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江南逢李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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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江南逢李龜年》

　　《江南逢李龜年》是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詩作。此詩撫今思昔，感慨萬千。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杜甫《江南逢李龜年》，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杜甫《江南逢李龜年》

　　《江南逢李龜年》

　　朝代：唐代

　　作者：杜甫

　　原文：

　　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注釋

　　⑴江南：此謂江、湘之間，今湖南省一帶。李龜年：唐朝開元、天寶年間的著名樂師，擅長唱歌。因為受到皇帝唐玄宗的寵幸而紅極一時，常在貴族豪門歌唱。“安史之亂”后，李龜年流落江南，賣藝為生。

　　⑵岐王：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本名李隆范，后為避李隆基的名諱改為李范，封岐王，以好學愛才著稱，雅善音律。尋常：經常。

　　⑶崔九：崔滌，在兄弟中排行第九，中書令崔湜的弟弟。唐玄宗時，曾任殿中監，出入禁中，得玄宗寵幸。崔姓，是當時一家大姓，以此表明李龜年原來受賞識。

　　⑷落花時節：暮春，通常指陰歷三月。落花的寓意很多，人衰老飄零，社會的凋弊喪亂都在其中。君：指李龜年。[2-3]

　　譯文

　　岐王府邸里時常相見，崔九堂前您的音樂多次聽聞。

　　如今正是江南的大好風景，在落花時節又重逢李君。

　　創作背景

　　此詩作于唐代宗大歷五年（770），當時杜甫在潭州（今湖南長沙）。杜甫少年時才華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中書監崔滌的門庭，得以欣賞宮廷歌唱家李龜年的歌唱藝術。安史之亂后，杜甫漂泊到江南一帶。大歷四年（769）三月杜甫離開岳陽到潭州，居留到第二年春天，和流落江、潭的李龜年重逢，回憶起在岐王和崔九的府邸頻繁相見和聽歌的情景，感慨萬千，于是寫下這首詩。

　　賞析：

　　詩是感傷世態炎涼的。李龜年是唐玄宗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貴族豪門歌唱。杜甫少年時才華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隆范和中書監崔滌的門庭，得以欣賞李龜年的歌唱藝術。詩的開首二句是追憶昔日與李龜年的接觸，寄寓詩人對開元初年鼎盛的眷懷;后兩句是對國事凋零，藝人顛沛流離的感慨。僅僅四句卻概括了整個開元時期(注：開元時期為713年—741年)的時代滄桑，人生巨變。語極平淡，內涵卻無限豐滿。

　　李龜年是開元時期“特承顧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龜年，是在“開口詠鳳凰”的少年時期，正值所謂“開元全盛日”。當時王公貴族普遍愛好文藝，杜甫即因才華早著而受到岐王李隆范和中書監崔滌的延接，得以在他們的府邸欣賞李龜年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藝術家，既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也往往是特定時代的標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龜年正是和鼎盛的開元時代、也和他自己充滿浪漫情調的青少年時期的生活，緊緊聯結在一起的。幾十年之后，他們又在江南重逢。這時，遭受了八年動亂的唐王朝業已從繁榮昌盛的頂峰跌落下來，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輾轉漂泊到潭州，“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極為凄涼;李龜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勝景，為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明皇雜錄》)。這種會見，自然很容易觸發杜甫胸中原本就郁積著的無限滄桑之感。

　　“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詩人雖然是在追憶往昔與李龜年的接觸，流露的卻是對“開元全盛日”的深情懷念。這兩句下語似乎很輕，含蘊的感情卻深沉而凝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當事者心目中，這兩個文藝名流經常雅集之處，是鼎盛的開元時期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集中的地方，它們的名字就足以勾起詩人對“全盛日”的美好回憶。當年詩人出入其間，接觸李龜年這樣的藝術明星，是“尋常”而不難“幾度”的，多年過后回想起來，簡直是不可企及的夢境了。這里所蘊含的天上人間之隔的感慨，讀者是要結合下兩句才能品味出來的。兩句詩在迭唱和詠嘆中，流露了詩人對開元全盛日的無限眷戀，猶如要拉長回味的時間。

　　夢一樣的回憶，畢竟改變不了眼前的現實。“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風景秀麗的江南，在承平時代，原是詩人們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詩人真正置身其間，所面對的竟是滿眼凋零的“落花時節”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藝人。“落花時節”，如同是即景書事，又如同是別有寓托，寄興在有意無意之間。這四個字，暗喻了世運的衰頹、社會的動亂和詩人的衰病漂泊，但詩人絲毫沒有在刻意設喻，這種寫法顯得特別渾成無跡。加上兩句當中“正是”和“又”這兩個虛詞一轉一跌，更在字里行間寓藏著無限感慨。江南好風景，恰恰成了亂離時世和沉淪身世的有力反襯。一位老歌唱家與一位老詩人在飄流顛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風光，點綴著兩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時代滄桑的一幅典型畫圖。它無情地證實“開元全盛日”已經成為歷史陳跡，一場翻天覆地的大動亂，使杜甫和李龜年這些經歷過盛世的人，淪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是很深的，但詩人寫到“落花時節又逢君”，卻黯然而收，在無言中包孕著深沉的慨嘆，痛定思痛的悲哀。這樣“剛開頭卻又煞了尾”，連一句也不愿多說，顯得蘊藉之極。清代沈德潛評此詩：“含意未申，有案未斷。”詩人這種“未申”之意對于有著類似經歷的當事者李龜年，是不難領會的;對于后世善于知人論世的讀者，也不難把握。像《長生殿·彈詞》中李龜年所唱的“當時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盡興亡夢幻，彈不盡悲傷感嘆，凄涼滿眼對江山”等等，盡管反復唱嘆，意思并不比杜詩更多，倒很像是劇作家從杜甫的詩中抽繹出來的一樣。

　　四句詩，從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聞”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聞”、“逢”之間，聯結著四十年的時代滄桑、人生巨變。盡管詩中沒有一筆正面涉及時世身世，但通過詩人的追憶感喟，卻表現出了給唐代社會物質財富和文化繁榮帶來浩劫的那場大動亂的陰影，以及它給人們造成的巨大災難和心靈創傷。可以說“世運之治亂，華年之盛衰，彼此之凄涼流落，俱在其中”(孫洙評)。正如同舊戲舞臺上不用布景，觀眾通過演員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極廣闊的空間背景和事件過程;又像小說里往往通過一個人的命運，反映一個時代一樣。這首詩的成功創作表明：在具有高度藝術概括力和豐富生活體驗的大詩人那里，絕句這樣短小的體裁可以具有很大的容量，而在表現如此豐富的內容時，又能達到舉重若輕、渾然無跡的藝術境界。

　　作者介紹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漢族，本襄陽人，后徙河南鞏縣。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后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創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名作。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系蒼生，胸懷國事。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并不顯赫，但后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

　　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年少優游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游郇瑕（今山東臨沂）。二十歲時，漫游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于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

　　天寶三載（744）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過了4年，秋天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和朝廷動亂、揭露統治者的丑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隨著唐玄宗后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

　　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為官時期

　　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

　　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

　　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后，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一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于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

　　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0）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后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

　　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廣德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云安（云陽），于大歷元年到達夔州（奉節）。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了一些勞動。

　　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江舟長逝

　　大歷三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陽，這一段時間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歷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

　　唐代宗大歷五年（770），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后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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