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師說》原文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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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師說》原文及翻譯

　　《師說》是唐代文學家韓愈創作的一篇議論文。文章闡說從師求學的道理，諷刺恥于相師的世態，教育了青年，起到轉變風氣的作用。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韓愈《師說》原文及翻譯，歡迎閱讀。

　　師說

　　唐代：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譯文

　　古代求學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可以）依靠來傳授道理、教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從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問題，就最終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來就早于我，我（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啊，哪管他生年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因此，無論地位高低貴賤，無論年紀大小，道理存在地方，就是老師存在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想要人沒有疑惑難啊!古代圣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跟從老師而請教；現在一般人，他們（才智）低于圣人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為愚人，大概都出于這吧？（人們）愛他們孩子，就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于他自己呢，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們老師，是教他們讀書，（幫助他們）學習斷句，不是我所說能傳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難問題。（一方面）不通曉句讀，（另一方面）不能解決疑惑，有（句讀）向老師學習，有（疑惑）卻不向老師學習；小方面倒要學習，大方面反而放棄（不學），我沒看出那種人是明智。巫醫樂師與各種工匠這些人，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就成群聚在一起譏笑人家。問他們（為什么譏笑），就說：“他與他年齡差不多，道德學問也差不多，（以）地位低（人為師），就覺得羞恥，（以）官職高（人為師），就近乎諂媚了。”唉!（古代那種）跟從老師學習風尚不能恢復，（從這些話里就）可以明白了。巫醫樂師與各種工匠這些人，君子們不屑一提，現在他們見識竟反而趕不上（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沒有固定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他們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幾個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當）我老師（人）。”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能，聽到道理有早有晚，學問技藝各有專長，如此罷了。

　　李家孩子蟠，年齡十七，喜歡古文，六經經文與傳文都普遍地學習了，不受時俗拘束，向我學習。我贊許他能夠遵行古人（從師）途徑，寫這篇《師說》來贈送他。

　　鑒賞

　　韓愈作《師說》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閑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與不斷實踐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范圍，形成一個廣泛性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年輕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主張。維護先秦儒家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于唐德宗統治后期，是有現實社會條件。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統一、反對藩鎮割據政治目服務。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現實利益要求。韓愈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成績；更重要是他不顧流俗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鼓勵與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一篇具有進步意義與解放精神文章。

　　韓愈由于幼年家庭教養與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與仕宦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于孟郊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后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陽閑居（800—801）。向他請教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于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茍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圣人之道”，他以熱情、有禮貌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青年，他認為這并不是什么“禮逾”與“情過”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人格修養表現，做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他進了國子監后，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后學交往，給他們獎勵與指示，這是魏晉以后所沒有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奇怪，以至紛紛議論與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他不管人們怎樣陷害，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陷害，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青年擔憂。《師說》最后一段，聲明寫作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青年李蟠而作。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陷害者來一個公開答復與嚴正駁斥。他是有放矢。

　　在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于任何人總是不可少，因為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東西。因此，他認為師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受業解惑”人。他還認為人人都可以為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限制，只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為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著（第2段），他慨嘆古來“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于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后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于師”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于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于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各行各業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云云，這又證明了他們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圣人”沒有一定師，孔子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個人里面，一定有一個人是他師。因此，作者得到另一個重要論點，師與弟子關系是相對，“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這就是說，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所以師與弟子關系存在，最后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論點，即能者為師。

　　由此可見，《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陷害者，更可貴是提出了三點嶄新、進步“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能力；師與弟子關系是相對，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師。這些思想把師神秘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與弟子關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保守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與他后來發展“道統”思想矛盾。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人民性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流布，鼓舞與吸引了更多青年后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頑固“士大夫之族”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御史職位，第一次被當權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后。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復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后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與以后，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為人師者也”（《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說，由于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因此，它在當時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注釋】

　　［1］學者：求學的人。

　　［2］道：指儒家孔子、孟軻的哲學、政治等原理、原則。可以參看本書上面所選韓愈《原道》。

　　［3］受：通“授”。傳授。

　　［4］業：泛指古代經、史、諸子之學及古文寫作，可以參看本書下面所選韓愈《進學解》中所述作者治學內容。

　　［5］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識和道理。語本《論語·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論語·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孔子承認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認為自己并非這樣。韓愈則進一步明確沒有生而知之的人。

　　［6］其為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

　　［7］聞道：語本《論語·里仁》：“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聞，聽見，引伸為懂得。道：這里作動詞用，學習、從師的意思。

　　［8］從而師之：跟從（他），拜他為老師。師之，即以之為師。

　　［9］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管他的生年是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庸，豈，哪。知，了解，知道。

　　［10］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知識、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意思是誰懂得道理，誰就是自己的老師。

　　［11］師道：以師為道。即學道。道，這里有風尚的意思。

　　［12］出人：超出（一般）人。

　　［13］眾人：普通人。

　　［14］恥學于師：以向老師學習為恥。

　　［15］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發。

　　［16］惑矣：（真）糊涂啊！

　　［17］彼童子之師：那些教小孩子的（啟蒙）老師。

　　［18］句讀（dòu逗）：也叫句逗。古代稱文辭意盡處為句，語意未盡而須停頓處為讀（逗），句號為圈，逗號為點。古代書籍上沒有標點，老師教學童讀書時要進行句逗的教學。讀，通“逗”。

　　［19］或師焉，或不（fǒu）焉：有的（指“句讀之不知”這樣的小事）請教老師，有的（指“惑之不解”這樣的大事）卻不問老師。“不”同“否”。此句翻譯時應注意交錯翻譯，詳見下文翻譯。

　　［20］小學而大遺：小的方面（句讀之不知）倒要學習，大的方面（惑之不解）卻放棄了。

　　［21］巫醫：古代用祝禱、占卜等迷信方法或兼用藥物醫治疾病為業的人，連稱為巫醫。《逸周書·大聚》有關于“巫醫”的記載。《論語·季氏》：“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視為一種低下的職業。

　　［22］百工：泛指手工業者。

　　［23］相若：相象，差不多的意思。

　　［24］位卑則足羞：(以)地位低（的人為師），就感到恥辱。

　　［25］諛（yú）：阿諛、奉承。

　　［26］復：恢復。

　　［27］君子：古代“君子”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地位高的人，一是指品德高的人。這里用前一種意思，相當于士大夫。

　　［28］不齒：不屑與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

　　［29］其可怪也歟：難道值得奇怪嗎？其，語氣詞，起加強反問語氣作用。

　　［30］圣人無常師：《論語·子張》：“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夫子，老師，指孔子。子貢說他何處不學，又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師呢！

　　［31］郯（tán）子：春秋時郯國（今山東郯城一帶）的國君，孔子曾向他請教過少皞（ｈàｏ浩）氏（傳說中古代帝王）時代的官職名稱。

　　［32］萇（cháng）弘：東周敬王時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請教古樂。師襄：春秋時魯國的樂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學習彈琴。師，樂師。

　　［33］老聃（dān丹）：即老子，春秋時楚國人，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曾向他請教禮儀。

　　［34］三人行句：語本《論語·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35］不必：不一定。

　　［36］術業有專攻：學問和技藝上（各）自有（各的）專門研究。攻：學習、研究。

　　［37］李氏子蟠：李蟠（pán盤），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進士。

　　［38］六藝經傳（zhuàn）：六藝的經文和傳文。六藝：指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經：兩漢及其以前的散文。傳：注解經典的著作。

　　［39］不拘于時：不被時俗所限制。時，時俗，指當時士大夫中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于，被

　　［40］余嘉其能行古道。嘉：贊許

　　［41］貽：贈送

　　［42］不齒：不屑與之同列，表示鄙視。齒，原指年齡，也引伸為排列。幼馬每年生一齒，故以齒計馬歲數，也以指人的年齡。古人常依年齡長少相互排列次序。本句反映封建階級的傳統偏見。

　　創作背景

　　《師說》大約是作者于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國子監四門博士時所作。貞元十七年（801），辭退徐州官職，閑居洛陽傳道授徒的作者，經過兩次赴京調選，方于當年十月授予國子監四門博士之職。此時的作者決心借助國子監這個平臺來振興儒教、改革文壇，以實現其報國之志。但來到國子監上任后，卻發現科場黑暗，朝政的腐敗，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學子對科舉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學業；當時的上層社會，看不起教書之人。在士大夫階層中存在著既不愿求師，又“羞于為師”的觀念，直接影響到國子監的教學和管理。作者對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問撰寫這篇文章，以澄清人們在“求師”和“為師”上的模糊認識。

　　作者簡介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內河陽（今河南孟縣）人。因其郡望在昌黎，故世稱“韓昌黎”。德宗貞元八年（792）登進士第。貞元十九年（803），因言關中旱災，觸怒權臣，被貶為陽山令。憲宗元和元年（806）召拜國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從裴度討淮西吳元濟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表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后歷任國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大力倡導古文運動，其散文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主張“以文為詩”，作詩力求新奇，且多議論。《全唐詩》存其詩十卷。有詩文合編《昌黎先生文集》。

　　文學創作

　　文學創作理論上：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以道為主。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并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將他與杜甫并提，有杜詩韓文之稱。

　　詩歌創作

　　他在詩歌創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謂以文為詩，別開生面，用韻險怪，開創了說理詩派的詩風。當然，他的詩也存在著過分散文化、議論化的缺點，對后代有不良影響。

　　論說文

　　韓愈在論說文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于《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后敘》，融敘事、議論、抒情于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指為死者歌功頌德，在墓志銘中不論其功績如何，一概夸大其詞予以贊頌的行為)之作，當時已受譏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于虛構，接近傳奇小說。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他善于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茍(《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并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謂不可時施，只以自嬉(《送窮文》)，對后世有一定影響。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岳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韓集古本，以南宋魏懷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最為通行。清代顧嗣立、方世舉各有詩集單行注本。今人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為韓集作校勘或補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陳景云、王元啟、沈欽韓、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譜以宋洪興祖《韓子年譜》最為詳備。趙翼《甌北詩話》、方東樹《昭昧詹言》、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中有關部分，是評論其詩文的代表著作。《馬說》被選入初中課本。

　　散文作品

　　韓愈散文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語言鮮明簡煉，新穎生動，為古文運動樹立了典范。韓文風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①論說文，可分為兩類，一是宣揚道統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類也或多或少存在著明道傾向，但重在反映現實，作不平之鳴，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種反流俗、反傳統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夾雜著強烈的感情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師說》、《馬說》。

　　②雜文，與論說文相比，雜文更為自由隨便，或長或短，或莊或諧，文隨事異，各當其用。如《進學解》通過設問設答的方式，反話正說，全文多用辭賦鋪陳的手法排比對偶，行文輕松活潑。雜文中最可矚目的是那些嘲諷現實、議論犀利的精悍短文，如《雜說》、《獲麟解》等，形式活潑，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③序文(即贈序)，大都言簡意賅，別出心裁，表現對現實社會的各種感慨，如《張中丞傳后敘》、《送李愿歸盤谷序》、《送孟東野序》等。此外，韓愈還在傳記、碑志中表現出狀物敘事的杰出才能，如《毛穎傳》《柳子厚墓志銘》等。

　　④傳記、抒情散文，韓愈的傳記文繼承《史記》傳統，敘事中刻畫人物，議論、抒情妥帖巧妙。《張中丞傳后敘》是公認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

　　《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絕調，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

　　思想意義

　　韓愈是我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他領導了中唐時期的古文運動，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蘇軾譽為文起八代之衰;在詩歌創作方面，針對大歷以來詩人竊占青山白云，春風芳草以為己有(皎然《詩式》)的浮蕩習氣，往往涉于齊梁綺靡婉麗(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的詩風，自覺地繼承和發揚李白、杜甫在詩歌創作上的業績，力圖恢復盛唐氣象。因此，他在詩歌創作上勇于創造，大膽革新，另辟蹊徑，獨樹一幟，較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成為中唐時期詩壇上一個影響較大的詩人。但是，一些文學史和有關韓愈研究的論著，以反映人民疾苦為評價韓愈詩歌的準則，也就是政治標準第一，因而認為韓愈反映現實的詩歌數量不多，沒有像白居易那樣繼承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意義不大。如游國恩諸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有這樣的意見：從創作實踐來看，韓愈主要是繼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體格變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藝術傳統，獨立開拓道路。和白居易著重繼承杜甫現實主義精神有所不同。詹锳先生《唐詩》也是這樣說的：在韓愈詩里也有些反映現實的。但這樣的詩數量不多，而且往往和個人的不幸交織在一起，認識不夠深刻。張燕瑾同志《唐詩選析》認為：韓愈的詩歌追求奇險，形成了宏偉奇崛和以文為詩的特色。但反映社會重大生活內容少，比較膚淺。類似的意見還有，這里不一一列舉。我以為上述諸先生的論斷值得進一步探討。韓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在數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評價作家作品的唯一標準，就韓愈而論，他的詩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難，揭露統治集團罪惡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擊佛、道二教危害之作，還有指斥當權者壓抑人才，抒發懷才不遇的作品。這些都從不同方面較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的重大生活，有強烈的戰斗性，應該說也是現實主義的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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