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柳宗元的佛教觀

時間：2020-09-02 10:11:12 柳宗元我要投稿

淺析柳宗元的佛教觀

　　柳宗元的作品涉及到“僧、寺” 方面的篇目共有43篇，約占作品總數的6.3%。他在這些詩文中提出來的佛學觀點不少。

　　1、“統合儒釋”說

　　“統合儒釋”說，是柳宗元在《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一文中提出來的觀點。儒――指儒家。儒家是先秦時期的一個思想流派，以孔子為代表，主張禮治，強調傳統的倫常關系。從南北朝時期開始，有人將儒家稱為儒教，跟佛教、道教并列，稱之為“中國的三大教”。釋――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的簡稱，泛指佛教。統合――即相互統一與融合。

　　六朝時期，外來的佛教和中土傳統的儒教、道教，正處在相互斗爭與融合的過程之中，其間的矛盾有時還相當強烈與尖銳。如南朝的范縝就寫過一篇《神滅論》，對佛教的“神不滅”思想，提出過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尖銳批判。范縝生存年代大約在公元450年到515年之間，字子真，南朝齊梁時人，出身于士族，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格質直。齊永明年間，曾與競陵王蕭子良就有關因果問題發生論爭。范縝以“偶然”論反駁佛教的“因果”說。為了徹底駁回佛教的因果報應說，范縝作《神滅論》，進一步闡述他的觀點。

　　《神滅論》以刀“刃”和鋒“利”的關系來比喻形神問題，以為鋒利是刀刃的作用，刀刃是鋒利的本體，無刀刃則無鋒利之作用。同樣，形體是精神的依據，而精神是形體的作用，形體存則神存，形盡則神亡。

　　北魏的太武帝，甚至在他所統轄的范圍之內，開展了一場滅佛運動。北魏太武帝拓跋燾(409年―452年)，在位28年，大約是公元424年―452年間。他在消滅北涼之后，曾經把北涼數萬戶佛教信徒(包括沮渠氏宗族及吏民)，遷到當時魏的都城平城，于是佛教在北魏境內的影響迅速擴大。北魏的司徒崔治信奉道教，厭惡佛法。他經常在魏帝面前貶低佛教，奉勸魏帝接受道教。在崔治的慫恿下，魏太武帝于442年正月“備法駕”，設道場，親自接受符，表示接受“天命”，君臨中原。魏太武帝接受道教后，開始限制佛教。

　　促使魏太武帝反佛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佛教的發展，大量編民投靠寺院，減少了國家戶籍和經濟收入，佛教寺廟塔像的大量營建，又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影響了國家的經濟力量;另一方面則是一些佛教僧侶的不法行為。這次滅佛，雖然因太子拓跋晃的暗中庇護而減少了損失，但是這一行動對佛教徒思想上、心理上造成的陰影是極其巨大的，以致直接影響到后來中國佛教的發展。

　　唐代士大夫的習佛，在具體內容上雖然跟六朝有很大不同，但作為文人間的一種傳統，六朝以來儒、釋交流的風氣仍被延續下來。唐代新興起的一些佛教宗派，已融入了相當大的儒學成分;儒學也開始吸收佛家的內容。在許多習佛文人的頭腦里，二者已不再存在什么矛盾，而是水乳交融地結合為一體的。柳宗元的這篇文章，對儒、釋相互交流的傳統，加以了充分的肯定。他本人也十分贊賞并自覺地發揚這種傳統，在長安做官“超取顯美”少年得志時期，就跟靈徹、文暢上人等經常來往，相互贈詩答文。后來被貶到永州，結交了更多的佛門朋友，與他們一起研討佛經教義，使自己對佛學理論的認識，由表及里，由淺入深，進一步內化、升華為智慧、理念、思想、信仰層面的架構。在后來天臺宗的佛教史書《佛祖統紀》里，柳宗元甚至被列為重巽的俗家弟子，并把他的《圣安寺無性和尚碑》《龍興寺凈土院記》等收錄在內，作為“發揚光大佛教”的名篇。

　　2、“佐世”說

　　“佐世”說，是柳宗元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一文中提出來的觀點。佐――指輔佐、輔助。世――此處指社會、世間或世人。聯在一起的解釋就是說，佛教具有幫助統治者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功效。

　　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又迭相訾毀、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也?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后有釋氏，故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柳宗元把佛、道均看作諸子百家學說之中的不同流派，認為它們和一般的學說一樣有著“佐世之功”。實際上，任何宗教都有著非常復雜的教理內容，其核心的學說如宗教思想、宗教哲學，都具有思想、學術上的巨大價值，但也或多或少帶有唯心與蒙昧的成分。柳宗元是個富有理性的思想家，面對佛教的復雜內容，一方面他特別注重其教理中富有價值的方面，像“剝繭抽絲”一樣，取其合理的內核加以理論上的研究與多方探討，以求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對于佛學中非理性的、蒙昧的信仰，以及危害國計民生、違背中土倫理的部分，也能采取正確的批判態度，既不以一俊遮百丑而全盤接受，也不因一葉障目而全盤否定，這種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正是值得我們當今后人稱道與學習借鑒的地方。

　　他到柳州任刺史后，把“佐世”之說運用到了治國安民的理政實踐中去，曾親自主持重修了大云寺，完工后還撰寫了《柳州復大云寺記》。文中說：“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殤死事，曰‘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意思是說，當地的越人百姓，迷信吉祥的事物，而且輕易宰殺畜牲，執傲不化而背離仁義。如果重病憂愁，就把巫師們請來，用雞來進行占卜。為了祛病消災，逢兇化吉，開始就宰殺雞鴨之類的小牲口;病還不好，就殺豬羊一類中等的牲口;病又不好，就宰殺牛馬一類的大牲口;如果病再不好，就跟親戚們訣別，交代死后的一些事情。說“死神不會放過我了”，因此不吃不喝，用東西遮蓋著臉等待死神的到來。由于這些緣故，戶口容易減少，田地容易荒蕪，而家畜家禽也難以繁殖。

　　3、“中道”說

　　“中道”說，是柳宗元在《岳州圣安寺無姓和尚碑》一文中提到的觀點，這一觀點并非是他的獨創，最早是印度中觀學派的大師龍樹提出來的。龍樹大師見早期的般若教理談空太過，沒有著落，提出“三諦中道”的教觀，認為萬法本是因緣所生，本無自性，因而是“空”;但又承認它們具有如幻如化的相狀，是為“有”;而真“空”、假“有”皆不出法性，不待造作，是為“中道”。所以他又提出了“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出”的“八不”中道。中土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的三論宗，忠實地繼承和發揚了印度中觀學派的理論，將其作為三論宗主要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三論宗的主要思想，包含三大方面的內容：第一是“破邪顯正”，即破斥邪道，彰顯正理;第二是“真俗二諦說”，即關于“有和無”的佛教理論;第三是“八不中道說”，即“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來不去”的理論，他們是想以此“八不”來否定世俗偏頗的觀念，從而彰顯“中道”的實義。這種理論突出表現了重視現實的品格，把作為佛教教義根本的絕對的“空”落實到現世人生中來。

　　柳宗元的佛教思想和信仰，自到永州后更加成熟、堅定，而他這一時期接觸得最多的是天臺學人，對天臺教的“中道”理論特別感興趣和特別容易接受，并且逐步深研，使其得到發揚光大。

　　柳宗元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說：當今談論佛禪的人，有些流蕩謬誤，相互再三引用，妄自取舍空談，而只圖簡略方便，也不管是否顛倒真實，既把自己陷于錯亂之中，又坑害了他人......我的朋友琛上人則不一樣，他在觀看經文時，得到了《般若經》的真義，閱讀慧文法師的《大智度論》時解悟了‘一心三觀’之說，并且晝夜修習而以身踐行。有來求取佛法真義的人，則為其詳細講解。跟從他修習而且受到點化的人，都知道佛法為什么廣大，菩薩大士為什么雄偉，修行的人為什么講究‘空’，放蕩不羈的人為什么會受到阻礙。

　　琛上人所讀看的《般若經》《大智度論》，都是天臺宗立說的最重要的著作。柳宗元在文中對琛上人贊不絕口，尤其是對他“晝夜服習而身行之”那種執著的向佛精神，格外稱道;對琛上人“將以廣其道而被于遠”的做法，即把自己所修習、解悟的‘一心三觀’與《般若經》真義，推而廣之，以擴大佛法的影響，也深表贊同。

　　柳宗元不僅對天臺宗的“中道”理論有過深研細鉆，而且完全加以消解，并將其付諸到自己的言行之中去。他有不少詩文涉及到“空、色與有、無”的天臺教義，如：“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 (《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趣中即空假，名相誰與期。”(《曲講堂》)“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禪堂》)“嘗聞色空喻，造物誰為工。” (《芙蓉亭》)“諒無要津用，棲息有余蔭。” (《苦竹橋》)等等。從上所引，可見他對“中道”說的'解悟，完全達到了爛熟于心、信手拈來的化境。

　　4、“元氣”說

　　“元氣”說，是柳宗元在《天對》《天說》中提出來的觀點。元氣――在《現代漢語辭典》中，指人或國家、組織的生命力。如：元氣大傷、恢復元氣等等。元氣―― 《易經》的《彖傳》中解釋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盛大的元氣啊，萬物靠著它才開始萌生，所以統屬于天。云的流動，雨的降落，使各類物品變動形成。太陽始終在運行，上下四方順時而成。)

　　柳宗元的《天對》，將《天問》所提出的問題逐一進行回答，對宇宙和人生，有不少辯證唯物的觀點。如：“本始之茫，誕著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黑晰眇，往來屯屯。”他認為，宇宙誕生之時，天地尚未成形，一片混屯的狀態，漆黑一團，只有元氣充盈其中。

　　柳宗元在《斷刑論》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刑以秋冬”的刑罰觀點是“偽也”。他認為“天意”是根本不存在的，“夫雷霆霜雪者，特一氣耳，非有心于物者也;圣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按這種觀點推理，巨石、大木、百草豈不都犯了十惡不赦的“非常之罪”?柳宗元認為，萬物的“生殖與災荒”是自然規律發展的結果，國家的“法制與悖亂”是統治階級主觀意志的體現及施政行為的結果。前者是自然活動，后者是社會活動，二者“其事各行不相預” (《答劉禹錫天論書》)。自然萬物不會因社會的“悖亂”而枯謝凋落，也不會因社會得到治理而生機繁榮。既然如此，治亂理政的社會活動又何必拘泥舊章、按時令而作?處罰死罪者又何必固守“當刑者必須順時而殺”、順天行誅?因此柳宗元提出“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時令論上》)根據實際斗爭的需要，制定適時的政令法規，積極地理國治亂，國家一定會長治久安。而懲治“悖亂”的法制，更應該廢舊立新，打破舊制，革新時弊，充分發揮法律的懲治、震懾、教育、警戒作用，迅速及時打擊犯罪，維護國家統治和社會安定。如果死泥舊制不放，一味“言天而不言人”，那么就是“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明壑智者設也!”

　　柳宗元所主張的“元氣”說，本來是樸素唯物主義的表現形態，但由于其概念的本身并沒有明確的所指具象，他把“元氣”跟天臺宗 “空、色與有、無” 的教義等同起來，因此帶有宗教神秘的色彩。

　　5、“融合”說

　　“融合”說，是柳宗元在《龍安海禪師碑》一文中引用如海的話所提出來的觀點。融合――是指幾種不同的事物合成一體，如：文化融合。柳宗元認為禪門的派系之爭使得真正的大道隱而不彰，因此要融合各派而取其精華，這是一種相當融通的見解，是富于批判意識的態度。

　　佛教自傳入中國后，到魏晉南北朝時，由于佛教經典著作的大量傳譯，加上中國僧人對佛教教義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對佛學的理解也日益深入，從而創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國佛教宗派，如： “天臺宗"、“三論宗"、“華嚴宗"、“法相宗”、“律宗”、“禪宗”、“凈土宗”、“密宗”等等，它們各自具有高度發展的寺院經濟、完整系統的教義教規、相對固定的傳教區域以及嚴格傳承的法嗣制度。

　　中唐以后，禪宗的影響不斷擴大，進入百家爭勝、異花競放的繁榮發展階段。禪宗五祖弘忍之后，禪宗南北宗之間爭奪正統地位的斗爭一度十分激烈。禪宗六祖慧能的弟子神會(公元686年―760年)北上，爭辯兩派之間的是非，并為平定“安史之亂”、籌集軍費、實現唐朝的復興立下了汗馬功勞，深得朝廷上下的尊崇，使南宗的頓悟法門得以流傳北方，逐步成為禪宗的正統，并在發展過程中最終取代其他各宗地位，成為中國佛教史上流傳最久遠、影響最廣泛的宗派。

　　雖然唐代的佛教宗派門類較多，而且在教理、教義的教學上嚴重對立，某些宗派在行、解上幾乎互不相容，就連禪宗內部的南、北二宗也形同水火，然而柳宗元的佛教思想卻絲毫不被這種“宗派主義”所束縛，充分顯示出他學術思想上那種弘通開放的性格。他沒有專門拜某一派的宗師為師，也沒有從某一位大師受戒為入門弟子;他與佛門中眾多的各派人物結交，并沒有表現出什么門戶之見。他精心研究過不同宗派的思想：除了對理論內容淡薄、信仰色彩濃厚的密教不感興趣，對華嚴宗的思想也接觸不多之外，其他宗派如天臺宗、禪宗、凈土宗、律宗，他都認真研習過，并有相當深入的了解。

　　從柳宗元和各宗派的關系中，既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對佛教思想研習的廣泛程度，也可以看出他不僅極力主張各宗派“洪融混合”，而且他本人也是“導之以言”，并“踐之以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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