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賞牡丹賞析

　　賞牡丹

　　[唐] 劉禹錫

　　庭前芍藥妖無格，

　　池上芙蕖凈少情。

　　唯有牡丹真國色，

　　花開時節(jié)動京城。

　　牡丹花事之盛，應(yīng)該始于唐朝。直到唐末，在人們的印象中，牡丹仍然是“萬萬花中第一流”。連和尚歸仁也作詩說：“天下更無花勝此。”宋代周敦頤則概括地說：“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直到梅花的聲譽崛起以前，牡丹一直被人們當作國花看。難怪唐代詩人們那么喜歡謳吟牡丹呢。

　　在唐代眾多吟詠牡丹的詩人中，有一位洛陽的大詩人劉禹錫，洛陽人寫洛陽的名花，自然更多了幾分鐘愛。

　　這首詩本來是《賞牡丹》，可落筆卻不先說牡丹，而先對芍藥和芙蕖進行評賞。首句寫芍藥，這種同樣具有觀賞價值的花兒，較之牡丹更早為人們所喜愛。《詩經(jīng)》就寫到過周朝鄭國的男女以芍藥相贈的歡樂場面，而同時期卻不見有關(guān)牡丹的記載。所以宋代韓琦在《北第同賞芍藥》中寫道：“鄭詩已取相酬贈，不見諸經(jīng)載牡丹。”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習俗也在不斷地變化。到了唐代武則天執(zhí)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藥之艷衰”，以至于有人將牡丹比為君王，把芍藥比作近侍。芍藥地位的下降，劉禹錫認為其格調(diào)不高，所以說芍藥雖妖嬈而無格。

　　芙蕖，即荷花，這是自屈原以來在詩文中經(jīng)常以清高潔凈面目出現(xiàn)的花。大概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遠觀而不可近玩的緣故吧，劉禹錫覺得它雖純潔卻寡情。至此前兩句已經(jīng)分別對兩種可與牡丹并肩的花兒進行了評賞：芍藥的種植歷史悠久，也曾受到人們的喜愛，但卻“妖冶無格”；荷花也的確堪稱花中君子，清高潔凈，但卻冷艷寡情。至此為后兩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愛，可謂做足了鋪墊，唯有期待著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場了。

　　“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jié)動京城。”“國色”，舊指一國中最美的女子。這里用來比喻牡丹，便將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現(xiàn)了出來。“真”字雖是副詞，卻加強了語氣；“唯有”是一種不二的選擇，增強了評賞的分量，照應(yīng)了上面兩句，包含著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選擇，是經(jīng)過了認真比較，確認了“非此莫屬”的地位的意思。在這樣的美好評價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開時節(jié)動京城”作結(jié)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賞花傾城而動的習俗，又從側(cè)面襯托了牡丹花的誘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傾慕的“國色”，才使得“花開時節(jié)”京城轟動，人們奔走相告，爭先賞玩。

　　四句詩評賞了三種名花，有強烈的主觀感情和鮮明的時代、地方色彩。如果說，對芍藥與荷花的評價純屬詩人自己的感想，未必能夠獲得多數(shù)人的首肯，那么，對于牡丹的評價，卻完全符合當時的風尚潮流，說出了當時人們的心聲。“國色”是當時人們對牡丹的定位，也為后人所接受和沿用。正因如此，人們沒有必要和詩人爭論芍藥是否“妖無格”，荷花是否“凈少情”。相反，人們從這些評議中，還可以進一步看到詩人豐富的審美思想，體會到詩人贊賞牡丹除了姿色超群以外，還具備了高尚的品格。

　　四句詩，褒貶了三種名花，貶是為了褒，貶中含有褒，貶與褒都合乎分寸。詩人為了褒揚牡丹，對芍藥與荷花都有些貶抑。然而說芍藥時用了“妖”字，妖是艷麗的意思，是褒詞。說荷花時用了“凈”字，凈指潔凈，這是沿用了屈原的評價。所有這些都體現(xiàn)了詩人對芍藥與荷花美好一面的贊譽，這是合乎情理的。由于在人們心目中，芍藥與荷花都是有一定觀賞價值的名花，詩人不能為了突出牡丹便把它們說得一無是處，尤其不能把它們令人喜愛的優(yōu)點全都抹殺，只有這樣對牡丹的更高贊美才能立于可信之地。

　　同樣，詩人贊美牡丹也建立在真實可信的基礎(chǔ)上。除了別出心裁地借用“國色”一詞加以高度概括外，“花開時節(jié)動京城”一句，簡直就是對當時京城習俗的實景再現(xiàn)，令人玩味再三，仍感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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