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與佛教-不是佞佛是究佛

　　柳宗元究佛，以儒為體，兼通儒釋，唐宋沒有人能出其右。柳宗元用大中之道究佛理，這我們在他涉佛詩文里隨處可見。柳宗元贊同佛教與《易經》、《論語》相合的東西，說就是圣人再生也不會責斥我。

　　說到宗教，它像迷霧一樣一直伴隨在人類身邊。宗教是虛幻的，又是真實存在的。它亦真亦幻的影子，不時攪動著千百萬人的心靈。而富于思辯的佛教更是這樣，其佛典經卷浩如煙海，世存的就有五千多種，不但歷代研究者嘆息難治，就連佛祖也一再說“佛法難聞”。柳宗元自己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而“通其說”，即蘇軾說的“始究佛法”，是遭貶以后的事。在佛教充斥整個社會的時代，柳宗宗元身上有它的影子這不奇怪。柳宗元不是迷佛的宗教徒，也不是后人說的佞佛，而是蘇軾說的“儒釋兼通”的思想家。他是唐宋究佛第一人。

　　大家知道，佛教不是中國本土的東西，而今天它和儒道一起成了中國三大傳統文化。佛教自漢末進入中國以來，很快與儒道交融。漢代的佛教在中國被理解為道術的一種;魏晉的佛教被理解為魏晉玄學的一派。到唐時，儒釋道出現明顯的合流，佛教“不入于老，則入于儒”，更是一副中國式的面孔。天臺宗、華嚴宗、是這樣，禪宗更是純粹中國化的佛教。佛教在中國化后走向頂峰，成了世界性的宗教。儒釋道在唐代形成鼎立之勢，除宗教自身發展的原因外，與皇家權術直接相關。唐高祖用道教老子固宗，李世民用佛教維統，武則天用佛尊當女皇。皇帝親自組織三家論辯，下詔給他們拍座次。

　　按輪回說，佛教認為當前的禽獸蟲蟻，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而當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孫，所以，佛教是不認父母，不講孝道的。這與儒家倫理水火不容。后來佛教有了改變，佛教徒編了不少講孝德的經書，還實行三年之喪。《柳集》有序贊賞和尚看望父母。元和六年，柳宗元《送元暠師序》，贊揚和尚元暠葬亡親盡孝一事。柳宗元認為這不違背佛道，還與“儒合”。元暠是儒生，當和尚遵奉儒道，德高不忘孝，這與那些不講孝道，不重親情的和尚，不是一路人。柳宗元遭貶后，身處困境，精神極度苦悶;長年住在寺廟，每天與僧徒往來，耳濡目染，他也試圖以此撫慰受傷的心靈，可這條路好像走不通，他對禪經產生了疑竇，這讓他更加困惑和苦悶。柳宗元在永州曾有詩記載說，開始時他很虔誠，清晨取井水漱口齒，拂掉衣服上的塵埃，恭敬地捧著經書去超師院讀禪經。可“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信佛的人由于不能領悟真正的佛理而一無所取;而那些迷信荒誕的事，反倒為世人所追求和樂道。但寺院寧靜的景色，脫俗的禪境，還是讓柳宗元在精神上得到些許的慰藉和滿足。這就是后人推崇的“以儒修身，以釋修心”。到后來，佛教成了文人士大夫身上的一張皮。很難用一句話說得清。可我們翻遍《柳集》，找不到有當時士大夫迷佛的詭異之辭和癡迷依佛的情景。柳宗元《巽(xǜn)公院五詠》有五首小詩，都是寫龍興寺里的事物和景色的，詩中雖然透著寺院的靜幽和禪機，但沒有怪誕和邪妄的影子。

　　佛教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說，語出《心經》。佛教謂有形的萬物為色，說萬物為因緣所生，本非實有，故謂色空之說。柳宗元《巽公院五詠》第四首《芙蓉亭》詩說：“嘗聞色空喻，造物誰為工?”這是說，如果佛教色空之說可信，那大自然怎么能如此巧妙地創造出實實在在的萬物呢?這顯然是否定了佛教的這一思想。柳宗元涉佛詩寫的很精妙，有的讀起來會令人發笑。《戲題石門長老東軒》是一首“調笑”詩。說年過七十的法華寺石門長老，憶其一生，如夢如幻。望著當年種的小樹都參天“成林”，感嘆長年累月地誦念經書，到底有什么用?如今苦修苦行，自己連筋力衰微都忘卻了。柳宗元借此告誡長老，春天不要向窗外野地張望，不然花開時，看到雞鳥成雙成對，你會很孤單的。人連草木鳥獸都不及，會很自傷的。這是借說長老來調侃佛教。

　　柳宗元對那些“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異行”的僧人是很反感的。這些人都是假和尚，有其名無其實。在柳州，柳宗元有《送方及師序》指斥那些游民和“文章浮屠”，說他們是“亂雜”。游民，是閑著無事的人。古時指士不士，農不農，工不工，商不商的人，即游手好閑，無所事事之人。柳宗元用筆樸直，開篇直指其弊：說這些不務正業的“游民”，學文章沒有文采，假借和尚之形自為清高，他們做和尚卻沒有理佛的誠心，是憑托舞文弄墨裝放達的所謂“文章浮屠”，是放縱怪異不入流的“亂雜”。唐代宮里達官貴人也有入道作和尚的，包括公主在內，都是些最不人道的逆流。他們以佛廟為避風港，行淫亂之事。當時盜賊兇徒，貪人敗類，竊踞寺院，侮弄婦女，藏奸釀亂，無所不為。這都是些“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異行”的假和尚。柳宗元說佛道是藏污納垢之地。唐代佛教盛行，各色僧眾云集社會，五色雜流充斥其中。有種地的，有做小生意的，有開賭場的，有當醫生給人看病的，有招搖撞騙的，有算命的，有交結權貴附庸風雅的，有放高利貸的，有假借他人勢力斂財與官分臟的。從中可以看出，唐時那些欺世盜名，假借詩文放浪形骸，附庸風雅的假和尚多么風行，而社會迷失，對這些亂象卻“寬而不誅”。每提及此，柳宗元都會情不自禁的流露出極其鄙視、厭惡的神情。

　　柳宗元不主張讀書人遁入空門，為僧為道;對煉丹藥求壽更是不屑一顧。即便陷于最困苦的貶境，他也始終不改變和放棄儒道世用之心。當時有個叫周君巢的人，曾向柳宗元推薦藥餌久壽之術，柳宗元作《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回復他說：我雖遭貶廢，但從不說鬼神等事。你說這些“壽且神”的事，與堯舜孔子之道不符，我從來都沒有興趣。人如果單純為了活著，就是千年百年，我也不動心，這不是君子所圖。柳宗元看不起那些以藥餌求長壽的人，他主張關心“生人之患”，守“圣人之道”，認為這樣的人雖不久壽，可其道卻壽遠啊!他說：自己“愚不能改”，“茍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

　　憲宗好佛道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迎佛骨，一是用山人柳泌為臺州刺使采仙藥，這是有唐以來第一次授佛道實職官位害民的蠢事。《古詩》說：“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唐太宗死前服胡僧藥不救，玄宗服藥煉丹;穆宗雖誅柳泌，既而自惑，又和方士混在一起;就連滅佛的武帝，也是服方士丹藥，躁疾而死的。韓愈與周君巢也有交往，與柳宗元不同，韓愈聽信了餌藥久壽之說，晚年服食硫黃，其早亡應與此有關。

　　柳宗元《永州龍興寺息壤記》記述了一件怪誕的事，說龍興寺東北角一間堂屋，有一塊“廣四步，高一尺五寸”的隆起地面，建堂屋時，鏟平了又長高了，后來這些鏟土的人都死了。“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穖。”文中“人鬼且穖”這句話出之《列子•說符》：“楚人鬼而越人穖。”鬼，是說楚人迷信鬼神;穖(jī)是說相信吉兇禍福的征兆。《山海經》有記載說：“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凐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這也是把“息壤”鬼神化。于是廟里的人都把息壤當神來供奉，再沒人敢鏟平它。柳宗元說，鏟土的人都不幸地死了，難道是上帝愛此土不讓人鏟平嗎?回答顯然是否定的。柳宗元說：南方多瘟疫，過勞者先死。這些用鐵鍬鏟土的人，是死于過勞和瘟疫，土地怎么能顯神通呢?柳宗元擔心讀書人來龍興寺被迷惑了，相信異書的記載，故而寫此記刻在堂上。柳宗元居信鬼神之地，而不為邪說所動，其唯物史觀之堅定在唐宋是僅見的。

　　后世說柳宗元佞佛，追根溯源，其實是因韓愈引起的。韓愈信口說柳宗元與山人元十八交游，不排佛，千百年來后人隨之，致使成了一種習慣性的說法。后來柳宗元不得已在《送僧浩初序》里提及此事：說韓愈批評我嗜好佛圖言，與浮圖游。近來隴西李生礎自東都(洛陽)來，韓愈讓他帶信責斥我。柳宗元說：元十八與當時許多達官名士交好，他儒者僧形，是個文人和尚。其為人曠達質樸，與孔子同道。雖歷經挫折也不改其志。這是柳宗元與他交游的原因。柳宗元說：佛教也有不可排斥的地方，它們往往與《易經》、《論語》相投合。我與他們交游，是看重其灑脫、自由自在、無拘無束，不與孔子異道。

　　柳宗元贊同佛教與《易經》、《論語》相合的東西，說就是圣人再生也不會責斥我。而韓愈批評的那些行跡：如剃發為僧，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柳宗元說我也不高興。可韓愈只看外表而把里面有用的東西也一起扔掉了，這是只見石頭而不知道石頭里還會包著玉啊!柳宗元是從儒家立場來判佛的。柳宗元說：他與浮圖交游，“未必能通其言也”。這不是說他聽不懂和尚所說的那些佛事語，而是說他不是因喜歡和尚說佛事那些話，才與浮圖游。恰恰相反，是和尚說儒語他喜好，才與之交游。柳宗元身處貶所，對官場的尓虞我詐深惡痛絕，他與“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喜好安閑”的和尚交游是為了舒緩自己的苦悶。柳宗元主張各種思想兼容并蓄，博采眾長，不以一家所局限，也不因是外來的就排斥它，這在現在看來也是進步的，其實在中國慢長的民族融合中這是經常碰到的事。而韓愈以儒家道統自居，排斥孔孟以外的其它思想。可他后來遭貶去潮州時，卻與柳宗元交游的元十八和尚打的火熱，贈詩難分難舍。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以排佛出名的韓愈在潮州與大顛和尚親昵，這在當時就傳的沸沸揚揚。時為戶部侍郎、太子賓客精通佛理的孟簡，在吉州聽說后，致書韓愈詢問此事。韓愈答《與孟尚書書》，語多掩飾。文中贊大顛：“聰明，識道理。”是個很難得的人。韓愈后來在改任袁州刺史時，還與大顛留衣服為別。韓愈與大顛交往時，有手簡三首，刻石在潮州靈山院。唐代儒釋交混的情形現代人是很難理解的。韓愈與許多佛圖都有交往。韓愈晚年蓄伎縱欲，食丹藥硫黃，更是讓人非議。

　　柳宗元本族有一年輕人，“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可是不愿為“文儒事”，他遁入佛門，整日背著書箱，懷揣紙筆，獨自行走在山水間。柳宗元本想讓他繼承文儒業，以光顯柳氏家族，因而責怪他，但“終不可變化”。柳宗元想到“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的，入朝遭嫉妒受貶斥，連家鄉都回不了的十有八九，就放他去了，還作序贈給他。柳宗元交游的浮圖大都是儒者僧形，象本序的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經)論語，唯山水之樂”，他們富有文采，其實都是一些遠離官場，放浪山水的儒者。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結尾說：他讓李生礎“以吾言示之”，給韓愈看，想知道韓愈看后作何解釋。但韓愈沒有只言片語的回復，只能讓后人自己想象了。

　　我們從柳宗元在永州和柳州的生活和涉佛環境透出的形象看，他不但與那些迷佛至昏天黑地、滿身妖氣邪念的達官貴人不可同日而語，就是劉禹錫、白居易這樣的人也難與之相比。柳宗元是究佛理，而劉禹錫是看破紅塵，后來專心事佛。席硯間盡是經書，他鉆研佛法，參禪悟道，迎來送往的都是僧人。他自己說：“予事佛而佞。”信天命是儒學的弱點，也是許多封建文人士大夫迷失佛教的一個根源。劉禹錫與柳宗元思想相通，他們對佛教的看法很相近，排解士途坎坷及心里的苦痛是他們涉佛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劉禹錫在這方面走的遠了，而我們從《柳集》和史料里看不到柳宗元有這樣的場景和文字。所以蘇東坡在書寫柳宗元碑文時拒絕寫劉禹錫的碑。白居易更甚于此，他晚年中風后，潛心佛教，常在家搞齋戒，做道場。“女喚妻呼”都不應，連劉禹錫來了也不見，為此劉禹錫曾作詩取笑他。

　　唐人莫休符稱柳宗元是“大儒”。莫休符嶺南人，即廣東川封(今封開縣)人。他是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欽提頭榜狀元，是宣宗朝很有影響的人物。時隔柳宗元不過幾十年。莫休符曾在廣西做官，當過融州刺史，晚年退居桂林，留心搜集奇觀軼事，有《桂林風土記》傳世。莫休符對柳宗元這一評價應該是真實地反應了唐人的看法。柳宗元究佛，以儒為體，兼通儒釋，唐宋沒有人能出其右。此處用的“究”字，本意是溪流的盡處，引申為窮盡，終極。柳宗元用大中之道究佛理，這我們在他涉佛詩文里隨處可見。佛教也講中道，但它是一種詭辯術，也就是林琴南說的“詭僻之言”。柳宗元深究佛理，不可能把佛教的中道和儒家的中道混同起來。治儒學他反對“道聽途說”，對上古文章家典籍，僅各用一字就將其精髓道破;究佛理，他反對“言禪者”，“ 妄取空語”、“ 顛倒真實”，能洞達“最上乘”和“第一意”。

　　我們說過，儒釋是兩種本源，追求的終極不同。儒家用世，助君道。而佛家出世，求涅槃。儒釋相互有影響，但不可能相融如一。歷史是從混沌中走出來的。還是柳宗元說的好：“龐合猥附，不夷其高。”真正集大成者，合者龐雜，附者猥瑣(庸俗)，也不傷其高。朱自清也看到這一點，他說韓愈雖創立道統說，但“他并沒有傳了甚么新的道”，就是說他沒有自己的東西。柳宗元的“學問見解，卻在韓之上，并不墨守儒言”。宋人后來形成的新儒學，教課書都說是受韓愈的影響，陳寅恪也主此說，其實這里有一些誤區。宋新儒學的精髓，好多地方是柳宗元論說過的，韓愈只有道統虛名而已。遺憾的是歷史有時被虛妄的慣性思維罩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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