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社會變遷下農村體育結構的變化論文
論文摘要社會變遷下的農村體育是個復雜而又龐大的系統，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發展存在著地區和文化上的巨大差異。社會的變遷是我國當前最為突出的社會現狀，從宏觀上影響著中國農村體育的發展。本研究將從社會變遷的角度對農村體育結構變化進行分析，通過梳理分析得出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的主體、農村體育的基本單元、農村體育階層結構、農村體育文化以及農村體育組織形式及組織內容都存在著動態的影響作用。旨在為農村體育的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為農村體育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論文關鍵詞農村體育 社會變遷 影響變化
農村體育作為構建農村和諧社會中的一部分，是不能被忽視的。目前，我國社會發生出了巨大的變遷，這種社會變遷使農村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功能發生顯著變化，進而改變了農村體育的結構和功能。農民的流動必然會對農村體育發生作用，它既給農村體育發展帶來了發展的機遇，也給農村體育發展造成一定的沖擊。一方面，流動人口把城市文明、城市觀念和生活方式等傳播到農村，“使廣大的農村人口了解了城市文明，有利于改變鄉村的封閉意識，間接地起到了促進人口城市化進展的作用。”而這種觀念的變化也包括體育觀念的變化，通過外出務工人員將積極的體育健身觀念帶回農村，對農村體育是一個有力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這種社會遷移給農村體育的發展，帶來了新的考驗和挑戰。廣大農民年齡出現兩極化，新的社會結構下如何發展農村體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社會生產結構對農村體育主體在時間上的動態影響
社會生產結構的變化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漸發生變化，這些也是導致農村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隨著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參與到城市建設中去。于是農村主要勞動力非農業化。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間，我國約有2億多農業勞動力（含常年外出打工人員）轉向非農產業，平均每年可達700-900萬。全國現有農村勞動力4.97億人，其中青壯年勞力大量流入城市，真正常年從事農業生產的大都是“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2004年國家統計局農村住戶抽樣調查顯示，農村從事農業的農民中有一半以上為女性，農業從業人員從年齡結構上看，有三分之二的人為36歲以上的，51歲以上的高年齡組人員也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大批青壯年進城務工成為農民工，從而使非農業生產成為農民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但是外出務工存在收入上的很大風險，而且相對于城市中高額的生活費來說，他們在城務工的收入無法支持一個家庭在城市中生活，甚至無法支持個人長期生活在城市中。這就迫使農民以農村的耕地作為他們最后的生存保障，因而他們只能長期流動于城市和農村之間。
農民工的動態流動改變農村體育的結構，同時影響著農村體育的發展。
首先是流動性帶給農村體育的改變：農民工的長期流動性，使得農村體育非正式組織主體在時間上存在著動態的變化，農民工的流入和流出給農村帶來了城市中先進的體育活動組織形式、組織內容以及新的體育活動理念和活動意識。
其次是流動途徑的多元化對農村體育的影響：流動的范圍，流動的形勢都呈現出多元化。社會常見的稀少流動是升學或入伍，這樣的流動性比較固定。自從外出務工經商這種流動盛行以來，農民的流動因為地域、經濟條件、鄉土風情、以及所獲得的外出務工的信息不同而呈現出多元化流動狀態。劉奇先生將其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離土不離鄉”，農民在當地進廠務工；第二類是“離鄉不離土”，即農民到外地承包土地、發展多種經營；第三類是“離土又離鄉”，既包括進城從事二三產業，在城鎮或大中城市落戶定居，徹底脫離農業農村的人員，也包括長期工作、生活在外地，逢農忙、春節等時節才返鄉的農民工。大量農村勞動力在省際之間、城鄉之間流動就業成為農村社會流動的主要特征和一個長期的歷史現象。這樣復雜的流動現象使得農村體育的組織和運作上也要呈現動態變化。
二、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基本單元影響
農村人口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人口紅利”期的結束。所謂“人口紅利”是指總人口結構“中間大、兩頭小”的狀態，如圖1所示。“人口紅利”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且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帶來勞動力、儲蓄的增加等。事實證明，這種“人口紅利”社會現實促進了中國整個社會的各方面的發展和進步，中國農村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是，由于過去“剪刀差”式的政府政策長期實施，農業雖然發展了但是農民的收入水平卻沒得到相應的增長。農業生產的現代化致使農村出現大量的'社會勞動力，工業城市中經濟因素等等吸引，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加上計劃生育的作用，致使農村農業從業人口減少。農村勞動力正從過去的“供過于求”逐步轉向“供不應求”。
農業的從業人員在年齡和性別比特征上也將發生重大變化。與西方發達國家城市老齡化不同，因為社會變遷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農村的人口老齡化比城市嚴重。2006年2月份全國老齡辦發布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顯示，我國現有農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總數的65.82%，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1.24個百分點，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一直持續到2040年。由于農民工進城務工者大部分都是男性，大量農村青壯年女性留下照顧家庭和進行農業生產。因此，在農村農民工進城務工期間，農村體育的人口主要是小孩、老人以及部分青壯年女性。
農村家庭結構發生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在社會變遷的主流社會背景的影響下，農村家庭結構形式發生了變化。農村家庭規模小型化，規模較大家族式家庭已經幾乎消失，而小家庭逐漸成為主要的家庭結構。同時由于社會變遷，大批農民工的動態流動，致使農村家庭成員的動態性暫時缺失。由于外出務工人員是家庭中的青壯年，他們不僅承擔著家庭經濟收入的重大責任，他們還承擔著教育下一代、贍養老人的責任。而青壯年外出務工使得無法承擔的一些家庭功能不得不轉向社會，尋求幫助。農村體育作為農村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其教育功能、文化娛樂功能等能夠對農村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環境起到補償作用。農村體育的多重功能在農村的不同發展期具有不同作用，因此，在農民工返鄉和外出務工的不同時期，應該根據農村社會生活的需要，開展內容不同的活動和組織形式多樣的農村體育活動，是老人和小孩以及婦女在家庭成員暫時缺失的時候在精神上得到慰藉，從而滿足他們精神上的需求。這樣的社會需求、以及家庭承載功能的動態變化，必將導致農村體育在組織內容、組織形式上產生動態的變化。
三、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階層結構的影響
社會變遷的背景下，農村體育主體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頻繁的流動可能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因素，但是從整個社會的長遠發展來看是一種進步。對這種川流不斷，人員往返頻繁的農村社會，在這樣動態的農村社會中的農村體育自然也是一種動態發展過程。
農村階層分化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進行的，由于農民知識水平相對比較低，加上農村經濟相對落后以及原來政策上的傾斜，農民的階層分化一直是在不穩定的演進，農民所獲得的社會角色在空間和時間上存在著動態變遷性。同時農民的各個階層同土地存在著難以隔離的關系，兼業農民還以土地作為他們生活中危機的規避處，因此大多數農民具有多重角色，他們具有農民和城市從業者雙重身份。迄今為止，農民工的社會角色遠未達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還帶著鮮明的過渡性。這種不穩定不但與外界環境有關，同時與他們的自身素質、原有的知識水平以及自身的學習能力有很大關系。
農民工角色和身份的不斷變化對他們自身來說，是一種不穩定的進步過程。正因為他們角色和身份在時間上存在著動態的變化，他們的每次返鄉才能給農村社會帶來新鮮的血液。同樣這部分農民工在城市中對城市體育的體驗，以及獲得的體育健身和健康觀念，對農村體育系統是一種負熵流的注入，只要合理利用，必將推動農村體育的發展。應該注意的是，農民傳播知識的意識是非常薄弱的，要想讓他們的所見、所聞、所學傳授給留守農民，并且帶動農村體育的發展、促進農村體育文化氛圍的形成，還需要政策的指引。
四、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文化的影響
上面調查顯示，社會變遷背景下，農民工在流動過程中體育健身觀念出現很大變化，通過上表的比較可知，他們對自己的健康的密切關系的認同度（57.89%）要大大超過非流動的農村人口（7.55%）。其實，一方面是認識的誤區，但是另一方面，還是經濟的原因。現在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在農村尤為突出。農村人口勞動強度大，收入低，可自由支配的資金有限，是農村健身觀念無法科學化的主要問題。而在流動人口中間，他們健身觀念樸素實在，但他們首先認識到了健身的重要作用。首先這與他們的經濟情況有所改善，是絕對分不開的。另外，在城市耳濡目染，看到城市的體育鍛煉如火如荼開展，以及職能部門對健身作用的積極宣傳。同時，城市的健身場地和條件較好，尤其是隨著群眾體育活動的開展，讓體育健身成為低消費和零消費的活動，也讓流動到城市的農民中那些想進行體育健身的群眾的積極性大大增強了。
健身觀念的改變僅僅是農村體育文化的一部分，這部分流動人口在城市中所學到的城市體育的組織方式、組織內容、活動形式，以及與城市與其他文化的融合、與經濟發展的協調發展形勢，也將會是農村體育發展的有效途徑，流動人口可以借助“走出來”、“帶回去”的方式，促進農村體育的發展。流動人口把城市體育文化帶回農村，但不等于農村體育就一定能夠得到“甘泉”的滋潤，它需要有促進因素，那就是政府的宏觀因素、中觀因素、微觀因素，且“制度”、“社會文化環境”、“流動人口”分別構成宏觀、中觀、微觀等影響因子的核心。
五、社會變遷對農村體育組織形式及組織內容的動態影響
社會變遷背景下，社會階層正在進一步分化出不同的農村社會角色類型，農村體育文化也在宏觀、中觀、微觀三種因素的影響下發生著變化，農村體育主體也存在著時間和空間上的動態變化，在諸多動態變化因素的影響下，農村社會體育的組織形式與內容也在悄然發生著改變。
農村體育的組織形式、組織內容是受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政府政策、風土民俗、以及農村體育主體需求和組織者的組織水平所決定的。
首先，社會變遷背景下，農民收入相對增加農村生活水平提高這是基礎性的改變，同時由于外出務工人員所帶來的城市中的體育健身觀念和健康意識影響到民俗的改變，他們從城市中所學到現代化的體育組織形式、體育活動內容豐富了農村體育。
其次，農村人口中農民工這一流動因素使得農村體育存在著組織上的動態性，因為農民工多數為農村的青壯年，他們不但是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同時也是農村體育活動的主體成員，因為他們相對于其他群體來說更有知識、更有成熟的思想且更具有影響力。
然而，當青壯年農民工進城務工以后，剩下的是老人小孩還有部分婦女則成為農村活動的主體，他們的活動內容強度較小、更具娛樂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的每次返鄉都會農村體育注入新鮮血液。因此，在他們返城后，雖然農村體育的主體仍然是老人小孩和部分婦女，受農民工的影響，他們的活動內容、組織形式以及組織者組織能力也會增強。所以，農村體育的組織內容、組織形式存在著動態性的變化。
現階段中國社會的變遷引起了農村社會的結構和功能的巨大變化，這些變化主要表現在大量的農民工在城鄉之間流動就業，“半耕半農”型的農村經濟形態在整個中國的大部分農村中成為主流，傳統的“農耕社會”正在向“農工社會”演進，中國農村正發生著深刻的結構性變化，由于農村社會生產結構、社會基本單元、社會階層結構、社會組織機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農村體育的主體在時間上發生著動態變化，相應農村體育基本單元、農村體育階層以及農村體育文化也正發生著動態的變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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