氓》是否為此時之作，完全是漢人的臆斷。為維護封建婚姻禮制，歷代牽強附會之說甚多。《詩集傳》斥詩中女子為“淫婦”：“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把有傷風化的種種根源歸罪于婦女的淫亂，這也是封建統治者慣用的做法。
在藝術表現手法方面，《氓》亦有著突出的特點，為后代詩歌創作提供了借鑒。全詩是以女主人公自述的形式寫成的，詩人成功地運用了邊敘事邊抒情的手法，在敘事中抒情，又在感情的抒發中將人物的身世、遭遇徐徐道出，兩者有機地融合，對于充分表現棄婦又怨又恨、又要完全忘卻，又無法擺脫的復雜、矛盾的心理是再恰當不過了。這一手法不僅為后代許多類似題材的詩歌創作所繼承，并對我國敘事詩歌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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