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說》的詩歌欣賞

　　《雨說》不是作者在說雨，而是雨自己在說，向孩子說。雨成了一個人，有了靈性。

　　《雨說》是一篇雨的絮語，更是一曲春的贊歌。首先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幅干旱嚴冬的景象。

　　田圃在嚴寒和干旱中，冷凍了，種子被禁錮;

　　牧場在嚴寒和干旱中，枯黃了，牛羊無法放牧;

　　魚塘在嚴寒和干旱中，水越來越淺了，魚兒已不能自由游動;

　　小溪在嚴寒和干旱中，已聽不見潺潺的流水聲。

　　四月，按農歷算，應是陽春三月了，而冬寒不去，春溫不來，不見雨的蹤影，真是讓人久等了啊!真是群情盡望春啊!真是大旱之望云霓啊!

　　久旱逢甘雨，過去曾被稱為人生四大樂事之一。雨，終于來了，是甘霖普降啊!沒有電閃雷鳴，亦非風狂雨橫，只是如絲的細雨，微雨，腳步輕輕，細語溫聲，用貫通、彌漫于兩間的愛心，濕潤著大地，親吻著、撫慰著每一個孩子，在干渴和寒冷中生活過來的孩子。

　　雨，是春的使者，帶來春的信息，開啟了一個新春的季節。

　　少不更事的孩子們啊!不要驚詫，更不要害怕。不要撐起雨傘抗拒我，不要關上門窗放下簾子謝絕我，不要忙著披蓑衣、急著戴斗笠防備我。我是到大地上來親近你們的，我是四月的客人帶來春的洗禮。讓我親一親吧，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春天的新世界吧。

　　那是一個新的世界。那是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

　　田圃還是原來的田圃，但，泥土將潤如油膏了，種子會發芽;

　　牧場還是原來的牧場，但，草兒將復蘇了，牛羊又可在這里牧放;

　　魚塘還是原來的魚塘，但，水暖了，水深了，魚兒自由自在了;

　　小溪還是原來的小溪，但，重新歡唱了，還有村婦來洗衣裳。

　　春，是溫熱，是生命，是希望，是不可遏制的活力，是蓬勃向上的精神。

　　雨說，他來自遙遠的地方。但是他一下子就和孩子們拉近了距離，因為他也曾是一樣愛玩的孩子。不過他是幸運的，他是在白云的襁褓中笑著長大的。中國大地上的兒童，也都應該笑著長大啊!他們應該有笑著長大的權利。

　　然而他們的童年是在冰封江河、寒凝大地的嚴冬里度過的，那是一段沒有笑的日子。

　　現在一切都不同了。雨，接引著春天到來了。是可以笑，而且應該笑了，應該勇敢地笑了。

　　是不會嗎?是不愿嗎?是不敢嗎?雨要教你們笑。

　　你看，楊柳在雨中笑了，笑彎了腰;石獅子在雨中笑了，笑出了眼淚;小燕子也在雨中笑了，笑斜了翅膀。

　　你聽，旗子在細雨中竟然笑出了聲，嘩嘩啦啦地。這是春天的聲音。你們也要勇敢地笑啊，你們的笑是大地的希望。

　　雨說，他來了，就不再回去，而當你們自由地笑了，他就快樂地安息。雨安息了，但他的愛心長存。日后在收獲季節品嘗成熟的蘋果的甜美時，記住，那是雨的祝福的心意。

　　多好的一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詩啊!

　　作者鄭愁予，的確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詩人。他的名作《錯誤》《水手刀》《如霧起時》等詩，曾傾倒臺灣眾多讀者。他的《錯誤》一詩，特別是其中的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兩句，在臺灣詩壇和文學青年中，家喻戶曉，耳熟能詳。

　　鄭愁予的早期詩作深受我國古典文學傳統詩詞影響，構思巧妙，意象鮮明，語言與技巧雖常由舊詞曲轉化，卻兼有傳統詞曲的優美和現代詩的新穎。20世紀50年代曾加入臺灣現代派，并被掌門人紀弦譽為青年詩人中出類拔萃的一個。但即使在他的創作風格轉向西方現代詩的詩風時，他仍強調西方技巧和中國傳統精神的結合。到70年代，他和臺灣的一些知名的現代派詩人一樣，又在新的基礎和層次上回歸傳統。

　　《雨說》一詩中古典詩詞的融化和影響，明顯可見。在閱讀欣賞的過程中，我們會聯想起杜甫的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興》)，王維的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西》)，韓愈的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陸游的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臨安春雨初霽》)，以及僧志南的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絕句》)等傳誦古今的名句。

　　傳統對鄭愁予的影響，遠不止此。他曾經強調，在詩里表現的敦厚任俠這兩種情操，是屬于傳統的。我以為，在他的詩里，敦厚就是誠懇，就是樸實，就是寬容，就是厚道，是對生命的悲憫，對人的關懷;任俠就是聲張正義，就是打抱不平，就是反對邪惡，同樣是對生命的悲憫，對人的關懷。這就是鄭愁予詩中的傳統情操。這在《雨說》一詩中特別醒目。他對冬、對春、對雨、對孩子的態度，處處可證。他執著于敦厚和任俠，說明他終于是一位入世的詩人。

　　因此《雨說》一詩，就不僅僅是一首優美的抒情詩，而且還有著值得探討和回味的深層含義在。

　　詩言志，是中國詩歌的古老傳統。山水詩在中國古典詩詞里占有很大數量，但常常是不僅寫景，同時抒情，而且多有別具懷抱、意在言外者。即如《錯誤》一詩，也非一般的春景、閨怨，而是抗日戰爭時期父親從戎，詩人隨母逃難時深刻感受的折射。春夏秋冬，風云雨雪，本是自然現象，詩人騷客卻常常借為比喻，發為象征，或感滄桑之巨變，或嘆人生之無常。傷春、悲秋之作多有，其實春有何傷，秋有何悲，進入人的感情世界，心情不同而已。例如大旱之望云霓，本是人們對自然的祈求，但在《孟子》中卻借喻為苦難人民渴望得到解救的迫切心情。那么，《雨說》里極寫冬之干旱，極寫盼雨之情，豈不就是若大旱之望云霓么?而極寫雨后的春回大地，勃勃生機，欣欣向榮，豈不就是對及時雨的贊頌么?人們記得，1978年冬，在中國大地上，是有過一次人們渴望已久的政治及時雨的。聯系此詩作于1978年后的1979年，并特別注明是為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兒童而歌，我們是不是可以感到詩中眾多比喻可能具有的關懷祖國前景、情系祖國命運的象征意義呢?詩中的鄉國之思是隱然可見的，我以為。

　　1966到1976的十年革命，給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新興的國家帶來了深重災難。曾是海外保(衛)釣(魚島)愛國運動積極參加者的鄭愁予，不可能對此無動于中。在詩人筆下沒有直接涉及革命的詩作，但他1966年寫了贊頌國父孫中山的《衣缽》一詩，強調了孫中山的民主思想、革命精神和統一中國的理念，并認為統一是和平的第一義。而詩人自許為第三代的獻身者，是傳接您的衣缽的人。他后來在自撰《年表》里指出，1966年大陸開始革命。與友人等在心戰總隊閱讀資料，咸表憤慨，適值孫中山先生百年冥誕，乃以民主為寓意，揮淚作長詩《衣缽》。1972年在愛荷華他還作有《秋盛，駐足布朗街西坡》一詩，詩中重點描繪了集九秋于一身的大楓樹，其紅色如燃起連天大火。詩人擔心紅磚夾隙間的幾株小草，面臨秋盛的大火，能過冬否?詩人在1984年修改和訂正此詩時，寫有追記云：住愛城五年，正值中國大陸上進行著革命，紅光亦照到愛城來，不免有一些向往紅色生涯的附和者，寫這首詩以大楓樹作為警諫。那么，如詩人所說，《衣缽》源自對革命的憤慨，《秋盛，駐足布朗街西坡》暗喻對革命的憂慮，則《雨說》是否就可說是對革命結束、新時期到來的贊頌呢?這三首詩簡直可說是鄭愁予的革命三部曲，但愿我不是穿鑿附會。

　　鄭愁予曾說：詩是寫給二己，一是自己，一是知己。詩人，當完成一首詩，常會在置筆的頃刻有些滿足感，別人難以分享，這便是詩是寫給自己的初衷。但是一經對外發布，則必然引起反應。如有幸引起讀者的共感，便就是詩也是寫給知己的原因了。(《詩創作觀》，載《中華新詩選》，臺灣文史出版社)《雨說》一詩寫于十年革命的嚴冬方才過去兩年的時候，那時的孩子恐怕難以讀到此詩。不過當時的孩子，現在正當而立之年，如能讀到此詩，肯定會有共感，并和詩人互相引為知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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