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卷二十·須頌篇的原文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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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衡·卷二十·須頌篇的原文及翻譯

　　原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為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

　　儒者謂漢無圣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圣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為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涂，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圣世不知圣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圣主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喑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

　　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從橫難數，極深，揭歷難測。漢德酆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并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杜撫、〔班〕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

　　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

　　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鍤平而夷之，為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為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為嬶剩損五、〔三〕，少豐滿漢家之下，并為平哉!漢將為丘，五、三轉為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為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

　　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歷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

　　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樸船，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農無〔強〕夫，谷粟不登;國無強文，德暗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強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云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為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

　　龍無云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云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墻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筑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墻，文人之筆，勁於筑蹈。圣主德盛功立，〔若〕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為賢?五、三之際，於斯為盛。孝明之時，眾瑞并至，百官臣子，不為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

　　秦始皇東南游，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弦歌為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弦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為，觀者不知善也。圣國揚妙異之政，眾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技〕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某〕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為珍秘。上書於國，奏〔記〕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士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圣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

　　古今圣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實而定之，漢不為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偽，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圣》《實圣》，所以興也。儒者稱圣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如〕實論之，漢更難及。谷熟歲平，圣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為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為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圣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為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圣世。時旱禍湛，為漢論災。是故《春秋》為漢制法，《論衡》為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窺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徒門庭也。

　　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圣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圣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厘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郵〕表，路出其下，望〔郵〕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文言文翻譯:

　　古代建立了鴻大功德的帝王，必須要有擅長寫作的臣子贊美記載，他的鴻大功德才會顯著，萬代以后才能知道。問解釋《尚書》的人：“‘堯敬慎節儉，明察四方，善治天下，思慮通達’以下的話，是誰人說的?”答：“著作家說的。”“著作家是誰呢?”“是孔子。”這樣說來孔子是擅長寫作的人了。“從衛國返回魯國后，才把《詩》的樂曲進行了整理使它純正，《雅》樂和《頌》樂各得其適當的位置。”孔子揮動大筆整理樂曲，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有人解釋《尚書》的含義說：“‘尚’就是‘上’(君王)的意思;君王的所作所為，下面的人把它記錄下來，因此叫《尚書》。”“下面的人是誰呢?”“是臣子”。這樣說來臣子是應當記錄君王的所作所為的了。問儒者：“為什么把禮說成是‘制定’的，把樂說成是‘創作’的呢?”答：“禮是君王制定的，所以說是制定;樂是下面的人創作的，所以說是創作。天下太平，歌功頌德的樂曲就創作出來了。”

　　當今天下太平了，歌頌功德的詩歌樂曲，可不可以創作，釋經的人不知道，所以稱他為“拘儒”。衛國孔悝受到鼎鑄銘文的表彰，周代的臣子互相激勵操行。漢宣帝稱贊潁川太守黃霸有優良的政績，賞賜一百斤金子，漢朝的大臣都盡職政事。因為君王稱頌了臣子，所以臣子應當頌揚君父的功德，這在道理上是很清楚不過的。虞舜統治的時代天下太平，夔歌頌舜的功德。周宣王使周朝中興，《詩》里就頌揚他的品行。召伯勤于政事，周人歌頌他在棠梨樹下判案的美德。所以《周頌》有三十一篇，《殷頌》有五篇，《魯頌》有四篇，總共頌有四十篇，都是詩人寫來頌揚君王的。照此說來，臣下應當頌揚君王，是很明白的了。

　　儒者認為漢代沒有圣明的帝王，統治教化尚未達到天下太平。《宣漢篇》中，論述了漢代已經有了圣明的帝王，國家的治理已經太平。《恢國篇》充分論述了漢代功德非同一般，確實超過了過去所有的朝代。表彰頌揚功德，宣揚稱頌皇帝，《詩》中寫有頌詩，這是古代臣子的職責。拋開自己的家而贊賞別人的家，輕視自己的父親而頌揚別人的父親，不能稱為美德。漢朝，就是當今天下人的家;已死的漢明帝和當今皇上，就是老百姓和臣子的父親。知道君王的功德而稱頌他的完美，看到漢朝的杰出而表彰它的功德，這和那些愚昧而不能這樣做的人相比，誰高明呢?

　　孔子稱頌說：“真是太偉大了，堯這樣的君王!只有天最偉大，只有堯能夠效法它。堯的功德浩大無際，老百姓不知道如何稱頌他才好。”有位年紀在五十歲的人在路上作擊壤游戲。有人說：“真偉大呀，堯的功德!”擊壤的人說：“我太陽出來就干活，太陽落山就休息，挖井而飲用井水，耕田而食用糧食，這里邊堯有什么力量呢?”孔子及稱頌“真偉大呀，堯的功德”的人，都是了解堯的功德的人。經歷了圣明之世而不了解圣明的君王，這就像瞎子分不出青色黃色一樣，知道有圣明的君王而不能稱頌，這就像啞巴不能說明是非一樣。這樣說來，當今的又瞎又啞的儒者，和唐堯時代擊壤的老百姓，才智是同樣的低劣了。孔子和唐堯時代稱頌“真偉大啊”的人，是因為了解堯的功德，因為堯的功德確實很偉大啊;擊壤的老百姓說“這里邊堯有什么力量”，這是因為他不了解堯的功德啊。

　　夜間點燃燈燭，光亮所達到的地方，是可以測量到的，太陽照耀天下，普及遠近廣狹之處，難于測量。在淮河、濟河中乘船，都知道它們的曲折;乘船進入東海的人，就分不清南北了。所以，如果過于廣闊，長寬就很難計算;非常深，深淺就很難測量。漢朝功德盛廣，如同太陽的光輝、大海的海面一樣。明智的人知道漢朝功德的盛廣，愚昧的人就不知道漢朝功德的盛廣了。漢朝人寫書，大多上溯到殷、周時代，漢代的作者都在寫文章，論述的都是其他的事情，沒有褒頌帝王的話，而《論衡》里面就有。又有《詩》里稱頌周代的叫《周頌》，與杜撫、班固所呈獻的歌頌漢朝的辭賦，是相類似的。

　　漢宣帝的時候，畫像表彰漢朝的功臣，有的人不在畫像表彰之列，子孫為此感到可恥。為什么呢?父祖輩不賢良，所以沒有受到畫像表彰。那些稱頌的話，不僅僅是畫張像而已，而是文字記錄。如果千代以后，讀經書看不到漢朝的美德，后代的人就會感到奇怪。所以古代通曉經書的大臣，記載君王的盛功，記錄在竹帛之上;稱頌君王的美德，鑄刻銘文于鼎上。文人經歷世事，以此來自我勉勵。漢朝功德被認為不如唐、虞、夏、商、周、秦六代，是由于論述的人不注意頌揚漢朝君王美德的緣故。

　　地面上有山丘有池塘，所以有高有低，有人用嬶侍盥池塘挖平山丘，地面就成為平地了。一般人看到五帝、三王的事跡寫成經書了，而漢朝的事跡不見記載，就認為五帝、三王時代比漢代好。如果有人把議論當作嬶剩減掉一點對五帝、三王的頌揚，略微增添到漢代名下，豈止會把二者拉平啊!漢代將會成為山丘，五帝、三王時代反而成為池塘了。湖和池不一樣，盡管面積相同，立起竿子去測量它們，深淺是可以測量得到的。漢代君王與以往各個朝代的君王，同樣都是君王，依據事實評論他們，他們的優劣就可以看出來了。所以，不樹立長竿，就不知道湖池深淺的程度;沒有《論衡》的評論，就不知道歷代君王優劣的真實情況。漢代在百代的最后，往上與百代比較功德，如同湖和池互相對比一樣。沒有大手筆的評論，仍舊不能免掉平庸的名聲。議論的人喜歡頌古非今，這樣恐怕漢代就會在過去所有的朝代之下了，豈止是與它們相同呢!

　　謚號，是生前行為的評價。謚號好的，如“成”、“宣”之類;謚號不好的，如“靈”、“厲”之類。成湯時遇到旱災，周宜王時也同樣遇到旱災，但是商湯死后給他加上“成”的謚號，宣王死后的謚號稱為“宣”。偶然發生的災害，不能因此而貶低他們的政績，臣子依據他們的生平事跡所上的謚號，并沒有違反真實情況。據此以評論堯。“堯”也是好的謚號。當時也發生了洪水之災，老百姓生活不安定，仍然給他“堯”這個謚號，是因為如實考核了他的政績。一個字的謚號，尚且能起到表彰君王的作用，何況千言的評論，萬字的頌揚呢?

　　用船車運載人和讓人步行比較，哪種辦法好呢?沒有裝飾的車船和漆上彩畫的車船比較，哪種更美呢?如此說來擅長寫文章的人，好比是國家的船車和彩畫了。農業沒有強勞力，莊稼就沒有收成;國家沒有擅長寫文章的人，帝王的功績就幽隱而不顯著。漢朝的功德顯得不怎么美好，混雜在百代之中，是因為那些擅長著述的儒生不撰寫不記載的緣故，自從漢高祖以來，撰文著書并非完全不評論漢代。司馬長卿寫過《封禪書》，文章寫得簡略，論述不夠完備。司馬子長記載了從黃帝到漢武帝的史實。楊子云記錄了漢宣帝以至哀帝、平帝的事跡。陳平仲記錄了光武帝的生平。班孟堅頌揚了漢明帝的功業。漢代的功德，稍微可以觀看到一些。當今皇帝即位，沒有頌揚的記載，《論衡》的作者，為此費盡了精力，所以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等篇的出現。

　　龍不借助云雨，就不能高入云霄，擅長寫作的人，就好比是國家的云雨。記載國家的功德在傳書之上，傳播顯赫的名聲于萬世之后，這樣的高度就不僅僅是高入云霄了。城墻上的土，原來是平地上的土，是人加以了夯踩結實的力量，城墻才屹立在護城河邊。國家的功德。比城墻更崇高;文人的筆，比夯踩更有勁。圣主的德行豐盛功業創立，如果不加以贊美稱頌記載下來，怎么能迅速傳播流傳下去而沒有窮盡呢?一個人有了高尚的品行，有的人對他頌揚得完全符合實際，有的人想稱贊他卻說不出來，有的人卻認為他不好而不愿說一句稱頌的話。判斷這三種人，哪一種賢良呢?從五帝、三王時代開始，到漢代才算得功德最盛大。漢明帝的時候，各種祥瑞同時出現，各級官吏大臣，不算少了，只有班固等人稱頌國家的功德，可以算是稱頌得完全符合實情了。歌頌功德的文章寫得既奇異又出色，用以表彰漢朝的功德在百代之上，使帝王的名聲如日月在天，這和想稱頌而又說不出來以及說它不好的相比較，哪一個好呢?

　　秦始皇到東南方巡視，登上會稽山，李斯刻石立碑，記載和頌揚秦始皇的功德。到了瑯琊山也仍然這樣做。秦國，是個無道的國家，刻石立碑粉飾當世，觀看閱讀碑文的人，仿佛看到了像堯、舜那樣的美德。由此說來，必須頌揚帝王的功德是很明白的了。當今并不是沒有李斯那樣的人才，而是沒有機會和條件像李斯那樣跟隨皇帝登上會稽山、瑯琊山。彈唱的是美妙奇異的歌曲，聽眾不說好，彈唱的人必然會懈怠而不愿精心彈唱。為什么呢?因為美妙奇異的歌曲是很難彈唱的，聽眾卻不懂得它的妙處。圣明的國家推行如妙異之曲一般的政治，朝中大臣不贊頌，不順勢發揚它的好處，又怎么能施行這種政治呢?

　　當今醫書寫在竹簡絲帛之上，如果沒有著作者的姓名和來源，見到的人就看不起它，不肯按它上面的方劑服用。如果題寫有某某人的驗方，并說嘗試過很有療效，人人都爭著刻寫傳抄，把它視為珍貴的秘方。向朝廷上奏章，向郡守陳述書面意見，稱贊推薦士子和官吏，稱頌陳述他們的操行和才能，奏章和書面意見得到批準，這些士子和官吏就獲得了操行好、才能高的美名。為什么呢?因為奏章上表彰了他們的操行，奏記中宣揚了他們的才能。朝廷的功德偉大崇高，卻沒有人加以宣揚和歌頌，使得圣明的大漢國只有很一般的名聲，過錯就在于俗儒們沒有如實加以論述。

　　從古至今圣王不斷出現，那么他們遇到的符瑞也應當接連不斷地出現。

　　當今符瑞的出現，不同于古代，或許已經有了，世人無法認識它，所以我就寫了《講瑞篇》。俗儒喜好頌古非今，講到祥瑞就厚古薄今，我的《是應篇》對古今的祥瑞加以核實、判斷，證明漢代的祥瑞并不比古代的少。漢代有具體的事例，俗儒不稱頌;古代有不真實的美名，俗儒卻真心誠意地相信它。俗儒相信遠古時代不真實的美名，卻不重視近代當代的事實，這就是我寫作“三增”、“九虛”的原因，《能圣》、《實圣》也因此而寫出來了。俗儒稱頌古代圣王言過其實，用這樣的標準來考核漢代，漢代就趕不上古代。并不是漢代趕不上古代，而是俗儒的解釋使它難以趕上古代。如果根據實際情況來評論，漢代更是古代難以趕上的。

　　糧食豐收，年歲太平，圣王借此建立了功德教化，所以我的《治期篇》，是為漢朝發揚光大功德的。社會安定有一定的期數，社會混亂有一定的時數，能把亂變為治的人是第一流的。這種杰出的人物在漢代是存在的。建初初年，無妄災變出現，正是東漢注定要遇到的期數。皇帝堅持一貫的道德和政治，做一些救災備荒的事情，所以我在《順鼓篇》、《明雩篇》中，為漢朝提出應付災變的辦法。所以災變的出現，或許在圣明之世，有時旱災，有時水災，我為漢朝論述災變的出現。所以《春秋》為漢朝制定了治國的大法，《論衡》為漢朝公平地論定是非曲直。

　　在門庭間服役，聽堂室里的話，十句有九句聽得不準確;如果登上堂屋窺探內室，一百句話不會有一句聽不準確。《論衡》的作者，居住在自古荒僻邊遠的地方，那里距京城不只是門庭離堂屋那么遠了。太陽直徑千里，人們不認為它大，因為它離人太遠了，十五的夜晚下了大雨，月光并不陰暗，人們看不見月光，因為月光被遮隱住了。皇帝的功德像日月一樣放射光芒，因為住在中州，隱居在深宮，遠遠地聽到別人傳授的消息很不真實。日月的形狀光輝看不真實就難以充分論述功德。詔書下達，上計吏歸來，才了解了圣王的政治。因此，歌頌皇帝的功業就連丘山那么大的功績也給漏掉了，贊頌皇帝的道德像膏腴般的美德也給遺漏了。假如讓我到臺閣去當官，繼承班固、賈逵的事業，我論述皇帝功德的真實情況，不會有絲毫的失誤。周武王為比干的墳墓堆土，孔子表彰三位受連累的人的品行。大漢朝的功德，不僅僅是比干和三位受連累的人那樣的品行。大道上設立路標，道路標明在路標下，看到路標的人就能清楚地識別路途。漢朝的功德明顯卓著，可是沒有人寫出像路標那樣醒目的文章，所以漢朝浩大寬廣的功德沒有在世間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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