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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堅詩歌理論分析
在學習、工作或生活中，許多人對一些廣為流傳的詩歌都不陌生吧，詩歌語言言簡義豐，具有凝練和跳躍的特點。還苦于找不到好的詩歌？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黃庭堅詩歌理論分析，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黃庭堅的詩歌理論對后世影響深遠。我們可以研究其詩歌理論的獨特之處，并著重探討了理論中與讀書之關系的重要性，以及其獨特的詩歌理論對后世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實際開創者，在宋代詩壇上占據重要的地位。他的詩歌成就以及在其影響下所產生的聲勢浩大的江西詩派成為詩歌史上的一朵奇葩。《后村詩話》有云：“豫章稍后出，薈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搜討古書，穿穴異文，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只字半句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宗主。”《詩林廣記》亦云：“山谷自黔州以來，句法尤高，筆力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說“一人而已”未免夸張，但足可見世人對黃庭堅的肯定和推崇。黃庭堅在詩史上的地位主要由其詩歌理論所決定，他的詩歌理論主張被視為是江西詩派的主要創作綱領，雖歷代學者評論對其褒貶不一，但其影響卻不容小覷。本文僅就其詩歌理論與讀書的關系從三面來談談其對后世創作的重要影響與意義。
一、“無一字無來處”與讀書的重要性
“無一字無來處”是江西詩派的重要理論之一，在黃庭堅之前，宋人孫莘老對這個問題已有過類似的表述，說“老杜詩無兩字無來歷”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自然有些夸張，但是，詩人要強調自己的某種主張的時候，總是要夸張的。不驚駭世俗，就無法引起世人的矚目，也就難以產生影響;另外，如果說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也是說的通的。用列寧的一句話來詮釋，就是只有繼承全人類的文化遺產，才有可能達到時代的頂點。黃庭堅強調老杜詩的“無一字無來處”，其實其深層的意思之一就是多讀書。
文學功底好比花果的種子，天生就有一種資質可以發芽成樹，開花結果，但是種子有很多不發芽成樹，開花結果的，因為它缺乏人工的培養。種子能發芽成樹，開花結果，有一大半要靠人力，盡管它天資如何優良。人的文學創作也是如此。一個人縱然生來就有對文學特優的領悟，如果不下苦功夫修養，也必定是苗而不秀，華而不實。比如李白，雖然天生資質杰出，可是這位大詩人在學問上也下過苦功夫，李白在人生哲學方面有道家的底子，在文學方面從《詩經》《楚辭》直到齊梁體詩，他沒有不費苦心研究過。與此相對應的古代成語“江淹才盡”從反面證明的文學創作中學問的重要性，這就是袁枚所說的“詩難其雅也，有學問而后雅”的真諦。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文學創作也離不開前人學問的影響，嚴羽“古人未嘗不讀書”一針見血的指出了這種影響無處不在。不能以為“復古”，“擬古”就是倒退，其實“反復古”是一個神話，千百年來的文字規范不是那么好反的，獨抒性靈寫的詩都很粗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古人喜歡用典故，把歷史本身符號化，如果一首詩歌很淺顯，沒有深度，對古人來說，一般是游戲之作。要超越一個成熟的符號化的文本世界很難，在文本世界里，現實提升到了同樣的高度。后來的任何寫作都要陷入這個世界。你要創造，都是從一個文本到另一個文本。寫詩的人要進入這個文本，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黃庭堅的“無一字無來處”，是在強調，作者必須進入文本世界的資源里。杜甫也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似乎是現實世界被架空了，那么他的“現實主義精神”從哪里來?社會歷史學派在這里遇到了很大的苦難。杜甫由人格到詩格的備受肯定，是歷史語境的需要。
其實，杜甫無意于史，詩歌并不因為寫史就成為好詩。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更加容易理解黃庭堅的“無一字無來處”或者說黃庭堅的學問說，一方面，文學創作必須要將學問與性情相結合，另一方面，每個文人進行文學創作之時都不能于前人所做的學問絕緣而進行純性情的創作，性情說是從魏晉南北朝的鐘嶸到清代的袁枚一直都提倡的文學創作觀念，但并不能因此而壓低學問在詩歌創作中的地位，兩者在文學創作中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而非非此即彼的。學問講求證實，近于科學，而性情是偏于主觀，注重興味，借助意象和意境，抒發性靈。
但若一位強調個人情感的抒發而失去了相應的約束，則有失偏頗;而過度地將學問注入文學作品，勢必導致詩歌情感的窒塞，杜甫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可見杜甫也注重文學創作中學問的作用，但在這里我們注意的是這個“破”字，萬卷要讀得破，才能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讀得不破，則成為袁枚所說的抄書作詩，詩也失去了真性情。所以文學創作的問題不在于讀不讀書，而在于如何讀法，不在于是否以學問入詩，而在于如何入法。讀書讀得破，書為詩用，方能不為詩累，若是在詩中賣弄學問，那么讀書越多，性靈越窒塞。
出身于江西詩派而后出走的陸游講詩外功夫。他說“江西末流無一字無來處不妨其為惡詩”。其實，功夫在詩外，不過是個常識，他不過是在當時的氛圍里強調了這個常識，表現得比較響亮而已。我們對于古人的把握往往從當下地需要出發，很少從第三者的角度去評價，于是文學史一遍一遍地被重寫，所做的不過是作家地位的平反，和史料的補充而已。就像前面所說的杜甫寫史一樣，陸游的功夫詩外也只不過是一種特定歷史境遇的需要而已。所以當我們去理解黃庭堅和他的“無一字無來處”時，需要從更開闊的時間和歷史境遇去理解。
二、“點鐵成金”、“奪胎換骨”與多讀書、創新之關系
在北宋的詩壇上關于黃庭堅的詩歌理論中，最為眾說紛紛的是其詩化用經史、詩賦詞語成句，借鑒前人立意、境界進行新的創造的，即所謂“點鐵成金”、“奪胎換骨”之論。作為江西詩派的創始人，宋人對他的評價一直很高。黃庭堅雖然沒有建構一部詩歌理論的專著，但是在他的題跋、序文、詩歌、書札之中存在著大量的關于詩歌的鑒賞意見。其中尤以“點鐵成金”、“奪胎換骨”最為有名。“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點鐵成金”與“奪胎換骨”兩個方法意思相近，要義卻不盡相同。前者是總綱，意在從總體的意向上提倡多讀書，多用書，指出淵博的知識與作詩之間的關系;而后者則是具體方法的例舉，是從無數種方法中略舉兩種方法。一種是“不易其意”而換一種說法;一種是“窺入其意”，即摹仿規劃其意而加以形容。不要以為這是一種無恥的文人行徑。
我們經常會感受到表達的困難。準確的表達、高雅的表達、古典的表達、現代的表達、文學的表達、學術的表達等等，常常會使我們困惑。而當我們讀到一位作者的特殊的表達，我們會從心底欽羨，意欲仿效。問之以方法，就會驚奇地發現，此種奧妙無它，仍是黃庭堅近千年之前所論也。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比之山谷，會有所創新，但是，精神卻是一致的。“點鐵成金”的基礎首先是要多讀書。山谷論詩，也是從主張多讀書，善于用書入手。就像黃庭堅所說：“閑居當讀《左傳》、《國語》、《楚辭》、《莊子》、《韓非》，欲下筆略體古人之用意曲折處，久之乃能自鑄偉詞。”多讀書之后，就自然會寫詩了。
中國歷代詩人都有借鑒前人詩句之時，即使是李白、杜甫這樣的大家也不能免。像是民間的諺語所說的：“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不過黃庭堅還告訴了我們怎樣創新，怎樣將古人的變成自己的。創新并非黃庭堅所獨擅，應該說是宋人的時代精神，特別是宋詩的靈魂。黃庭堅的創新與前人的不同之處，如同對于讀書問題的強調一樣。譬如蘇軾的強調創新，只是一種大致的指向：“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具體怎樣創新，不用說初學者，就是有相當造詣的詩人也還是摸不著頭腦。蘇軾的這一類論述，實際上只是自己的逸興發揮，只有黃庭堅這樣級別的弟子能夠心領神會，從而產生影響。事實上，黃庭堅的創新論，正是蘇軾新思索的延伸和再創造。
其具體內容就是以“點鐵成金”“脫胎換骨”為代表的理論。再與下一個時期的楊萬里的創新論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楊萬里的創新，嫁接在“詩法自然”的“活法”之上，是對蘇軾時代的某種回歸，而黃庭堅的創新論，則是嫁接在書本上，嫁接在人文精神上，它是元佑時代人文文化極大繁榮的產物，與歐蘇時代的努力創造人文繁榮階段不同，也與中興時代的風云突變、跳脫書本、回歸自然與社會生活的時代精神不同。所以，不但要從讀書的角度，而且要結合創新精神――黃庭堅內涵的、獨特的創新精神，來審視“點脫”論，才能識得廬山真面目。
黃庭堅本人的詩歌創作正是其“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的實踐。歐陽修“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高聲”到黃庭堅筆下就變成“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使人愁”更為精練緊湊;杜牧“平生五色線，原補舜衣裳”被引為“公有胸中五色線，平生補袞用功深”，五言變為七言，意韻更豐富了。晏幾道的“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就是出自五代翁宏的詩句，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沒有晏幾道的運用，也許這顆珍珠就永遠地塵封于詩史的庫藏之中而不被關注。黃庭堅說的“點鐵成金”、“奪胎換骨”是一種具有獨特創新意識”的法則，對前人的句法、句律、典故、藝術文法加以熟參，以心悟人，化為我用。這里以詩歌的：“意”喻“胎”，以詩歌的“語”喻“骨”，不變其“意”而造新“語”，就叫“換骨法”;變化其“意”而用原“語”形容之，就叫做“奪胎法”。這是一種融合自身思想的審美創造。
但是，歷代評論家有很多不理解黃庭堅師法古人中的創新意識，把它譏之為向后看的“保守心態”。尤以“點鐵成金”、”“胎換骨”最為評論家所詬病，金人王若虛竟譏之為“剽竊之黠者耳”，這恐怕是因為對黃庭堅的詩歌理論缺乏全面的檢討，不知其尚有“不為牛后”、“自鑄偉詞”的抱負，或視而不見。或對于“點鐵成金”、“奪胎換骨”本身理解也是片面的。不知道黃庭堅的思想邏輯之重心是在“成金”，是在“換骨”。黃庭堅的“點”“奪”只是揭示了一條藝術規律，是公開了古今詩人的不言之秘，并非“以末為本，以流代源”。
三、“用典”、讀書與自然天成的聯系
大量用典是山谷詩的一個更加重要的特色。黃庭堅用典新奇，這與他詩可以求新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而且他用典密度大而又能精當、穩妥、細密，又十分靈活，他往往旁證博引，從經史子集、道書佛典中吸取詩料。這就強調了讀書、用典與自然天成的聯系。
蘇軾論詩以為：“詩須要有為而作，用典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黃庭堅對此作了發揮。黃庭堅對于讀書是十分強調的，在這方面的言論特別的多。黃庭堅的目光凝視于書本的知識世界，凝視于前人作品中的技巧神韻。他認為多讀書是一切“用典”的前提和基礎。作詩講求傳統，講求繼承與突破，胸中無萬卷書，筆下又何來“求新求奇”?詩歌創作的本質是不斷創新，沒有繼承又何來創新?“新”與“舊”是相對的概念，沒有“舊”也就無所謂“新”了。
況且人非天才，從書本中獲得的藝術營養是提升自己欣賞品味與創造能力的捷徑，古來圣賢誰不是胸藏萬卷!黃庭堅的多讀書論從本質上來說是很正確的，問題只是在于如何讀書。歷代許多評論者都認為黃庭堅的讀書論只求技巧形式而忽略了詩歌注意珍貴的東西――思想神韻。
其實，黃庭堅的讀書論是非常重視思想境界的。他在《與王觀復書》中寫到：“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類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后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后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的境界。至于被后人大肆渲染的雕琢、鍛煉只是達到這種境界的一種手段。只是熟讀作品、掌握技巧之后，才能力圖擺脫具體的技巧和前人作品的束縛，進入自由無待的化境，兩者相輔相成，又包含著自我否定的創新精神。
多讀書是用典的基礎。明人王鏊有“詩好用典，自庾信始，其后流為西昆體，又為江西派，至宋末極矣”之語。其實，西昆派與江西派的用典是不同的。“西昆講究用典但不講究怎么用典，以至有將李義山撕扯破碎之消。”也就是說，面對豐富的文化遺產，西昆體的詩人像是爆發戶一樣，不知道應該怎樣去享用這筆財富，結果或是疊床架屋，或是雕琢過重，欲雅反俗了。就像一個少女，由元白時代的天然本色，到西昆時代懂得了化妝，顯然是一個進步。
但是，初次面對妝臺施粉黛，她還不懂得應該“淡掃蛾眉”，難免施粉過重，反而遮掩了自己的天生麗質。到了黃庭堅的江西派，經歷了詩文的革新運動對于平淡自然藝術的高揚，她們自然懂得了要有化妝的法則技巧，而且懂得了要化得不露痕跡，要在平淡自然的基礎上化妝。所以江西詩派的用典，尤其是黃庭堅本人的用典是與他的讀書論、他的“不煩繩削而自合”創作的目的相一致，是“用典”與自然天成的和諧統一。用典得當，能起到“歷史的比喻”的作用，它將歷史的變成了現實的，他人的托寄為自我的，從而成為一種新的方式的意象，彌補了“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的不使用自然山水意象之后的某種失重，達到了一種“信手拈來俱天成”的藝術效果。
黃庭堅論詩歌，提倡“無一字無來處”、“以故為新”，強調讀書典，似乎給人以雕琢的印象，從而得出了黃庭堅自宋詩梅歐以來的平易詩風的結論，并認為這是“剽竊”，是倒退，是“反動”。其事實并非如此。黃庭堅的審美追求是在平淡基礎上的“點鐵成金”，是在“奪胎換骨”之后的渾然天成，是一種“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
黃庭堅是哪個朝代?
宋代
黃庭堅（1045.8.9-1105.5.24），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為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與杜甫、陳師道和陳與義素有“一祖三宗”（黃庭堅為其中一宗）之稱。與張耒、晁補之、秦觀都游學于蘇軾門下，合稱為“蘇門四學士”。生前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著有《山谷詞》，且黃庭堅書法亦能獨樹一格，為“宋四家”之一。
黃庭堅故事
“書到今生讀已遲”這句話是明朝一位進士袁枚說的，他是說宋朝的黃庭堅（字山谷）的故事，黃山谷是江西省修水縣人，在縣志里記載著他的故事，他的詩書畫，稱為三絕，與當時的蘇東坡齊名，世稱蘇黃。
山谷得中宋朝的進士之后，被朝廷任命為黃州—蕪湖的知州，他就任時才26歲。有天他在午睡，做夢走出州衙，來到一處鄉村，看見一個滿頭白發的老婆婆，站在一家門外的香案前，桌上供著一碗芹菜面，口中喊叫人的名字，山谷走近前去，看那碗面還熱氣騰騰，似乎很好吃的，不自覺的便端起來吃，吃完回衙，一覺醒來，嘴里還有芹菜香味，夢境甚清晰，但以為作夢而已，山谷還不在意。
次日午睡，再夢如昨，口中又有芹香，于是大感奇異，遂起身步出州衙，循著夢中道路行去，行至老婆婆家門外，叩門進去，正是夢中所見的老婆婆，問她有無在門外喊人吃面之事。婆答：“昨天是我女兒的忌辰，因為她在生喜歡吃芹菜面，所以我在門外喊她吃面，我每年都是這樣喊她。”山谷問：“你女兒死去多久了。”婆答：“已經26年了。”山谷心想，自己正是26歲，昨天亦正是自己的生辰。遂再問她女兒在生的情形，家中還有些什么人？婆答：“我只有一個女兒，她在生喜歡讀書，信佛吃素，很是孝順，但不肯嫁人，到26歲生病死了，死的時候，她說還要回來。”山谷問：“她的閨房在那里，我可以看看嗎？”老婆婆手指著那間房說：“就是這一間，你自己進去看，我給你倒茶去。”
山谷走進房里，只見臥床桌椅之外，靠墻有一個大柜還鎖著。山谷問：“里面是些什么？”婆答：“全是她的書。”問：“可以打開嗎？”婆答：“鎖匙不知她放在那里？所以一直無法打開。”山谷心中想了一下，記起鎖匙的位置，便告訴老婆婆找出鎖匙，打開書柜，發現許多文稿，山谷細閱之下，原來他每次試卷的文章，竟然全在這里，而且一字不差。山谷此時心中完全明白，他已回到了前生的老家，老婆婆便是他前生之母，這個家只剩老母一人。于是山谷跪拜在地，口稱母親，說明自己就是她的女兒轉世，然后回州衙帶人來迎接老母，奉養終身。
山谷在州衙后園植竹一叢，建亭一間，命名“滴翠軒”，亭中有山谷的石碎刻像，自題像贊曰：“似僧有發，似俗脫塵，作夢中夢，悟身外身。”從這首像贊，亦可以證明山谷的轉世故事，為真實不虛也。
這故事有五點值得研究：
（一）確實有輪回。山谷的前生，原是安徽省南部蕪湖縣鄉村的女子，死后轉生到江西省北部修水縣的男身黃山谷。
（二）確實有業力。由前生種因，而來生結果。山谷前生喜好文學，遂有今生的詩書畫三絕，所以明代進士袁枚說：“書到今生讀已遲”。現今的天才兒童，應屬此理。至于由女轉男，且有功名，當為其信佛、吃素、孝順、不嫁，等業力而來，極為明顯。
（三）確實有靈魂。人的身體是由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之有形的肉體，但靈魂則是身體的主宰，乃是無形的，佛學上稱為第八識，又名阿賴耶識。山谷在州衙午睡，靈魂仍會回去老家接受老母的芹菜面，因而促成再生的會合。阿賴耶識在唯識學上他是“去后來先作主公”的，當他離開蕪湖鄉村，飛向修水黃家，千里迢迢瞬息即到，飛行迅速且不談，他何以偏偏找到黃家呢？佛學上說這是由于“業力”，但業力本身會有選擇的能力嗎？這又使人費解了？后來讀了地藏經才知道，原來舉首三尺，便有神明，在虛空之中，有很多鬼神鑒察善惡，人世間一切的一切，無論如何隱秘的事物，他們全都了如指掌，真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地藏菩薩說：“南閻浮提眾生，舉心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可見已經表現在行為上的罪惡，絕隱瞞不了，就連心念初動，也會被鬼神洞察無遺。不過世人不覺，還以為自己心中的事，有誰能知？因此可見業的范圍，應包括有形的行為與無形的心念，由業所產生的力量，便決定此人的趣向，而鬼神再從中撮合，這便是黃山谷出生之所自來了。還有鬼神撮合亦應有所標準，否則便是鬼神作主了，其標準即佛家的因緣，說完全點就是因緣果報，佛家因果通于三世，或超過三世，而為多世。如此說來，則黃山谷之出生，必有其因緣，絕非偶然巧合之事了。
（四）這故事依世間法來講，可以算是成功的，因為善有善報，她不僅保持著難得的人身而且由女轉男，又有功名，與前生相較，有了顯著的改善。但依出世間法講，則不算成功，因為還是在六道輪回之內，凡輪回一次，便迷失一次本性，何況有了功名富貴，更因權勢凌人，而容易造業。
試看山谷少年時期，受一般風氣影響，喜好填寫有關男女情愛的哀艷詞章，有一次與同輩少年擅于畫馬的李伯時，同游佛寺，參訪當代得道高僧圓通秀禪師，秀禪師為了不忍見他迷于艷詞，致遭墮落可惜，所以當他警誡完了李伯時，囑他不要再畫馬，因為畫馬時，心念專想于馬，以致形隨心轉，恐難免墮落成馬身。
然后又呵責山谷：“大丈夫懷有蓋世的文才，難道竟用以寫作無益于世，而又動人邪思的哀艷詞句嗎？”山谷聽了這番呵責，還很不以然反自以為是的笑著說：“據禪師這么講，難道我也會像李伯時一樣變作馬嗎？”秀禪師聽他這樣反駁，乃特別以威嚴而莊重的態度，很誠懇的開示他說：“李伯時如果為了畫馬，念想在馬，仿真既久，難免墮落成馬而不自知，但也只是他自己的事。而你作那撩亂人情思的哀艷詞章，不知會令多少人讀后，動起邪思而貪淫好色，這種誨人的作為，豈只是變馬而已，恐怕地獄正等著你下去哩。”
山谷被那義正辭嚴，因果報應道理的當頭棒喝，深知秀禪師乃一得道高僧，絕不會虛言嚇人，頓時猛悟其間利害關系，遂極為惶恐的向秀禪師謝罪悔過，發誓永不再寫作那哀艷詞章了。
（五）山谷奉母最孝，他的母親喜愛清潔，他就親自為母洗滌溺器，雖然后來他作了官，也還是要親自來洗，這是他行孝的美德，所以他被后人選他為二十四孝之一。若以其少年的行為不檢，幾乎墮落，幸遇善知識指正，后來有此孝行，這都足以證明山谷的善根深厚，山谷曾作戒殺詩：“我肉眾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為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揣看何如？”由此詩得知山谷終于回歸佛門，而學佛吃素了。
黃庭堅的介紹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世稱“黃山谷”。北宋詩人，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學蘇軾門下，天下稱為“蘇門四學士”，開創江西詩派。
黃庭堅出身于一個家學淵博的世家，父親為著名詩人，與當時的王安石、歐陽修、梅堯臣都有交往。自小聰慧過人，一生命運多桀，仕途坎坷，與蘇東坡極為相似，熱衷佛老，也不遜于蘇。《宋史·文苑傳》稱他：“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他自己說：“余學草書三十余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舜欽）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后又得張長史、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 他的行書，如《松風閣》,《蘇軾寒食詩跋》，用筆如明代馮班《鈍吟雜錄》所講：“筆從畫中起，回筆至左頓腕，實畫至右住處，卻又跳轉，正如陣云之遇風，往而卻回也。”他的起筆處欲右先左，由畫中藏鋒逆入至左頓筆，然后平出，“無平不陂”，下筆著意變化；收筆處回鋒藏穎。善藏鋒，注意頓挫，以“畫竹法作書”給人以“沉著痛快”的感覺。其結體從柳公權的楷書得到啟發，中宮收緊，由中心向外作輻射狀，縱伸橫逸，如蕩槳、如撐舟，氣魄宏大，氣宇軒昂。其個性特點十分顯著，學他的書法就要留心于點畫用筆的“沉著痛快”和結體的舒展大度。至于他的草書，趙孟俯說：“黃太史書，得張長史圓勁飛動之意。”“如高人雅士，望之令人敬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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