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學經典：韓愈《師說》

　　引導語：《師說》作于唐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韓愈任四門博士時，這篇文章是韓愈寫給他的學生李蟠的。下面是小編帶來的勸學經典：韓愈《師說》，希望對你有幫助。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作者簡介

　　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師，不應因地位貴賤或年齡差別，就不肯虛心學習。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證，申明求師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時人實不應背棄古道。

　　這是韓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論說文。文章論述了從師表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于師”的陋習，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斗爭精神，也表現出作者不顧世俗獨抒己見的精神。

　　中國古代的學校教育十分發達，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學。韓愈寫這篇文章時三十五歲，正在國子監任教。那么，韓愈為什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原來他所說的“師”，有其獨特含義。既不是指各級官府的學校老師，也不是指“授之書而習其句讀”的啟蒙教師，而是指社會上學有所成，能夠“傳道受業解惑”的人。韓愈既以這樣的人自我標榜，也以好為人師而著稱。《新唐書》本傳說他“成就后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唐代，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仍有沿襲。貴族子弟都入弘文館、崇文館和國子學。他們無論學業如何，都有官可做。韓愈寫《師說》的社會背景，可以從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的一段話里看出。柳宗元說：“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由此可見，韓愈作《師說》，是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觀點，是難能可貴的。

　　實際上，可以把《師說》看作韓愈提倡“古文”的一個莊嚴宣言。六朝以來，駢文盛行，寫文章不重視思想內容，講求對偶聲韻和詞句華麗，盡管也產生了一些藝術成就很高的作品，但卻導致了文學創作中浮靡之風的泛濫。這種風氣，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雖然韓愈不是第一個提倡“古文”的人，但卻是一個集大成者。他無論在文學理論還是在創作實踐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運動”的興起、發展，主張“文以載道”，并身體力行，培養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創作的年輕人。

　　創作背景

　　《師說》大約是作者于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國子監四門博士時所作。貞元十七年（801），辭退徐州官職，閑居洛陽傳道授徒的作者，經過兩次赴京調選，方于當年十月授予國子監四門博士之職。此時的作者決心借助國子監這個平臺來振興儒教、改革文壇，以實現其報國之志。但來到國子監上任后，卻發現科場黑暗，朝政的腐敗，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學子對科舉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學業；當時的上層社會，看不起教書之人。在士大夫階層中存在著既不愿求師，又“羞于為師”的觀念，直接影響到國子監的教學和管理。作者對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問撰寫這篇文章，以澄清人們在“求師”和“為師”上的模糊認識。

　　作品鑒賞

　　文中雖也正面論及師的作用、從師的重要性和以什么人為師等問題，但重點是批判當時流行于士大夫階層中的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就文章的寫作意圖和主要精神看，這是一篇針對性很強的批駁性論文。

　　文章開頭一段，先從正面論述師道：從師的必要性和從師的標準（以誰為師）。劈頭提出“古之學者必有師”這個論斷，緊接著概括指出師的作用：“傳道受業解惑”，作為立論的出發點與依據。從“解惑”（道與業兩方面的疑難）出發，推論人非生而知之者，不能無惑，惑則必從師的道理；從“傳道”出發，推論從師即是學道，因此無論貴賤長幼都可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這一段，層層頂接，邏輯嚴密，概括精煉，一氣呵成，在全文中是一個綱領。這一段的“立”，是為了下文的“破”。一開頭鄭重揭出“古之學者必有師”，就隱然含有對“今之學者”不從師的批判意味。勢如風雨驟至，先聲奪人。接著，就分三層從不同的側面批判當時士大夫中流行的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先以“古之圣人”與“今之眾人”作對比，指出圣與愚的分界就在于是否從師而學；再以士大夫對待自己的孩子跟對待自己在從師而學問題上的相反態度作對比，指出這是“小學而大遺”的糊涂作法；最后以巫醫、樂師、百工不恥相師與士大夫恥于相師作對比，指出士大夫之智不及他們所不齒的巫醫、樂師、百工。作者分別用“愚”、“惑”、“可怪”來揭示士大夫恥于從師的風氣的不正常。由于對比的鮮明突出，作者的這種貶抑之辭便顯得恰如其分，具有說服力。

　　在批判的基礎上，文章又轉而從正面論述“圣人無常師”，以孔子的言論和實踐，說明師弟關系是相對的，凡是在道與業方面勝過自己或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可以為師。這是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這一觀點的進一步論證，也是對士大夫之族恥于師事“位卑”者、“年近”者的現象進一步批判。

　　文章的最后一段，交待作這篇文章的緣由。李蟠“能行古道”，就是指他能繼承久已不傳的“師道”，樂于從師而學。因此這個結尾不妨說是借表彰“行古道”來進一步批判拋棄師道的今之眾人。“古道”與首段“古之學者必有師”正遙相呼應。

　　在作者的論說文中，《師說》是屬于文從字順、平易暢達一類的，與《原道》一類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顯然有別。但在平易暢達中仍貫注著一種氣勢。這種氣勢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論本身的說服力和嚴密的邏輯所形成的奪人氣勢。作者對自己的理論主張高度自信，對事理又有透徹的分析，因而在論述中不但步驟嚴密，一氣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關鍵處用極概括而準確的語言將思想的精粹鮮明地表達出來，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給讀者留下強烈深刻的印象。如首段在一路頂接，論述從師學道的基礎上，結尾處就勢作一總束：“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大有如截奔馬之勢。“圣人無常師”一段，于舉孔子言行為例之后，隨即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從“無常師”的現象一下子引出這樣透辟深刻的見解，有一種高瞻遠矚的氣勢。

　　其次是硬轉直接，不作任何過渡，形成一種陡直峭絕的文勢。開篇直書“古之學者必有師”，突兀而起，已見出奇；中間批判不良風氣三小段，各以“嗟乎”、“愛其子”、“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發端，段與段問，沒有任何承轉過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這種轉接發端，最為韓愈所長，讀來自覺具有一種雄直峭兀之勢。

　　此外，散體中參入對偶與排比句式，使奇偶駢散結合，也有助于加強文章的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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