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司法證明的基本范疇

時間：2024-09-29 19:06:56

淺析司法證明的基本范疇

淺析司法證明的基本范疇

淺析司法證明的基本范疇

　　司法證明，即司法活動中的證明，或者說，為司法裁判服務的證明。由于司法證明活動存在于各種訴訟過程之中，所以也可以稱為“訴訟證明”，或簡稱為“證明”。證明的基本含義就是用證據來明確、說明或表明。此概念貌似簡單，其實很復雜，因為人們在使用這個語詞的時候可以表示不同的含義。例如，證明可以表示從已知到未知的推論活動；可以表示支持某種觀點或論斷的說明活動；可以表示為某人或某事作證或擔保的行為；還可以表示各種具有證明作用的文書。即使在法學領域內，學者們對證明的概念也有不同的解釋。例如，有人認為“訴訟中的證明……是指司法機關或當事人依法運用證據確定或闡明案件事實的訴訟活動”①；有人認為“證明就是認知案件事實的理念運動和具體過程的統一”②；有人認為證明“是指訴訟主體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標準，運用已知的證據和事實來認定案件事實的活動”③；也有人認為“證明就是國家公訴機關和訴訟當事人在法庭審理中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要求向審判機關提出證據，運用證據闡明系爭事實、論證訴訟主張的活動”④；還有人把證明分為廣義的和狹義的，狹義的證明是指“司法機關和當事人依法運用證據對案情中未知的或者有爭議的事實查明的訴訟活動”，廣義的證明包括“證明過程、證明程序、證明對象、證明責任、證明標準”⑤。上述觀點的差異，既反映了人們對“證明”概念的不同理解，也反映了證明概念本身的復雜性和多義性。與此相關聯，人們在使用與司法證明有關的概念或語詞時也存在著含混、模糊、乃至混亂的現象。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些語詞進行清理和規范，并進而明確司法證明的基本范疇。

　　一、證明主體與證明客體

　　證明主體與證明客體是研究司法證明問題時必須明確的一對重要范疇。在哲學上，主體與客體是相對而言的。主體是認識者，客體是被認識者；主體是行為的實施者，客體是行為的承受者；主體一般指人，客體一般指事物，包括作為認識或行為對象的人。明確司法證明的主體和客體，對于制定證據規則以及研究證明責任與證明標準等問題，都有重要意義。

　　（一）司法證明的主體

　　司法證明的主體即在司法活動中進行證明的人。從廣義上講，凡是在訴訟過程中進行證明活動的人，都是司法證明的主體。以刑事訴訟為例，在我國目前仍具有職權主義性質的階段式訴訟模式下，偵查人員、公訴人員、審判人員、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等都可以進行證明活動，因此都屬于證明的主體。但是從狹義上說，只有在訴訟過程中提出事實主張并承擔證明責任的人才是證明主體，那么在刑事訴訟中就只有公訴人和被告人才是證明的主體，偵查人員、審判人員和辯護律師就都不具有證明主體的資格。

　　廣義的證明主體也可以理解為行為意義上的證明主體；而狹義的證明主體則可以理解為結果意義上的證明主體。仍以刑事訴訟為例，偵查人員、審判人員和辯護律師在訴訟過程中都可以進行證明活動，因此都是證明行為的主體。但是從結果上看，他們卻不是證明的主體，因為他們并不承擔訴訟證明的結果。就訴訟中的事實主張而言，偵查人員進行的證明活動是為公訴人服務的，辯護律師進行的證明活動是為被告人服務的，而審判人員的證明活動是為其認定案件事實服務的，因此，他們都不是證明結果意義上的證明主體。換言之，在刑事訴訟中，承擔證明結果的主體只是公訴人和被告人。

　　不同的證明主體在訴訟中地位不同，其證明案件事實的方式和角度也有所不同。在刑事訴訟中，當事人是為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進行證明；律師是為保護其委托人的合法權益而進行證明；偵查人員是從揭露犯罪和證實犯罪的角度來進行證明；檢察人員是從審查起訴和支持公訴的角度來進行證明；審判人員則是從裁斷有罪無罪和定罪量刑的角度來進行證明。

　　在此，我們有必要區分證明主體與證明手段。所謂證明手段，即證明主體為證明自己的事實主張而使用的方法、措施和憑據。由于證明手段也具有證明的功能，而且也可以是由人來完成的，所以容易與證明主體相混淆。例如，在訴訟過程中，證人和鑒定人的活動也是要證明相關的案件事實，也具有證明的性質，但是他們不屬于證明主體，而是證明主體實現其證明目的的手段。案件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身份比較特殊。在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中，原告人和被告人都是證明主體，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在刑事訴訟中，由于受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影響，也由于法律規定了被害人陳述和被告人的供述與辯解是證據形式，所以人們很容易形成一種錯誤觀念，即檢察官和法官才是證明主體，而被害人和被告人都是證明手段。其實，在自訴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證明主體；在公訴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不是證明主體，但是在附帶民事訴訟中是證明主體。至于被告人，無論在公訴案件還是自訴案件中，都是證明的主體，而不是證明的手段。明確這一點，對于在刑事訴訟中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利以及轉變司法人員的訴訟觀念，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二）司法證明的客體或對象

　　在我國的訴訟法學界，人們一般都把證明客體與證明對象作為相同的概念來使用⑥。實際上，在訴訟活動中，證明對象有兩種含義：其一是證明的接受者，即證明活動要說服的對象，如法官；其二是證明的承受者，即需要證明的案件事實，也就是證明客體。雖然把證明對象狹義地解釋為需要證明的案件事實并無錯誤，但這種解釋容易掩蓋另外一種證明對象，即作為證明接受者的人，而這也是司法證明理論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在司法活動中，證明客體主要指需要用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研究證明客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證明客體是證明活動的中心環節。一般來說，證明活動都是從證明客體出發的，是圍繞證明客體展開的，也是以證明客體為歸宿的。

　　在理解證明客體的概念時，應該注意考察證明客體的基本特征。首先，證明客體是以訴訟主體的事實主張為基礎的，沒有主張的事實一般不能成為司法證明的客體。在民事訴訟中，原告方的訴訟請求中都包含有事實主張；在刑事訴訟中，檢察官代表國家和人民提出的犯罪指控也包括事實主張。其次，證明客體是與證明責任密切相關的。凡是證明客體，都要有相應的證明責任；所有證明責任，都是針對一定證明客體而言的。第三，證明客體是必須由證據加以證明的案件事實。如果某個案件事實是無須證明的或者不證自明的，那么它就不屬于證明的客體。第四，證明客體以實體法律的規定為依據。因為，訴訟主體的事實主張都是依據實體法律的規定提出的，所以，實體法律規定的具體案件事實的構成要件往往就是證明客體的基本內容。

　　我國法律對證明客體沒有直接做出明確的界定，但是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根據這條規定的精神，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及犯罪情節輕重的事實，都屬于證明的客體。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9月2日發布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2條規定：需要運用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包括：(1)被告人的身份；(2)被指控的犯罪行為是否存在；(3)被指控的行為是否為被告人所實施；(4)被告人有無罪過，行為的動機、目的；(5)實施行為的時間、地點、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節；(6)被告人的責任以及與其他同案人的關系；(7)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有無法定或者酌定從重、從輕、減輕處罰以及免除處罰的情節；(8)其他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上述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是研究和確定刑事訴訟證明客體的依據。在此，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第一是程序法事實能否成為證明客體的問題；第二是證據事實是否屬于證明客體的問題。

　　所謂程序法事實，是指那些與案件本身沒有關系但是對解決某些訴訟程序性問題具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包括關于回避的事實、關于耽誤訴訟期限的事實、關于不應采用刑事強制措施的事實、關于違反法定訴訟程序的事實、關于變更執行依據的事實等。例如，一方當事人要求法官或者鑒定人回避，那么他應該說明其要求回避的事實理由，如該法官是另一方當事人的親友，或者該鑒定人與另一方當事人有共同的利害關系。這些事實就是所謂的程序法事實。

　　在程序法事實應否成為證明客體的問題上，證據法學界有不同的觀點。有些學者認為，程序法事實應該屬于訴訟中證明的客體，因為這些事實是司法機關做出相應裁定或決定的基礎，而且是需要提出請求或主張的一方用證據加以證明的。有的學者則認為程序法事實不屬于訴訟中證明的客體，主要理由是訴訟中的證明客體應該僅限于實體法意義上的事實，即對訴訟結果或司法判決有直接意義的事實。我們認為，這種爭論并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因為，無論叫不叫證明客體，當事人提出類似回避等程序請求時都要有事實依據，都要用證據加以證明。當然，程序法事實與案件事實具有不同的性質，案件事實是訴訟活動中主要的證明客體。

　　關于證據事實應否成為證明客體的問題，學者們也有不同的觀點。有的學者認為，所有證據事實都應該成為證明的客體，因為任何證據都需要查證屬實，也就是說，任何證據都需要由別的證據來加以證明。有的學者認為，直接證據事實不應該成為證明的客體，或者說不必單獨列為證明的客體，因為它就是案件的主要事實；但是間接證據事實應該列為證明的客體，因為間接證據必須互相印證、互相連接，才能構成案件證明的完整鏈條。還有的學者認為，證據事實根本就不是證明的客體，因為所謂的證據事實是用來證明案件事實的，屬于證明的手段，人們不應把手段和對象混為一談。

　　筆者認為，證據事實不屬于證明客體。雖然證據也需要印證或佐證，但那屬于對證據的審查評斷，和對案件事實的證明不一樣，不能因為證據需要審查判斷就把它說成證明的客體。證據是證明案件事實的根據。如果說證據事實也是證明客體，那么證據就不僅是證明案件事實的根據，也是證明證據事實的根據。于是，這就會導致自我循環的定義，如證據是證明證據的根據；證明客體是由證明客體證明的客體。其實，“證據事實”的說法本身就值得商榷。關于“證據事實”的概念，學者們有兩種解釋：一種觀點認為，證據事實是指證據本身，因為每一個證據也可以看作一個事實；另一種觀點認為，證據事實是指每一個具體證據所表明或說明的、與案件有關的事實。第一種解釋把每個證據本身視為一個事實，例如，偵查人員在一起殺人案件的現場上發現了一封與案件有關的信。這封信本身也是一個事實，所以叫證據事實。但是，這封信就是證據，再稱之為“證據事實”，確有畫蛇添足的嫌疑。第二種解釋把每個證據所反映的案件事實稱為“證據事實”，例如，現場上發現的那封信的內容反映了某人與死者的曖昧關系，這個事實就是證據事實。然而，這很容易與案件事實混淆起來，因為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案件事實，再稱之為“證據事實”，純屬多此一舉。

　　如前所述，證明客體是未知或者有爭議的案件事實。如果是已知或者沒有爭議的案件事實，當然就沒有必要進行證明了。這里所說的“已知事實”，包括眾所周知的事實、可以推定的事實、已經確認的事實等；這里所說的“沒有爭議的事實”，主要指一方當事人提出而且對方明確表示承認的事實。在證據法上，這些事實被稱為“免證事實”。最高人民檢察院于1999年發布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34條規定的免證事實包括：(1)為一般人共同知曉的常識性事實；(2)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確認的并且未依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的事實；(3)法律、法規的內容以及使用均屬于審判人員履行職務所應當知曉的事實；(4)在法庭審理中不存在異議的程序事實；(5)法律規定的推定事實。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發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5條規定的免證事實包括：(1)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案件事實和提出的訴訟請求，明確表示承認的；(2)眾所周知的事實和自然規律及定理；(3)根據法律規定或已知事實，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4)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定的事實；(5)已為有效公證書所證明的事實。

　　證明客體的基本內容是由需要證明的案件事實構成的。在刑事案件中，作為證明客體的案件事實，應該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的事實，罪重或罪輕的事實，以及應否承擔刑事責任的事實。雖然案件事實是復雜多樣的，但是形形色色的案件都是由一些基本事實要素構成的，而這些事實要素就是證明客體的基本內容。刑事案件的事實要素可以簡稱為“七何”（英文中的七個“W”），即何事(Whatmatter)、何時(When)、何地(Where)、何情(How)、何故(Why)、何物(Whatthing)、何人(Who)。

　　刑事案件事實的構成要素與犯罪的構成要件之間具有密切關系。犯罪的構成要件包括犯罪的主體、犯罪的客體、犯罪的主觀方面和犯罪的客觀方面。那么，“何人”往往指犯罪的主體；“何事”反映著犯罪的客體；“何故”可以在一定意義上說明犯罪的主觀方面；“何時”、“何地”、“何情”、“何物”則從不同角度說明犯罪的客觀方面。證明了案件事實的構成要素，也就證明了犯罪的構成要件。因此，這些都是需要用證據加以證明的案件事實，都是證明的客體。當然，不同案件的具體情況不同，證明客體的重點也會有所不同。

　　二、證明手段與證明方法

　　（一）證明手段、證據方法與證明方法的概念

　　證明手段是我國證據法學者近年來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但也是含義頗為模糊的一個語詞。有些學者在其著作中使用了“證明手段”的說法，但是并沒有給出定義或解釋。例如，卞建林教授主編的《刑事證明理論》一書第八章的題目就是“刑事證明手段”，作者并沒有直接解釋這個概念的涵義。由于該章的主要內容是討論證據問題的，所以似乎可以把“證明手段”就理解為證據。不過，作者在行文中既有“證據是證明手段”的說法⑦，也有證據形式是證明手段的說法——“證據的形式，又稱為證明手段，它是證據的種種表現形式”⑧。吳宏耀和魏曉娜兩位青年才俊在其大作《訴訟證明原理》一書中兩次把“證明手段”作為章的標題：第四章“證明手段——證據裁判原則”；第五章“證明手段——證據規則”⑨。然而，作者也沒有給出證明手段的定義，似乎證據裁判原則和證據規則都是證明手段的基本內容。于是，證明手段就成了“大家都明白也都不明白”的概念。

　　在中國內地地區，證據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很少在正式文字中使用“證明手段”的說法，大概因為“手段”一詞似乎帶有一些貶義，而且屬于非正式用語。后來受中國臺灣證據學者的影響，這個概念開始被人們接受。臺灣著名證據學家陳樸生先生在《刑事證據法》一書中說道：“證據，乃為證明要證事實，使臻明了之原因，亦稱證明之手段，即依據已知之資料，以推理其事實之存在或不存在是。”⑩按照陳先生的解釋，證明手段指的就是證據。

　　“證據方法”的概念大概來源于大陸法系國家，然后經過日本學者的翻譯與中國學者的再翻譯，引入了漢語。例如，日本的《民事訴訟法》著作中就有這樣的論述：“證據方法是指作為認定事實素材的人或物，分為人證與物證。人證就是把人作為證據方法，經過對人的詢問所得到的被詢問人所作的陳述即可作為認定事實的材料，通常有證人、鑒定人及當事人三種；物證就是把物作為證據方法，經過檢查物證所取得的認定事實的材料，通常包括書證和勘驗物兩種”(11)。中國臺灣地區的陳樸生先生在其著作中也使用了“證據方法”的概念。他把“證據”一詞的含義歸納為五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證據方法，指得供調查之物體。因其方法之不同，得分為人的證據方法與物的證據方法二種。前者，如被告人、證人、鑒定人等；后者，如證物是”(12)。

　　在我國大陸地區出版的證據學著作中，作者一般只是在討論證據概念時簡要介紹“證據方法”的觀點，且多持批判態度。例如，在1985年出版的高等學校法學試用教材《證據學》中，作者只把它作為一種關于證據定義的學說略做介紹：“認為證據是確認待證事物或事項的方法。主張這種說法的學者說：‘凡一切法律上之方法，除辯論外，用以證實或否認司法調查中各事項之真情者，謂之證據。’這種說法，把司法人員在訴訟中運用證據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的各種證明方法，同證據本身混為一談，當然也不可能對什么是證據作出正確的回答。”(13)樊崇義教授在其主編的《證據法學》教材中也把“證據方法”作為與證據概念相關的基本概念進行介紹：“所謂證據方法是指訴訟中可以作為調查對象的有形物。例如，物證、書證、各種人證等等。其實，按照辨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證據就是客觀存在的實實在在之物，不易（應為‘宜’）把證據問題，概括為證據方法。”(14)

　　卞建林教授在其主編的《刑事證明理論》一書中對“證據方法”的概念做了相當全面的闡述，而且介紹了汪翰章主編的《法律大詞典》（上海大東書局1934年出版）和鄭競毅、彭時編著的《法律大辭書》（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中關于“證據方法”的解釋。按照前者的解釋，證據又被稱為“證據方法”，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提供用以確認事項的資料的人或物；二是用以確認事項的資料本身。按照后者的解釋，證據方法也有兩層含義，其一是發現證據之手段，例如詢問證人或鑒定人，查閱證書及勘驗等；其二是證明證據之材料，例如證人、鑒定人、證書及勘驗之標的物。卞教授指出：“其中第一個含義易之以‘證明方法’、‘取證方法’或者‘收集證據的方法’更便于理解。”(15)

　　我認為，“證據方法”的語詞構成不太符合當下中國內地地區漢語的語言習慣。“方法”一般是針對某種活動或行動而言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證明方法”、“證據調查方法”、“證據審查方法”等；也可以就某個學科或生活領域而言，如“哲學方法”、“化學方法”、“法學方法”等。但是，“證據”是表示一種事物的名詞，沒有活動或行動的含義，也不是學科領域(16)，因此，“證據方法”之說就讓人感覺有些別扭。然而，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以及當前中國臺灣地區使用的書面漢語在較大程度上沿襲了古漢語的習慣，所以證據一詞既可以做名詞使用，也可以作動詞使用。當其作為動詞使用時，意為“據實證明”，猶如當前中國大陸地區所說的“證明”(17)，因此其組成“證據方法”的語詞并無不妥。我們在學術研究中可以相互借鑒，但不宜簡單地生搬硬套，否則，就會導致語言使用上的混亂。

　　所謂“證明方法”，是指證明主體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方式、辦法和手段。在漢語中，“方法”和“手段”本來是近義詞，因此從字面的含義來看，證明方法和證明手段這兩個概念的含義也應該是相似的。所謂“證明手段”，也就是證明主體為證明自己的事實主張而使用的方法、措施和依據。但是按照上述語言使用習慣，“證明手段”實際上指的就是各種各樣的證據。于是，證明手段和證明方法這兩個概念就有了比較明顯的差異：前者指的是證明的依據，后者指的是證明的方式和辦法；前者強調的是用什么去證明，后者強調的是如何去證明。由于證明手段的含義就是證據，而本文的主題是證明，所以筆者在下面主要討論證明方法的問題。

　　（二）司法證明方法的特點

　　司法證明的方法包括很多層面，如認識方法、思維方法、操作方法等。我國學者對于司法證明的方法有多種不同的概括(18)。筆者認為，在各個層次的司法證明方法中，思維方法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司法人員在辦案過程中對收集到的各種證據都要進行去粗取精和去偽存真的思維加工；各種證明結論的推導是否嚴謹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司法人員的思維。當然，司法人員的思維活動不能離開實踐。離開了具體的調查取證活動，司法人員的思維也就成了無本之木和無源之水。

　　思維是人類大腦的一種基本功能，也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處不在進行的一種活動。司法證明的思維方法以抽象思維為主，但是也包括形象思維。抽象思維又稱為邏輯思維，是以抽象的概念、判斷、推理等為內容的思維。其思維焦點主要集中在事物的性質上。它要遵守一定的邏輯規律，如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等。形象思維是以具體的直觀的形象特征為內容的思維，其思維焦點主要集中在事物的形象上。在司法證明的過程中，抽象思維和形象思維是相互滲透和相互結合的。司法證明中思維方法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逆向性

　　司法證明中思維的逆向性是指主體的思維方向與客觀事物的發展方向相反，不是從事物的原因去探索結果及結果的結果，而是從結果去探索原因及原因的原因。例如，在犯罪偵查的過程中，逆向思維是偵查人員的基本思維模式。從整個案件來說，偵查人員在開始調查時接觸的往往都是犯罪行為的結果，如某人被殺和某財物被盜等，而偵查思維就是要從這些結果出發去查明其產生的原因，即通過溯源推理去查明案件事實。從案件中的具體情節來說，偵查人員也經常要從結果出發去推斷原因。例如，現場上的保險柜門被人打開了，偵查人員要分析其打開的原因；現場上發現一塊痰跡，偵查人員要研究其形成的原因；現場上某些物品被燒毀了，偵查人員要推斷其燒毀的原因等。總之，根據現在去認識過去是犯罪偵查思維的一個重要特征。公訴人員和審判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識當然也屬于逆向思維的范疇。逆向思維要求主體具備廣博的知識，而且要熟悉溯源推理的方法。在司法證明過程中，由于案件情況錯綜復雜，所有不習慣于逆向思維的人往往會感到束手無策，但是優秀的司法人員卻能夠很快找出其中的因果關系并準確選擇溯源推理的途徑。研究逆向思維的規律和方法，對于司法證明具有重要意義。

　　2.對抗性

　　司法證明活動中思維的對抗性是指主體的思維活動經常表現為兩方對抗的形式，其中一方的思維正確與否往往要取決于另一方的思維活動。它又稱為對抗思維。仍以犯罪偵查中的思維活動為例。偵查猶如奕棋，雙方對陣布局，力爭擒敵制勝。然而，雙方都想取勝，思維自然形成對抗。一方要想獲勝，必須準確地掌握對方的思維動態和路徑。因此，思維的對抗性又稱為博弈性。俗話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講的也是這個道理。在犯罪偵查中，思維的對抗性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同時間的對抗思維，如偵查人員在追緝案犯時要分析對方可能逃跑的方向和路線，而案犯則要分析偵查人員可能追緝的方向和路線；另一種是不同時間的對抗思維，如作案分子在實施犯罪行為時會考慮到偵查人員日后可能采用的偵查方法或手段而事先采取一些反偵查措施，偵查人員在現場勘查時也必須分析作案分子在作案時可能采取了哪些反偵查措施以確定相應的偵查策略。在訴訟過程中，公訴方和辯護方的思維也具有對抗的性質，這是不言而喻的。

　　3.時限性

　　司法證明中思維的時限性或時效性有兩層含義：其一是說思維的過程要受案件中時間條件的限制；其二是說思維的結果也要受案件中時間條件的限制。例如，雪地上的腳印會融化；露天現場上的痕跡會被雨水沖掉等。案件審理有時間限制，因此收集證據也有時間限制。取證和舉證有時限，質證和認證也有時限。該取證時就要取證，事過境遷就無法取證；舉證也要有時間限制，案件審判已經結束，再行舉證就失去了效力；質證應該在舉證后進行，如果法庭已經認證，再想質證就為時晚矣；法庭的認證也有時限問題，因為審判本身就是有時限的。總之，司法證明的思維活動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才具有法律效力。

　　（三）司法證明方法的種類

　　1.直接證明法和間接證明法

　　直接證明法和間接證明法與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的劃分不同。這種分類不是以證據與案件主要事實之間的聯系為基礎。直接證明法，指的是直接用證據的真實性來證明案件事實的真實性。這是司法實踐中常用的證明方法，包括演繹證明法和歸納證明法。間接證明法，是通過證明與案件事實相反或相斥之事實為假來證明案件事實為真的方法。它不是用證據來直接證明案件事實本身，而是去否定與之相反或相斥的假設事實，然后再間接地證明案件事實的真實性。間接證明法包括反證法和排除法。

　　運用反證法證明案件事實，首先要假設一個與該案件事實相反的事實，然后再否定該假設事實的真實性，從而肯定該案件事實的真實性。下面便以一起“自殺還是他殺”的案件為例。甲經理在乙經理的辦公室里中彈身亡。乙經理說他親眼看見甲經理開槍自殺。乙經理的秘書說她看見甲和乙一起走進了乙的辦公室，然后聽見屋里一聲槍響，等她和別人一起沖進屋去，看見甲倒在地上，頭部有一個流血的傷口，手邊有一支，屋子里只有甲乙二人。該案現場上還有不少物證，如死者手邊的、死者頭部傷口內的子彈頭和傷口周圍的射擊殘留物等。經過檢驗，人們發現那支的槍把上留有甲的手印，而且認定導致甲死亡的那顆子彈就是從這支里射出的，但是它們都不能直接證明甲是自殺還是他殺的事實。根據對傷口周圍射擊殘留物分布形狀的檢驗，物證技術專家推斷出槍口到傷口的射擊距離在80厘米以上。受胳膊長度的限制，一個人很難在這種射擊距離下完成自殺行為，因此可以排除甲開槍自殺的可能性。該案的現場環境情況和有關人員講述的情況可以證明甲經理被子彈打死時現場只有乙經理一人，而且沒有窗外開槍殺人的可能性，因此開槍打死甲經理的人只能是乙經理。在這起案件中，偵查人員手中沒有能夠直接證明他殺的證據，于是先假設甲經理為自殺。但是根據死者頭部傷口周圍的射擊殘留物痕跡，槍彈檢驗專家推斷射擊距離在80厘米以上，而甲經理不可能在這么遠的距離完成自殺行為。通過證明甲經理自己開槍打死自己的假設事實為假，偵查人員便證明了他人開槍打死甲經理的真實性。這就是反證法的運用。

　　運用排除法證明案件事實，首先要提出關于該案件事實的全部可能性假設，而且這些假設都處于相互排斥的狀態，然后逐個進行排除，直至剩下唯一一種可能的事實，從而證明其真實性。前面這個案例中的開槍人有三種可能性：甲經理、乙經理、第三人。根據案件發生時現場外面的人的證言和現場的環境情況，第三者開槍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根據射擊殘留物的檢驗結論，又可以排除甲經理開槍的可能性；至此，唯一可能性就是乙經理開的槍。于是，偵查人員運用排除法證明了乙經理是真正的開槍人。

　　2.演繹證明法和歸納證明法

　　演繹證明法和歸納證明法都屬于直接證明法，只不過其證明中使用的推理形式有所不同。演繹證明法就是運用演繹的形式來從證據的真實性直接推導出案件事實的真實性。演繹證明通常要運用兩種論據：一種是一般的原理或規則，即大前提；另一種是案件中的具體證據，即小前提。演繹證明就是通過把一般原理或規則適用于具體案件情況，從而證明某案件事實的真實性。在殺人案件中，法醫在證明被害人的死亡時間這一案件事實時就可以運用演繹證明法。法醫使用的大前提是法醫學關于尸體在不同死亡時間內會呈現不同反應的一般原理；小前提是本案中尸溫、尸僵、尸斑等具體的尸體現象；結論是死亡時間。

　　歸納證明法是運用歸納的形式來從證據的真實性直接推導出案件事實的真實性。然而，這里所說的“歸納”不是嚴格的邏輯學意義上的“歸納推理”。歸納推理是從個別事實推導出一般性結論的思維方法。如果說演繹推理是從一般到個別的思維方法，歸納推理則是從個別到一般的思維方法。在偵查破案的認識過程中，這兩種方法都會得到運用。例如，在分析某人的死亡原因時，偵查人員可以運用演繹法思維，即根據死亡原因的一般知識來推斷本案的具體死亡原因；在并案偵查中，偵查人員可以運用歸納法思維，即根據這些具體案件中反映出來的共同特點確定它們為同一個人或同一伙人所為的結論。

　　歸納證明法不完全等同于歸納推理。歸納證明要通過一系列具體事實或一組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的真實性。在甲經理被殺案中，偵查人員根據現場上的和致命彈頭上的射擊痕跡、死者頭部的槍傷和周圍的射擊殘留物痕跡、有關的鑒定結論、以及甲經理和乙經理之間有債務糾紛等證據，通過歸納與綜合，最終證明了乙經理就是殺害甲經理的兇手。

　　由于演繹證明中前提的正確與否比較容易判斷，而歸納證明中的歸納往往是不完全的，所以演繹證明的可靠性較高。但是，演繹證明的前提比較抽象，而歸納證明的依據都是具體事實，因此，歸納證明的說服力較強。在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時，演繹證明和歸納證明往往要結合起來使用。

　　3.要素證明法和系統證明法

　　要素證明法即通過運用證據證明構成案件事實的每一項要素來證明全案事實的方法。由于其證明過程是從部分到整體，所以，有人稱之為“自下而上”的證明方法。系統證明法與之相反，它是先從整體上證明案件事實的基本結構，然后再證明具體的構成要素。由于其證明過程是從整體到部分，所以又被稱為“自上而下”的證明方法。

　　雖然這兩種方法的區別表現為證明的過程形態不同，但是其實質在于證明的重心不同。在有些情況下，證明了每一個要素就等于證明了整體事實；但是在有些情況下，證明每一個要素與證明整體事實并不能簡單地等同起來；另外，在某些案件中，證明某個要素幾乎是不可能的，但證明包括該要素在內的整體事實卻還是完全可能的。在第一種情況下，采用“自下而上”的證明方法還是采用“自上而下”的證明方法并無太大的差異，但是在后兩種情況下，采用何種證明方法卻有可能帶來大相徑庭的結果。由此可見，要素證明法和系統證明法應該適用于不同的案件情況。

　　其實，這兩種證明方法的區別并不局限在司法和執法活動之中。醫生診斷病情實際上也可以視為一種證明過程。一般來說，醫生在診斷病情或者說“查明病情真相”時采用的是要素證明法。醫生通過“望聞問切”或使用各種技術手段，逐個查證病人的各種癥狀，如脈搏、舌象、體溫、血壓、血象等。隨著已查明的癥狀數量的增加，整體病情的性質也就逐漸明確了。或者說，隨著已知“要素”的增加，病人可能得的病的種類數量就減少了，直到剩下最后一種可能性的時候，病就查清了，整個病情也就得到了證明。當然，有些醫生也會采用系統證明法來查明病情。他們先憑直覺或第一印象推斷病人得的是肺炎或感冒，然后再根據這一病情的“系統”要求去查驗一個個癥狀。歷史學家在證明歷史事件時往往采用系統證明法。他們一般先就某歷史事件或歷史進程設立一個符合歷史規律和邏輯規律的命題，然后再到紛亂復雜的“歷史材料”中去查找，用細節構建起該命題所需的完整系統，而且在構建過程中公開或含蓄地加入自己關于歷史的哲理或者自己對歷史的解釋。

　　要素證明法和系統證明法的適用對象有所不同。這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要查明的問題可否用簡單的“是”或“不是”來回答；其二，要查明的問題可否用再現法檢驗。在醫生診斷病情的過程中，要查明的問題往往是可以用“是”或“不是”來回答的，而且一般都可以用再現法檢驗。例如，病人的體溫是否高于37℃；病人血液中的白血球數是否超過了1萬。因此，醫生診斷病情的活動比較適宜采用要素證明法。

　　然而，在歷史學家的證明過程中，要查明的問題往往比較復雜，而且也不可能用再現法檢驗。例如，法國“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是什么？華盛頓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的作用是什么？即使我們把這兩個問題改成“一般疑問句”，恐怕歷史學家們也很難用“是”或“不是”來回答。例如，法國“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是不是當時無產階級的力量還不夠強大？華盛頓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是不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醫生在診斷病情時可以用再現法檢驗，如反復檢驗體溫及其與病癥的關系。但是歷史學家卻不能用再現法去檢驗在無產階級力量強大的情況下“巴黎公社”還會不會失敗；也無法用再現法去檢驗沒有華盛頓的美國獨立戰爭還會不會勝利。

　　簡單地把司法活動中的證明等同于醫生的證明或歷史學家的證明都不無偏頗。實際上，不同的案件往往適用于不同的證明方法。例如，在產品責任案和醫療事故案中，要素證明法可能比較適用，因為案件中的問題可以用“是”或“不是”來回答，而且在必要時也可以用再現法檢驗。但是，在詐騙案、殺人案等大多數涉及行為人主觀狀態的案件中，系統證明法往往更為合適。因為回答這些案件中的問題既需要系統的框架結構，也需要證明者的注釋。

　　從實踐的角度來講，系統證明法有著十分廣泛的用途，因為任何司法人員在使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時，往往都已經有了一定的“符合歷史規律和邏輯規律的命題”。在這種情況下，運用系統證明法既可以加強證明的條理化又可以簡化復雜的證明過程。此外，這也比較符合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思維習慣，因為人們會自然而然地對生活中的認識活動進行條理化和簡化處理。例如，一個人會記住自己昨天下午去了一趟商店，而不一定記住出門、鎖門、下樓、掏鑰匙、打開自行車鎖、騎上車……等一系列具體動作；當人們看到一輛汽車從身旁駛過時，會毫不猶豫地推定那汽車具有車身、輪胎、發動機、車燈等一系列構成要件，而不必一一核查這些要件之后才斷定這是一輛汽車。誠然，證明案件事實絕不像上述事例那么簡單，但其中有些道理是相通的。在運用系統證明法證明案件事實的時候，重要的是準確把握系統的結構和系統證明的規則。

　　三、證明目的與證明標準

　　證明目的和證明標準是有關司法證明的一對重要范疇。雖然人們有時把這兩個概念互相替用，但是二者的含義并不完全相同。司法證明的目的，是指司法證明主體追求的目標，是司法證明活動的標的。司法證明的標準，是指司法證明必須達到的程度和水平，是衡量司法證明結果的準則。在討論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系時，我們有必要先明確幾對相關的概念。

　　（一）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

　　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是司法證明中一對重要的范疇。客觀事實即客觀存在的事實。就司法證明活動而言，是指確實在客觀世界中發生的案件事實。法律事實是法律意義上的事實，是由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可以引起一定法律后果的事實。在司法活動中，法律事實指由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是經過人的主觀活動明確或確認的案件事實。

　　法律事實是以客觀事實為基礎的，是由客觀事實所決定的。但是，法律事實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觀事實。在任何案件中，在任何司法活動中，法律事實和客觀事實都存在著質和量的差異。首先，法律事實在質上并不完全等于客觀事實。因為法律事實是由證據證明的事實，而用證據證明是一種人的行為，所以法律事實并不完全是客觀的東西，其中或多或少都會攙雜一定的人的主觀因素或作用。其次，法律事實在量上也不等于客觀事實。一般來說，案件中客觀事實的數量都會大于法律事實的數量，因為并非所有與案件有關的客觀存在或發生的事實都可以由證據證明，都可以成為法律事實。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案件中的一些客觀事實會在證明的過程中遺失，甚至根本就沒能獲得進入司法證明過程的資格。

　　由此可見，法律事實帶有主觀的色彩、人為的品格。美國學者吉爾茲曾經指出：“法律事實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為造成的，一如人類學家所言，它們是根據證據法規則、法庭規則、判例匯編傳統、辯護技巧、法庭雄辯能力以及法律教育等諸如此類的事物而構設出來的，總之是社會的產物。”(19)

　　中國也有學者認為，“訴訟中所呈現的并最終為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乃是經過證據法、程序法和實體法調整過的、重塑了的新事實。這種新事實因為不可避免地滲透了人的主觀意志，因此可以稱之為主觀事實；又由于它是在訴訟活動過程中形成并成立于訴訟法上、僅具有訴訟意義的事實，因此也可以稱之為訴訟事實或法律事實”(20)。總之，法律事實不等于客觀事實。

　　（二）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

　　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是以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為基礎的一對范疇，但是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的概念。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回答的是“什么是司法證明中的事實”的問題；客觀真實和法律真實回答的是“司法證明中的認識怎樣才為真實”的問題。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所謂“客觀真實”，是說司法活動中人們對案件事實的認識完全符合客觀的實際情況，即符合客觀標準的真實。所謂“法律真實”，是說司法活動中人們對案件事實的認識符合法律所規定或認可的真實，是法律意義上的真實，是在具體案件中達到法律標準的真實。

　　法律是人制定的，法律真實的內涵和標準也是由人規定的，因此，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時期，法律真實的內涵和標準自然也會有所不同。古代的“神明裁判”是一種法律真實；曾經在中世紀歐洲大陸國家盛行的“法定證據”也是一種法律真實；在當今西方國家占主導地位的“自由心證”仍然是一種法律真實。那么，我們國家要確立的是什么樣的法律真實？我們認為，這應該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基礎之上的法律真實。對此，我們有兩點說明：

　　第一，法律真實并不屬于主觀真實的范疇。所謂主觀真實，是說司法活動中人們對案件事實的認識符合主觀的標準，是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真實。換言之，檢驗一個認識是否真實的標準不是客觀實際情況，而是主觀認識，是用具有權威性的認識去檢驗具體司法證明中的認識。然而，法律真實不是這種意義上的真實。法律真實是不能完全脫離客觀真實的，是建立在客觀真實基礎之上的真實，是包含有客觀真實內容的真實。

　　第二，法律真實雖包含有客觀真實的內容，但是法律真實并不等于客觀真實。二者的區別在于，客觀真實必須是完全正確的，而法律真實的概念本身就隱含著誤差的可能性。按照客觀真實的要求，司法證明的結果都是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的，那當然就是完全正確的，就不能有任何誤差。而法律真實是法律認可的真實，其中既包含有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的內容，也可能包含有不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的內容。眾所周知，法官認定案件事實離不開證據，但證據中存儲的與案件事實有關的信息并不等于客觀存在的案件事實。例如，張三說他看見李四用棍子打死了王五。這證言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虛假的，還可能是半真半假的。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證言都是真實與虛假的結合。當然，有的證言中真實的成分多一些，有的證言中虛假的成分多一些。即使是法官采信的證言，往往也包含有不真實的成分。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也是法律不得不接受的事實。法律真實就是建立在這種證據基礎之上的真實。

　　（三）絕對真實和相對真實

　　司法證明是人的認識活動，因而就存在著認識結論是否真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真實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絕對真實和相對真實是一對重要的范疇。所謂絕對真實，就是說司法證明所確認的案件事實完全符合客觀發生或存在的事實，是100%的真實。所謂相對真實，是說司法證明所確認的案件事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客觀發生或存在的事實，不是100%的真實，可能只是90%、80%或51%的真實。

　　考察司法證明中絕對真實與相對真實這兩種觀點之間的關系，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關于客觀真理和相對真理的觀點為指導。有人認為，承認司法人員認定的案件事實不一定完全屬實，或者說存在著相對真實性，就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真理觀，就是陷入了“不可知論”的泥潭。這種觀點不無偏頗。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可知的，人類是有能力認識一切客觀真理的。但是，這并不等于說世界上的事物對每個具體的人來說都是完全可知的，并不等于說每個具體的人都有能力認識客觀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經精辟地指出：“一方面，人的思維的性質必然被看作是絕對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維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維著的個人中實現的。這個矛盾只有在無限的前進過程中，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人類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決。從這個意義來說，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同樣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同樣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的終極目的來說，是至上的和無限的；按它的個別實現和每次的現實來說，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21)

　　司法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屬于認識的“個別實現”，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維著的個人中實現的，是不可能無限期無止境地進行下去的，因此，就每一個具體案件來說，司法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定都不是“絕對真理”，只能是“相對真理”。換言之，人們對每個具體案件事實的認識都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實”，而只是在不同程度上的“真實”，都不是絕對真實，而只是相對真實。

　　恩格斯還指出：“認識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對漫長的時代系列來說是相對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趨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體演化學、地質學和人類歷史中一樣，由于歷史材料不足，甚至永遠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誰要以真正的、不變的、最后的、終極的真理的標準來衡量它，那么，他只能證明他自己的無知和荒謬。真理和謬誤，正如一切在兩極對立中運用的邏輯范疇一樣，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領域內才具有絕對意義……對立的兩極都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真理變成謬誤，謬誤變成真理。”(22)

　　人類的認識能力具有相對性，司法證明的結果也具有相對性。只有在無限發展的認識進程中，人類的認識能力和司法證明的結果才能擺脫相對性的約束，進入絕對真實的王國。換言之，絕對真實不是在一次具體的認識活動中完成的，而是在無限發展的認識進程中實現的。由此可見，在任何一個具體案件中，司法證明的結果都只是相對真實，不是絕對真實。當然，相對真實與絕對真實并不是完全對立或截然分開的，相對真實中總會或多或少地包含著絕對真實的內容。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司法證明的結果中也包含有絕對真實的內容。

　　正確的判決不一定要求所有案情細節都達到100%的真實。例如，在一起殺人案件中，被告人實施殺人的一些細節可能沒有完全查清，但是這并不一定影響認定被告人就是殺人犯，依據這些證據做出的判決也就是正確的。雖然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認識往往具有一定的相對性或模糊性，但是法官在每一個具體案件中做出的判決結論必須是確定的。就刑事訴訟的每項指控來說，法官要么判被告人有罪，要么判被告人無罪，絕不能判被告人有80%的可能性有罪；就民事訴訟的每項事實爭議而言，法官或者判原告方勝訴，或者判被告方勝訴，也不能判原告方很可能勝訴。但是，法官在分析和判斷證據的證明價值時卻完全可以吸收和使用概率論的一些原則，而這也正是研究絕對真實與相對真實的關系所能給予我們的有益啟示。

　　既然司法證明具有相對性，司法證明的結果屬于相對真實的范疇，那么這種相對真實就應該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才能被人們所接受。相對真實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證明的結果是合理的，或者就一般的知識和經驗來說是真實可靠的；其二，證明的過程是正當的，或者說是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的。于是，我們又遇到了另一對重要范疇，即實質真實與形式真實。

　　（四）實質真實和形式真實

　　所謂實質真實，是指證明活動的結果在實質上符合客觀事實，是實質內容的真實。所謂形式真實，是指證明活動的過程和形式符合證明規律的要求，是形式所表現的真實。在訴訟活動中，司法證明的形式真實通常表現為程序的正當與合理，因此又可以稱為程序真實，或程序意義上的真實。

　　實質真實和形式真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司法證明活動的內容與形式之間的關系。毫無疑問，實質真實與形式真實的關系是對立的統一。但是在具體的司法證明活動中，如何闡釋或界定實質真實與形式真實的相互對應關系，學界主要有三種觀點。這三種觀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實質真實與形式真實之間對應關系的三種基本模式。

　　第一種模式：實質真實決定形式真實。在司法證明中，實體真實處于主導的、決定的地位；形式真實處于附屬的、服從的地位。離開實質真實，形式真實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形式本身并沒有預設的真實標準，它只是實現實質真實的工具和手段。于是，實質真實被奉為司法證明中唯一的而且是神圣的目標。這種模式強調的是結果意義上的真實。

　　第二種模式：實質真實和形式真實是相互融合、不可分割的。在司法證明中，實質真實和形式真實沒有輕重之分、主從之分。二者在功能上是互補的，在地位上是對等的。沒有實質真實，程序真實會迷失方向；沒有形式真實，實質真實會成為空洞的幻象。這種模式強調的是過程意義上的真實。

　　第三種模式：形式真實決定實質真實。只要司法證明活動遵循了正當合理的程序，就是說在證明形式上滿足了真實性的要求，那么其在實質上也就具有了真實性。在訴訟活動中，程序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有其自在的獨立價值，而且這種價值的實現和保障比實質真實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司法證明只要保證形式或程序的真實就可以了。換言之，司法證明的內容確定之后，形式的合理與否、程序的正當與否，就成為了決定的因素。這種模式強調的是程序意義上的真實。在實質真實與形式真實的對應關系問題上采用何種模式，體現了一定的價值取向。因此，在不同國家的訴訟制度和證據制度中，這三種模式有不同的地位，發揮著不同的作用。

　　（五）證明目的和證明標準的內涵與關系

　　1.司法證明的目的是追求客觀真實

　　誠然，在具體案件中，每個證明主體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有人進行證明是為了讓他人明確案件事實；有人進行證明是為了讓自己明確案件事實；有人進行證明是為了明確客觀發生的案件事實；有人進行證明是為了明確自己主張的案件事實，甚至是虛構的案件事實。但是，作為具有法律意義的證明活動，司法證明還具有超越個人目標的、統一并帶有“應然”品格的目的。因此，我們在這里討論的證明目的不是具體個人的行為目標，而是抽象的司法證明活動應該追求的目標，是包括自向證明和他向證明在內的各種司法證明活動的統一目標。

　　司法證明的目的是明確案件事實，以便司法機關正確適用法律。這里所說的案件事實應該是客觀事實，或者說，司法證明活動追求的目標應該是客觀真實。我們不能把司法證明的目的界定為明確法律事實，因為法律事實是就司法證明的結果而言的。在司法證明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收集證據的開始階段，偵查人員或其他有關人員甚至還無法明確具體案件的性質，就要求他們以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實為目的，顯然是不合適的。究竟什么是該案的法律事實尚難以確定，自然不能說證明的目的就是明確法律事實。再者，以法律真實為目的指導證據調查工作，也容易導致收集證據的主觀性和片面性，違反客觀全面收集證據的原則。總之，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要求我們把客觀真實作為司法證明的目的。

　　證明目的可以指引證明行為的方向，證明目的對證明行為有驅動力量。我們不應否認或忽視客觀真實對司法證明活動的指引和驅動作用。不過，目的的作用主要表現在行為的過程之中，卻不一定總能在現實中成為行為的結果。在一些案情簡單而且證據完備的案件中，證明的結果可能完全符合客觀實際情況；但是在多數案件中，證明的結果都會與案件真實情況有一定的誤差。

　　證明目的在各種案件的訴訟活動中以及在每個案件的各個訴訟階段都應該是統一的。因此，司法證明的目的具有“一元化”的性質。無論是在刑事訴訟中還是在民事訴訟中，無論是在偵查階段還是在審判階段，司法證明的目的都應該是明確案件的客觀真實情況。我們不能說，刑事訴訟證明的目的是追求客觀真實，民事訴訟證明的目的是追求法律真實。我們也不能說，偵查階段的證明目的是追求客觀真實，審判階段的證明目的是追求法律真實。我們更不能說，在嚴重的刑事案件中，證明的目的必須是嚴格的客觀真實，但是在輕微的刑事案件中，證明的目的可以是寬松的法律真實。目的就是目的，無論是什么案件，證明的目的都應該是統一的，貫穿始終的，否則就會步入實用主義的誤區。這就是司法證明目的的一元化。

　　2.司法證明的標準屬于法律真實

　　雖然證明標準對證明行為也有一定的指引作用，但是其主要功能表現為規范證明的結果。同樣，法律事實也不是行為的目的，而是行為的結果，是結果意義上的事實。換言之，法律真實不是司法證明活動要追求的真實，而是司法證明活動必須達到的真實。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必須為司法活動規定具有現實意義的證明標準。

　　在確定司法證明的標準時，人們既要考慮證明目的的需要，也要考慮其他價值目標的需要，如實現司法公正、加強權利保護、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訴訟成本等。因此，司法證明的標準不能是難以實現的客觀真實，而應是切實可行的法律真實。法律真實中也恰恰體現了證明標準所要求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證明標準則是在每個案件中都必須達到的，必須具有現實性和可操作性。證明標準則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和訴訟階段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因此，司法證明的標準具有“多元化”的品格。證明標準可以有不同的等級或層次，例如，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和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可以有所不同；不同訴訟階段的證明標準可以有所不同；不同證明客體的標準也可以有所不同。

　　3.司法證明的目的與標準之間的關系

　　司法證明的目的和標準之間的關系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證明目的是確立證明標準的基礎或依據；證明標準是證明目的的具體化。其次，證明目的是貫穿在整個訴訟過程中的，是證明主體始終要追求的目標；證明標準則主要是司法人員在做出批捕、起訴、判決等決定時考慮的問題。再次，在整個訴訟過程中，證明的目的應該是貫穿始終的，是不發生變化的；但是在不同的訴訟階段，證明的標準則可以有所區別，例如，批捕階段、起訴階段、判決階段的證明標準就不完全相同。第四，在各種案件中，證明的目的都應該是一樣的；但是在不同種類的案件中，證明的標準則可以有所不同。例如，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就有所不同，嚴重犯罪案件和輕微犯罪案件的證明標準也可能有所不同。第五，無論判決的結果性質如何，證明目的都應該是不變的，但是證明標準則可以有所不同。例如，刑事案件中有罪判決和無罪判決的證明標準就可以不同，死刑案件和非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也可以不同。由此可見，司法證明的目的是就行為過程而言的，體現了證明活動的追求和方向，是帶有一定理想色彩的目標；司法證明的標準則是就行為結果而言的，是根據一定的價值觀念和需要確定的，是法律所認可的具有現實性品格的衡量準則。在具體案件的司法證明活動中，司法證明的目的不是必須實現的，而司法證明的標準則是必須滿足的。

　　注釋：

　　①陳一云主編：《證據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頁。

　　②江偉主編：《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頁。

　　③樊崇義主編：《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頁。

　　④卞建林主編：《證據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頁。

　　⑤陳光中主編：《中華法學大辭典》，檢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頁。

　　⑥參見江偉主編：《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卞建林主編：《刑事證明理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頁。

　　⑦卞建林主編：《刑事證明理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頁。

　　⑧同注⑦，第271-272頁。

　　⑨參見吳宏耀、魏曉娜：《訴訟證明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5-169頁。

　　⑩陳樸生著：《刑事證據法》（重訂版），臺灣三民書局1992年版，第41頁。

　　(11)［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訴訟法》，白綠鉉譯，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