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列夫·托爾斯泰背后的故事
列夫托爾斯泰，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創作了許多著名的作品，那么你知道他的故事嗎？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世界名人列夫·托爾斯泰背后的故事，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世界名人列夫·托爾斯泰背后的故事 1
列夫·托爾斯泰出身名門，父親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參加過1812年衛國戰爭，以中校銜退役;母親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是公爵的女兒。托爾斯泰1歲半喪母，9歲喪父，是姑媽把他撫養長大的。
托爾斯泰自幼接受貴族家庭教育，16歲時考入喀山大學東方系，攻讀土耳其、阿拉伯語，準備當外交官。由于考試不及格，次年轉到法律系。他對僵化的課程沒有興趣，而對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興趣濃厚，同時大量閱讀文學作品。19歲退學，回到自己的莊園雅斯納雅·波良納。這本是母親的“嫁妝”，在兄弟分財產時歸托爾斯泰所有，他漫長的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是在這里度過的。
托爾斯泰在與下層人民的接觸中，逐漸認識到貴族階層的陰暗與罪惡，經過痛苦的心理掙扎，終于完全否定了官辦教會，接受了宗法制農民的信仰，最后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革命形勢和全國性大饑荒的強烈影響下，毅然棄絕貴族階級，轉到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
從此托爾斯泰厭棄自己及周圍的貴族生活，自己耕地、縫鞋，為農民蓋房子，持齋吃素。他也改變了文藝觀，指斥自己過去的創作，甚至包括《戰爭與和平》等巨著，是“老爺式的游戲”，并把創作重點轉移到論文和政論上去，以直接宣傳自己的社會、哲學、宗教觀點，無情揭露地主資產階級社會的罪惡。
托爾斯泰的世界觀發生激變后，曾于1882年和1884年一度想離家出走。這種意圖在他19世紀80至90年代的創作中有頗多反映。在人生的最后幾年，托爾斯泰意識到農民的覺醒，因自己同他們的思想情緒有距離而悲觀失望;對自己的地主莊園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深感不安;他的信徒托爾斯泰主義者和他的夫人之間的糾紛更使他深以為苦。
現實生活與他的觀點之間的尖銳對立像一盤石磨碾壓著作家的心，他多么希望在哪怕是一年、一月或死前的一天里，過一過真正普通人民的生活，離棄他所憎惡的虛偽和奢華!
1910年10月28日，如同往常一樣，列夫·托爾斯泰把書房里寫字臺上那兩枝矮燭臺上的蠟燭吹熄了，走進臥室。但他久久不能入睡。窗外颯颯的秋風掀起了他思緒的漣漪……
雅斯納雅·波良納呈現著令人心曠神怡的大自然美，作家幾乎整個的一生都是在這里度過的。然而現在，這里令人窒息的空氣使他一天也無法生活下去了。“不能，我不能再呆下去了，快走，快!”他毅然下定決心，用顫抖的雙手把衣服穿上，走進書房，燃起蠟燭，給妻子索菲婭寫了最后一封信：
“我的出走使你懊惱，諒解這一點吧!請你理解和相信吧：我不能有別的辦法。我對在家中所處的地位已是忍無可忍了，我不能再在這種奢華的環境中生活，我要像在我這樣年齡上的老人所習慣的'那樣去做：他們從塵世的生活中逃出來，在孤獨和寂寞中度過自己的晚年……”
寫完信，托爾斯泰躡手躡腳地下了樓，來到他晚年的摯友馬柯維茨基醫生房中將他叫醒。不一會兒，一輛四輪輕便馬車便在這深秋的黑夜中，從雅斯納雅·波良納飛奔而出。82歲高齡的托爾斯泰終于如愿以償了，他打算到南方，在農民的小屋里定居下來，以求在那些普通的勞動人民中間度過自己的殘年。
遺憾的是，他在出走的途中染上嚴重的肺炎，于1910年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車站逝世。
世界名人列夫·托爾斯泰背后的故事 2
托翁與孔子
托爾斯泰在晚年的思想探索中一直醉心于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從英譯本的《四書》、《五經》里讀遍了諸子百家的言論。
在中國傳統文化經典中，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孔子。他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接觸孔子、孟子的著作。他曾寫信給好友切爾特科夫說:“我坐在家里，發著高燒，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讀孔子，很難想象，這是多么不同尋常的道德高峰，看到這一學說有時竟達到基督學說的高度，你會感到快慰。”
托爾斯泰身上具有的人道主義，使他能很快領會孔子的學說，進而用“仁者愛人”這樣的思想去規范自己和要求他人。在行動中則以身作則，堅持“平民化”立場，并且用作品和各種形式的公開言論去譴責沙皇專制的黑暗，暴露俄國官吏的丑行和社會的黑暗，達到為民眾的疾苦呼吁的目的。因此，可以說托翁研究孔子的積極結果，是加深了自身的人道主義精神，從博愛、“愛人”的思想原則出發，更加關懷下層民眾。
托翁與老子
1884年3月10日，托爾斯泰在日記里記載：“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間。安德留沙打翻了墨水瓶，我于是責備他。我臉上的表情一定是惡狠狠的……做人應該像老子所說的如水一般，沒有障礙，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壩，停下來;堤壩有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圓的，它成圓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強。”
1891年10月，他在給一位出版商的書信后面，附了一份“給我留下印象的作品”。這份書目羅列不足50部，這些作品，根據閱讀印象，分為強烈、非常深、很深三種程度。書目中，涉及中國的作品，有孔子、孟子和老子，而“老子”是列在印象“強烈”這個項目中的。
他介紹老子的一個基本論點是：“他(老子)教導人們從肉體的生活轉化為靈魂的生活。他稱自己的學說為‘道’，因為全部學說就在于指出這一轉化的道路，也正因此，老子的全部學說稱為《道德經》。”
托爾斯泰與老子，真可謂時距千年，相隔萬里，與老子的相遇，為其對人生的思考增加了一個參照系統，并使其獲得了“良好的精神狀態”。他在日記里說：“我認為我的道德狀況是因為讀孔子，主要是讀老子的結果。”
托翁與墨子
托爾斯泰對中國諸子百家的印象極佳，他曾經多次表達對中國的熱愛與尊敬。托爾斯泰研讀墨子的情況和體會，其書信和日記中有多次提及。在1905年12月4日寫給我國留學生張慶桐的信中說:“在我漫長的一生中，曾經有好幾次同日本人見過面，但從沒有一次同中國人見過面，也沒有發生過聯系，而這正是我一向非常想望的;因為很久以來，我就相當熟悉中國的宗教學說和哲學……遭到孟子駁斥的墨子學說，尤其令我敬佩。我對于中國人民經常懷有深厚的尊敬，很大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戰爭等事件而更為強烈了。”
托爾斯泰作為人道主義者，一向主張“博愛”。他既然熱衷于孔子的“仁學”，即“仁者愛人”的思想，自然也就欣賞墨子“兼愛”的主張。從這一點來看，托翁不但和孔子，而且同墨子之間也是思想相通的。
警世箴言
記住吧：只有一個時間是重要的，那就是現在!它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是我們可以利用的時間。
重要的不是知識的數量，而是知識的質量，有些人知道得很多很多，但卻不知道最有用的東西。
理想是指路的明燈，沒有理想，就沒有堅定的方向;沒有方向，就沒有生活。
一語識人
列夫·托爾斯泰是具有“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的“天才藝術家”，而且他的作品描寫了俄國革命時期人民的頑強抗爭，是“俄國十月革命的鏡子”。
——列寧
世界名人列夫·托爾斯泰背后的故事 3
19世俄國最偉大的作家。出生于貴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學，受到盧梭、孟德斯鳩等啟蒙思想家影響。1847年退學回故鄉在自己領地上作改革農奴制的嘗試。1851～1854年在高加索軍隊中服役并開始寫作。1854～1855年參加克里米亞戰爭。幾年軍旅生活不僅使他看到上流社會的腐化，而且為以后在其巨著《戰爭與和平》中能夠逼真地描繪戰爭場面打下基礎。1855年11月到彼得堡進入文學界，其成名作：自傳體小說《童年》（1855）、《少年》（1857），這些作品反映了他對貴族生活的批判態度，“道德自我修養”主張和擅長心理分析的特色。從中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義貴族立場主張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莊園試驗失敗的過程。
1857年托爾斯泰出國，看到資本主義社會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滅社會罪惡的途徑，只好呼吁人們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這些觀點反映在其短小說《琉森》（1857）之中，后又創作了探討生與死、痛苦與幸福等問題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為考察歐洲教育，托爾斯泰再度出國，結識赫爾岑，聽狄更斯演講，會見普魯東。他認為俄國應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會；農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貴族應走向“平民化”。這些思想鮮明地體現在其中小說《哥薩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爾斯泰創作了長歷史小說《戰爭與和平》，這是其創作歷程中的第一個里程碑。小說以四大家族相互關系為情節線索，展現了當時俄國從城市到鄉村的廣闊社會生活畫面，氣勢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間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1812年庫圖佐夫領導的反對拿破侖的衛國戰爭，歌頌了俄國人民的愛國熱忱和英勇斗爭精神，主要探討俄國前途和命運，特別是貴族的地位和出路問題。小說結構宏大，人物眾多，典型形象鮮活飽滿，是一部具有史詩和編年史特色的鴻巨制。
1873～1877年他經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說藝術已達爐火純青。
70年代未，托爾斯泰的世界觀發生巨變，寫成《懺悔錄》（1879一1882）。80年代創作：劇本《黑暗的勢力》（1886）、《教育的果實》（1891），中小說《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萊采奏鳴曲》（1891）、《哈澤·穆拉特》（1886～1904）；短小說《舞會之后》（1903），特別是1889～1899年創作的長小說《復活》是他長期思想、藝術探索的總結，也是對俄國社會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為世界文學不朽名著之一。
托爾斯泰晚年力求過簡樸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從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個小站，享年82歲，一代文學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世界名人列夫·托爾斯泰背后的故事 4
托爾斯泰雖然很有名，又出身貴族，卻喜歡和平民百姓在一起，與他們交朋友，從不擺大作家的架子。
一次，他長途旅行時，路過一個小火車站。他想到車站上走走，便來到月臺上。這時，一列客車正要開動，汽笛已經拉響了。托爾斯泰正在月臺上慢慢走著，忽然，一位女士從列車車窗沖他直喊：“老頭兒！老頭兒！快替我到候車室把我的手提包取來，我忘記提過來了。”
原來，這位女士見托爾斯泰衣著簡樸，還沾了不少塵土，把他當作車站的搬運工了。
托爾斯泰急忙跑進候車室拿來提包，遞給了這位女士。
女士感激地說：“謝謝啦！”隨手遞給托爾斯泰一枚硬幣，“這是賞給你的。”
托爾斯泰接過硬幣，瞧了瞧，裝進了口袋。
正巧，女士身邊有個旅客認出了這個風塵仆仆的“搬運工”，就大聲對女士叫道：“太太，您知道您賞錢給誰了嗎？他就是列夫托爾斯泰呀！”
“啊！老天爺呀！”女士驚呼起來，“我這是在干什么事呀！”她對托爾斯泰急切地解釋說：“托爾斯泰先生！托爾斯泰先生！看在上帝的面兒上，請別計較！請把硬幣還給我吧，我怎么會給您小費，多不好意思！我這是干出什么事來啦。”
“太太，您干嗎這么激動？” 托爾斯泰平靜地說，“您又沒做什么壞事！這個硬幣是我掙來的，我得收下。”
汽笛再次長鳴，列車緩緩開動，帶走了那位惶惑不安的女士。
托爾斯泰微笑著，目送列車遠去，又繼續他的旅行了。
世界名人列夫·托爾斯泰背后的故事 5
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 俄國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圖拉省克拉皮文縣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今屬圖拉省曉金區)。托爾斯泰家是名門貴族，其譜系可以追溯到16世紀，遠祖從彼得一世時獲得封爵。父親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參加過1812年衛國戰爭，以中校銜退役。母親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謝·沃爾康斯基公爵的女兒。托爾斯泰一歲半喪母，9歲喪父。1841年他的監護人姑母阿·伊·奧斯堅—薩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監護。于是他全家遷到喀山。
托爾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貴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學東方系，攻讀土耳其、阿拉伯語，準備當外交官。期終考試不及格，次年轉到法律系。他不專心學業，迷戀社交生活，同時卻對哲學尤其是道德哲學發生興趣，喜愛盧梭的學說及其為人，并廣泛閱讀文學作品。在大學時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學的優越性。1847年4月退學，回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這是他母親的陪嫁產業，在兄弟析產時歸他所有，他的漫長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在這里度過。
回到莊園后，他企圖改善農民生活，因得不到農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應法學士考試，只考了兩門課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為農民子弟興辦學校。11月起名義上在圖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職，次年12月被提升為十四品文官，實際上卻周旋于親友和莫斯科上流社會之間。但他漸漸對這種生活和環境感到厭倦，1851年4 月底隨同服軍役的長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參加襲擊山民的戰役，后作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隊中服役兩年半。雖然表現優異，但也有賴親戚的提攜才晉升為準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隊。克里木戰爭開始后，自愿調赴塞瓦斯托波爾，曾在最危險的第四號棱堡任炮兵連長，并參加這個城市的最后防御戰。在各次戰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軍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優秀品質，加強了他對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對農奴制的批判態度。
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開始創作，在《現代人》雜志上陸續發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小說。1855年11月他從塞瓦斯托波爾來到彼得堡，作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歡迎，并逐漸結識了岡察洛夫、費特、奧斯特洛夫斯基、德魯日寧、安年科夫、鮑特金等作家和批評家。在這里他以不諳世故和放蕩不羈而被視為怪人，他的不喜愛荷馬和莎士比亞也使大家驚異。不久，他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相識，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學見解。當時德魯日寧等人提倡為藝術而藝術的所謂“優美藝術”，反對所謂“教誨藝術”、實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張的暴露文學。托爾斯泰傾向于德魯日寧等人的觀點，但又認為任何藝術不能脫離社會生活。至1859年，他同《現代人》雜志決裂。
1856年底以中尉銜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德國游歷。法國的“社會自由”博得他的贊賞，而巴黎斷頭臺一次行刑的情景則使他深感厭惡。在瑞士看到英國資產階級紳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憤慨。但這次出國擴大了他的文學藝術的視野，增強了他對俄國社會落后的清醒認識。
對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農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勢，托爾斯泰的思想是極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準備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農民，并在自己莊園試行，因農民不接受而未實現。他同情農民，厭惡農奴制，卻認為根據“歷史的正義”，土地應歸地主所有，同時因地主面臨的是要性命還是要土地的問題而深深憂慮。他不同意自由主義者、斯拉夫派以至農奴主頑固派的主張，也看到沙皇所實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虛偽性質，卻又反對以革命方法消滅農奴制，幻想尋找自己的道路。由于無法解決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圖在哲學、藝術中逃避現實，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長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觀情緒。1859至1862年間幾乎中輟創作，先后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和附近農村為農民子弟辦了20多所學校，并曾研究俄國和西歐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還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時等國考察學校。后又創辦《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教育雜志。這些活動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農奴制改革中，他作為本縣和平調解人，在調停地主和農民的糾紛時，常常同情農民，又招致貴族農奴主的敵視。1862年7月他外出時，家中遭到憲兵連續兩天的搜查。不久他關閉了學校。這段時間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蕩以及因同農民的頻繁接觸而接受的他們對事物的一些看法，成為他的世界觀轉變的契機和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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