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歌的風格

時間：2021-04-13 10:23:51 詩歌我要投稿

白居易詩歌的風格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重要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白居易詩歌的風格是什么樣子的呢？今天小編就為大家分解分解。

白居易詩歌的風格

　　白居易作詩2800余首，有“詩王”之稱。他將自己的詩歌分為四類，諷諭詩之外，還有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前兩類體現著他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

　　白居易的詩，在他在世時便已廣泛流傳，甚有影響，使他頗感自豪。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土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元鎮也說白居易之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馬走之口無不適。至于繕寫模勒街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一個人的詩作，在當代即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果，在古代是極少見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詩當時還獲得了很大的國際名聲和眾多的國外讀者，日本、新羅（今朝鮮）、日南（今越南）等國，都有傳寫。據史料載，當時日本嵯峨皇就曾經抄寫過許多白居易的詩，藏之秘府，暗自吟誦。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云人物。契丹國王親自將白詩譯成契丹文字，詔番臣誦讀。

　　白詩對后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偁、

　　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啟示。

　　從白居易一生仕途看，雖多為官，但總不順利，老是處于一種憂憤不安的狀態中。作為一個詩人，卻成就極大，可以說名動朝野，甚至婦孺皆知。大概因為他青少年時期的顛沛流離和以后的數次被貶，多為外官，經歷極廣，對社會有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為千古不朽的大詩人。在詩風上，繼承了《詩經》、樂府古詩和杜甫歌行的優良傳統，又采用了當時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帶有創造性的風格。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長恨歌》《琵琶行》《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岳陽樓》《觀刈麥》《宮詞》《問劉十九》《買花》《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等。

　　白居易詩歌的風格

　　（一）通俗

　　敘事直切，描繪真實，明白曉暢，平易淺顯，叫做通俗。

　　白居易有意識地追求通俗。蘇軾評之曰“白俗”，王安石評之“白俚”。高棅在《唐詩品匯總序》中美之為“務在分明”。清代的沈德潛稱之為“淺易”、（《說詩晬語》）“平易近人”（《唐詩別裁評語》），宋代惠洪《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可見白居易的通俗，是經過修改加工的產物。白居易的好友、新樂府運動的參加者張籍的詩，也平易曉暢。王安石在《題張司業詩》中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則容易卻艱辛。”這就表明，通俗是來之不易的。

　　在唐代詩人中，從理論到實踐都提倡通俗的，是白居易和元稹。他倆是詩友，又是摯友，世稱元白。他們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由于他們主張通俗，就大大促進了中唐詩歌的改革。特別是白居易，影響最大。他的《與元九書》，可以說是中唐詩歌改革的綱領。其中，生動地描繪了他的詩對當時社會各階層的巨大影響。上至王宮貴族、達官顯要，下至黎民百姓，販夫歌伎，無不喜誦白詩。為何白詩能產生如此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呢？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通俗。

　　那么，通俗的特點究竟何在呢？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新樂府序》）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言必有據，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這里提出的質、徑、直、切四條標準都有來歷，其涵義與所謂“俚俗”絕不相同。根據典據，可知“質”的意思是質實、真實，“徑”的意思是不費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切”的意思是表達（包括運用比興等手法）真切易曉。簡言之就是：質樸、率真、切實。作為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白居易所提倡的通俗，開一代詩風，成為中唐詩歌發展史上的巨大潮流。白居易不僅在理論上提倡通俗，而且在創作上也實踐通俗。他的《秦中吟》、《新樂府》就是推行通俗詩風的力作。

　　通俗既追求藝術表達的淺顯，又追求思想內容的深刻。因此，它淺而深，而不是淺而薄。它淺中藏深，寓深于淺。淺，顯示出它的通脫、俗拙；深，表明了它的深刻、充實。葉燮《原詩》云：白居易的“重賦、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薛雪云：“元白詩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一瓢詩話》）這都道出了通俗的妙處。言淺意深，平易近人，是通俗的最高境界。俗有通俗和庸俗之分。平易淺顯是通俗，俗不可耐是庸俗。唐代許多民歌都通俗而有情致，是詩人學習的范例。白居易和他的詩友元稹、張籍、李紳、劉禹錫都吸收了民歌的精華。如劉禹錫的《竹枝詞》這是一首明朗流暢、情趣誘人的好詩。可見通俗的詩是不卑俗也不淺薄的。

　　在詩歌批評領域里，“俗”是一個應用對象十分寬泛甚至隨意而且隨時間間距而變動、隨評價者的趣味和古典意識的變化而變化的負面評語。接近世情、內容普通、情調不高的被稱為俗，新興的、特別是有民間下層背景的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俗，使用過多、老套的形式和手法也被稱為俗。任何形式和手法，任何題材，只要在評論者看來使用不當，太冒險或太一般，都可能被視為俗氣。鮑照曾被齊梁人視為俗，李白、杜甫也曾被宋人視為俗，其他小一些的詩人更不必說了。

　　白居易詩歌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是大家公認的事實，用語流便，平常事、口頭語、眼前景，意到筆隨，“稱心而出，隨筆抒寫”，意深而詞淺，很少使用典故。僧惠洪《冷齋夜話》甚至說，白居易詩成之后，“老嫗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此話雖不能視為信談，但至少可以說明白詩的通俗平易。應該指出的是，白居易詩歌語言的平易曉暢，是千錘百煉后達到的一種藝術境界，并非信手拈來，正像趙翼所說:“看是平易，其實精純。”

　　劉熙載《藝概·詩概》也曾經指出這一點:“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宋人周必大也曾經指出:“香山詩語平易，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閑觀遺稿，則竄定甚多。” 由此可見其良苦的匠心。而袁枚的“平淡”也并非矢口而道，他所追求的是大巧之樸、濃后之淡，慘淡經營之后的不經意。

　　元、白之詩，之所以能風靡天下，雄視百代，同詩人錘煉字句有關。因此，元、白之通俗，絕非粗制濫造，而是千錘百煉的。在錘煉過程中，詩人盡量采用民間語言，以口語入詩，并對口語進行加工改造，惟求詞能達意，明白曉暢。所以白詩能夠雅俗共賞。俗與雅，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為上乘。元白之詩，就是如此。《長恨歌》就是這樣的作品。上至王公貴族、文人雅士，下至黎民百姓、凡夫俗子，無不喜愛。故吏部、禮部選舉人才，常以白居易的詩為評判的標準，而廣大的人民則以會吟詠白詩為榮，連長安的歌伎都以會吟誦白詩而抬高了身價。由此可見，白居易的詩風是俗中有雅、雅中元、白之通俗，絕非粗制濫造，而是千錘百煉的。在錘煉過程中，詩人盡量采用民間語言，以口語入詩，并對口語進行加工改造，惟求詞能達意，明白曉暢。所以白詩能夠雅俗共賞。俗與雅，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為上乘。元白之詩，就是如此。正如葉燮在《原詩》中所說：“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至于元稹詩風，也是如此。

　　（二）輕艷

　　通俗，在不同詩人的筆下，會有不同的色彩。雖然元白都以通俗著稱，但因他們氣質、性格、出身、經歷、習慣、興趣等等的差異，其詩風也迥然有別。蘇軾說：“元輕白俗。”這里用了一個“輕”字就把元白的詩風區別開來了。元稹雖也通俗，但卻俗而輕；白居易則俗而不輕。所謂輕，絕非輕薄、輕佻，而是輕淺、輕艷。它雖也尚俗，但色澤鮮潤，色彩斑斕，兼纖秾、繁縟之美；而白居易則崇尚一個“淡”字。故元稹為艷俗，白居易則淡俗。白詩的通俗是淺、淡、清，元詩是輕、濃、艷。元稹的輕艷自有特色。它色彩濃，密度稠，層次厚，甚至給人以膩的感覺，并時有雕琢的痕跡。唐代的李肇在《國史補》中說：“學淺切與白居易，學yin靡于元稹，俱名為‘元白體’。”這種評價對元稹雖有微詞，但的確指明了元白之間詩風的區別。

　　元、白詩風，對于新樂府運動起過巨大的促進作用。元、白詩派的四人中，風格也各有特色，成就也自有不同，張、王成就遜于元、白，影響也不及元、白。就元、白而言，則元遜于白。白詩質樸平實，剴切深刻，一針見血，一目了然，平淡自然，活潑自如，現實主義精神很強。（剴切：諷喻）

　　下面重點賞析幾首白居易的代表作。

　　《秦中吟》是組詩，共十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暴露了官場的腐敗、權貴們的驕奢淫逸及其對勞苦民眾的多重欺壓。如《重賦》直斥統治者對百姓的殘酷剝奪：“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傷宅》揭露達官貴人為富不仁，“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卻“忍不救饑寒”。

　　如《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悉將軍。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注釋：朱紱：fú，古代貴族穿的一種禮服。擘，bāi ,分開。衢，qú。

　　《秦中吟》十首之一。詩題“輕肥”，輕裘肥馬。取自《論語。雍也》中的“乘肥馬，衣輕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開頭四句，先寫后點，突兀跌宕，繪神繪色。意氣之驕，竟可滿路，鞍馬之光，竟可照塵，這不能不使人驚異。正因為驚異，才發出“何為者”（干什么的）的疑問，從而引出了“是內臣”的回答。內臣者，宦官也。宦官不過是皇帝的家奴，憑什么驕橫神氣以至于此？原來，宦官這種腳色居然朱紱、紫綬，掌握了政權和軍權，怎能不驕？怎能不奢？“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兩句，與“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前呼后應，互相補充。“走馬去如云”，就具體寫出了驕與夸。這幾句中的“滿”、“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鮮明地表現出赴軍中宴的內臣不是一兩個，而是一大幫。“軍中宴”的.“軍”是指保衛皇帝的神策軍。此時，神策軍由宦官管領。宦官們更是飛揚跋扈，為所欲為。前八句詩，通過宦官們“夸赴軍中宴”的場面著重揭露其意氣之驕，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義。

　　緊接六句，通過內臣們軍中宴的場面主要寫他們的奢，但也寫了驕。寫奢的文字，與“鞍馬光照塵”一脈相承，而用筆各異。寫馬，只寫它油光水滑，其飼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寫內臣，則只寫食山珍、飽海味，其腦滿腸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兩句，又由奢寫到驕。“氣益振”遙應首句。赴宴之時，已然“意氣驕滿路”，如今食飽、酒酣，意氣自然益發驕橫，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盡致地描繪出內臣行樂圖，已具有暴露意義。然而詩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動容，視通萬里”，筆鋒驟然一轉，當這些“大夫”“將軍”酒醉肴飽之時，江南正在發生“人食人”的慘象，從而把詩的思想意義提到新的高度。同樣遭遇旱災，而一樂一悲，卻判若天壤。

　　這首詩運用了對比的方法，把兩種截然相反的社會現象并列在一起，詩人不作任何說明，不發一句議論，而讓讀者通過鮮明的對比，得出應有的結論。這比直接發議論更能使人接受詩人所要闡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說服力。末二句直賦其事，奇峰突起，使全詩頓起波瀾，使讀者動魄驚心，確是十分精采的一筆！

　　《買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

　　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戔：jiān,堆積的樣子。）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秦中吟》十首之一。別名《牡丹》。

　　與白居易同時的李肇在《唐國史補》里說：“京城貴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執金召鋪宮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值數萬者。”這首詩，通過對“京城貴游”買牡丹花的描寫，揭露了社會矛盾的某些本質方面，表現了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主題。詩人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從買花處所發現了一位別人視而不見的“田舍翁”，從而觸發了他的靈感，完成了獨創性的藝術構思。

　　全詩分兩大段。“人人迷不悟”以上十四句，寫京城貴游買花；

　　以下六句，寫田舍翁看買花。

　　一開頭用“帝城”點地點，用“春欲暮”點時間。“春欲暮”之時，農村中青黃不接，農事又加倍繁忙，而皇帝及其臣僚所在的長安城中，卻“喧喧車馬度”，忙于“買花”。“喧喧”，屬于聽覺：“車馬度”，屬于視覺。以“喧喧”狀“車馬度”，其男顛女狂、笑語歡呼的情景與車馬雜沓、填街咽巷的畫面同時展現，真可謂聲態并作。下面的“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是對“喧喧”的補充描寫。借車中馬上人同聲相告的“喧喧”之聲點題，用筆相當靈妙。

　　這四句寫“買花去”的場面，為下面寫以高價買花與精心移花作好了鋪墊。接著便是這些驅車走馬的富貴閑人為買花、移花而揮金如土。“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一株開了百朵花的紅牡丹，價值竟相當于二十五匹帛，其昂貴何等驚人！那么“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其珍惜無異珠寶，也就不言而喻了。

　　以上只作客觀描繪，直到“人人迷不悟”，才表露了作者的傾向性；然而那“迷不悟”的確切含義是什么，仍有待于進一步點明。白居易的有些諷諭詩，往往在結尾抽象地講道理、發議論。這首詩卻避免了這種情況。當他目睹這些狂熱的買花者揮金如土，發出“人人迷不悟”的感慨之時，忽然發現了一位從啼饑號寒的農村“偶來買花處”的“田舍翁”，看見他在“低頭”，聽見他在“長嘆”。這種極其鮮明、強烈的對比，揭示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本質。詩人不失時機地攝下了“低頭獨長嘆”的特寫鏡頭，并從“低頭”的表情與“長嘆”的聲音中挖掘出全部潛臺詞：僅僅買一叢“灼灼百朵紅”的深色花，就要揮霍掉十戶中等人家的稅糧！這一警句使讀者恍然大“悟”：那位看買花的“田舍翁”，倒是買花錢的實際負擔者！推而廣之，這些“高貴”的買花者，衣食住行，不都來源于從勞動人民身上榨取的“賦稅”！詩人借助“田舍翁”的一聲“長嘆”，尖銳地反映了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敢用自己的詩歌創作譜寫人民的心聲，這是十分可貴的。

　　《大林寺桃花》：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這首詩作于元和十二年（817）初夏，當時白居易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任上。這是一首紀游詩，大林寺在廬山香爐峰頂。

　　全詩短短四句，從內容到語言都似乎沒有什么深奧、奇警的地方，只不過是把“山高地深，時節絕晚”、“與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節候，做了一番記述和描寫。但細讀之，就會發現這首平淡自然的小詩，卻寫得意境深邃，富于情趣。

　　詩的開首“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兩句，是寫詩人登山時已屆孟夏，正屬大地春歸，芳菲落盡的時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一一片始盛的桃花。我們從緊跟后面的“常恨春歸無覓處”一句可以得知，詩人在登臨之前，就曾為春光的匆匆不駐而怨恨，而惱怒，而失望。因此當這始所未料的一片春景沖入眼簾時，該是使人感到多么的驚異和欣喜！詩中第一句的“芳菲盡”，與第二句的“始盛開”，是在對比中遙相呼應的。它們字面上是紀事寫景，實際上也是在寫感情和思緒上的跳躍──由一種愁緒滿懷的嘆逝之情，突變到驚異、欣喜，以至心花怒放。而且在首句開頭，詩人著意用了“人間”二字，這意味著這一奇遇、這一勝景，給詩人帶來一種特殊的感受，即仿佛從人間的現實世界，突然步入到一個什么仙境，置身于非人間的另一世界。

　　正是在這一感受的觸發下，詩人想象的翅膀飛騰起來了。“常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他想到，自己曾因為惜春、戀春，以至怨恨春去的無情，但誰知卻是錯怪了春，原來春并未歸去，只不過像小孩子跟人捉迷藏一樣，偷偷地躲到這塊地方來罷了。

　　這首詩中，既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寫得具體可感，形象美麗；而且還把春光擬人化，把春光寫得仿佛真是有腳似的，可以轉來躲去。不，豈只是有腳而已？你看它簡直還具有頑皮惹人的性格呢！

　　在這首短詩中，自然界的春光被描寫得是如此的生動具體，天真可愛，活靈活現，如果沒有對春的無限留戀、熱愛，沒有詩人的一片童心，是寫不出來的。這首小詩的佳處，正在立意新穎，構思靈巧，而戲語雅趣，又復啟人神思，惹人喜愛，可謂唐人絕句小詩中的又一珍品。《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這首詩可以說是邀請朋友前來小飲的勸酒詞。給友人備下的酒，當然是可以使對方致醉的，但這首詩本身卻是比酒還要醇濃。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酒是新釀的酒（未濾清時，酒面浮起酒渣，色微綠，細如蟻，稱為“綠蟻”），爐火又正燒得通紅。這新酒紅火，大約已經擺在席上了，泥爐既小巧又樸素，嫣紅的火，映著浮動泡沫的綠酒，是那樣地誘人，那樣地叫人口饞，正宜于跟一二摯友小飲一場。

　　酒，是如此吸引人。但備下這酒與爐火，卻又與天氣有關。“晚來天欲雪”──一場暮雪眼看就要飄灑下來。可以想見，彼時森森的寒意陣陣向人襲來，自然免不了引起人們對酒的渴望。而且天色已晚，有閑可乘，除了圍爐對酒，還有什么更適合于消度這欲雪的黃昏呢？

　　酒和朋友在生活中似乎是結了緣的。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所謂“獨酌無相親”，說明酒還要加上知己，才能使生活更富有情味。杜甫的《對雪》有“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之句，為有酒無朋感慨系之。白居易在這里，也是雪中對酒而有所待，不過所待的朋友不像杜甫彼時那樣茫然，而是可以招之即來的。他向劉十九發問：“能飲一杯無？”這是生活中那愜心的一幕經過充分醞釀，已準備就緒，只待給它拉開帷布了。

　　詩寫得很有誘惑力。對于劉十九來說，除了那泥爐、新酒和天氣之外，白居易的那種深情，那種渴望把酒共飲所表現出的友誼，當是更令人神往和心醉的。生活在這里顯示了除物質的因素外，還包含著動人的精神因素。

　　詩從開門見山地點出酒的同時，就一層層地進行渲染，但并不因為渲染，不再留有余味，相反地仍然極富有包蘊。讀了末句“能飲一杯無”，可以想象，劉十九在接到白居易的詩之后，一定會立刻命駕前往。于是，兩位朋友圍著火爐，“忘形到爾汝”地斟起新釀的酒來。也許室外真的下起雪來，但室內卻是那樣溫暖、明亮。生活在這一剎那間泛起了玫瑰色，發出了甜美和諧的旋律這些，是詩自然留給人們的聯想。由于既有所渲染，又簡練含蓄，所以不僅富有誘惑力，而且耐人尋味。它不是使人微醺的薄酒，而是醇醪，可以使人真正身心俱醉的。

　　《暮江吟》：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暮江吟》是白居易“雜律詩”中的一首。這些詩的特點是通過一時一物的吟詠，在一笑一吟中能夠真率自然地表現內心深處的情思。

　　詩人選取了紅日西沉到新月東升這一段時間里的兩組景物進行描寫。前兩句寫夕陽落照中的江水。“一道殘陽鋪水中”，殘陽照射在江面上，不說“照”，卻說“鋪”，這是因為“殘陽”已經接近地平線，幾乎是貼著地面照射過來，確像“鋪”在江上，很形象；這個“鋪”字也顯得平緩，寫出了秋天夕陽的柔和，給人以親切、安閑的感覺。“半江瑟瑟半江紅”，天氣晴朗無風，江水緩緩流動，江面皺起細小的波紋。受光多的部分，呈現一片“紅”色；受光少的地方，呈現出深深的碧色。詩人抓住江面上呈現出的兩種顏色，卻表現出殘陽照射下，江上細波粼粼、光色瞬息變化的景象。詩人沉醉了，把自己的喜悅之情寄寓在景物描寫之中了。

　　后兩句寫新月初升的夜景。詩人流連忘返，直到初月升起，涼露下降的時候，眼前呈現出一片更為美好的境界。詩人俯身一看：呵呵，江邊的草地上掛滿了晶瑩的露珠。這綠草上的滴滴清露，多么像鑲嵌在上面的粒粒珍珠！用“真珠”作比喻，不僅寫出了露珠的圓潤，而且寫出了在新月的清輝下，露珠閃爍的光澤。再抬頭一看：一彎新月初升，這真如同在碧藍的天幕上，懸掛了一張精巧的弓！詩人把這天上地下的兩種景象，壓縮在一句詩里──“露似真珠月似弓”。作者從弓也似的一彎新月，想起此時正是“九月初三夜”，不禁脫口贊美它的可愛，直接抒情，把感情推向高潮，給詩歌造成了波瀾。

　　詩人通過“露”、“月”視覺形象的描寫，創造出多么和諧、寧靜的意境！用這樣新穎巧妙的比喻來精心為大自然敷彩著色，描容繪形，令人嘆絕。由描繪暮江，到贊美月露，這中間似少了一個時間上的銜接，而“九月初三夜”的“夜”無形中把時間連接起來，它上與“暮”接，下與“露”、“月”相連，這就意味著詩人從黃昏時起，一直玩賞到月上露下，蘊含著詩人對大自然的喜悅、熱愛之情。

　　這首詩大約是長慶二年（822）白居易寫于赴杭州任刺史途中。當時朝政昏暗，牛李黨爭激烈，詩人諳盡了朝官的滋味，自求外任。這首詩從側面反映出詩人離開朝廷后的輕松愉快的心情。途次所見，隨口吟成，格調清新，自然可喜，讀后給人以美的享受。《錢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云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這詩是長慶三或四年春（823－824）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所作。

　　錢塘湖是西湖的別名。提起西湖，人們就會聯想到蘇軾詩中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后雨》）讀了白居易這詩，仿佛真的看到了那含睇宜笑的西施的面影，更加感到東坡這比喻的確切。

　　樂天在杭州時，有關湖光山色的題詠很多。這詩處處扣緊環境和季節的特征，把剛剛披上春天外衣的西湖，描繪得生意盎然，恰到好處。

　　“孤山寺北賈亭西”。孤山在后湖與外湖之間，峰巒聳立，上有孤山寺，是湖中登覽勝地，也是全湖一個特出的標志。賈亭在當時也是西湖名勝。有了第一句的敘述，這第二句的“水面”，自然指的是西湖湖面了。秋冬水落，春水新漲，在水色天光的混茫中，太空里舒卷起重重疊疊的白云，和湖面上蕩漾的波瀾連成了一片，故曰“云腳低”。“水面初平云腳低”一句，勾勒出湖上早春的輪廓。接下兩句，從鶯鶯燕燕的動態中，把春的活力，大自然從秋冬沉睡中蘇醒過來的春意生動地描繪了出來。鶯是歌手，它歌唱著江南的旖旎春光；燕是候鳥，春天又從北國飛來。它們富于季節的敏感，成為春天的象征。在這里，詩人對周遭事物的選擇是典型的；而他的用筆，則是細致入微的。說“幾處”，可見不是“處處”；說“誰家”，可見不是“家家”。因為這還是初春季節。這樣，“早鶯”的“早”和“新燕”的“新”就在意義上互相生發，把兩者聯成一幅完整的畫面。因為是“早鶯”，所以搶著向陽的暖樹，來試它滴溜的歌喉；因為是“新燕”，所以當它啄泥銜草，營建新巢的時候，就會引起人們一種乍見的喜悅。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二句之所以妙絕古今，為人傳誦，正由于他寫出了季節更換時這種乍見的喜悅。這詩在意境上頗與之相類似。

　　詩的前四句寫湖上春光，范圍上寬廣的，它從“孤山”一句生發出來；后四句專寫“湖東”景色，歸結到“白沙堤”。前面先點明環境，然后寫景；后面先寫景，然后點明環境。詩以“孤山寺”起，以“白沙堤”終，從點到面，又由面回到點，中間的轉換，不見痕跡。結構之妙，誠如薛雪所指出：樂天詩“章法變化，條理井然”（《一瓢詩話》）。這種“章法”上的“變化”，往往寓諸渾成的筆意之中；倘不細心體察，是難以看出它的“條理”的。

　　“亂花”“淺草”一聯，寫的雖也是一般春景，然而它和“白沙堤”卻有緊密的聯系：春天，西湖哪兒都是綠毯般的嫩草；可是這平坦修長的白沙堤，游人來往最為頻繁。唐時，西湖上騎馬游春的風俗極盛，連歌姬舞妓也都喜愛騎馬。詩用“沒馬蹄”來形容這嫩綠的淺草，正是眼前現成景色。

　　“初平”、“幾處”、“誰家”、“漸欲”、“才能”這些詞語的運用，在全詩寫景句中貫串成一條線索，把早春的西湖點染成半面輕勻的錢塘蘇小小。可是這蓬蓬勃勃的春意，正在急劇發展之中。從“亂花漸欲迷人眼”這一聯里，透露出另一個消息：很快地就會姹紫嫣紅開遍，湖上鏡臺里即將出現濃妝艷抹的西施。

　　方東樹說這詩“象中有興，有人在，不比死句。”（《續昭昧詹言》）這是一首寫景詩，它的妙處，不在于窮形盡相的工致刻畫，而在于即景寓情，寫出了融和駘宕的春意，寫出了自

　　然之美所給予詩人的集中而飽滿的感受。所謂“象中有興，有人在”；所謂“隨物賦形，所在充滿”（王若虛《滹南詩話》），是應該從這個意義去理解的。

　　上陽白發人－愍怨曠也白居易上陽人，紅顏闇老白發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馀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白發歌。

　　《離思》五首（其四）作者：元稹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取次花從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此為悼念亡妻韋叢之作。詩人運用“索物以托情”的比興手法，以精警的詞句，贊美了夫妻之間的恩愛，表達了對韋叢的忠貞與懷念之情。

　　首二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是從《孟子·盡心》篇“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變化而來的。兩處用比相近，但《孟子》是明喻，以“觀于海”比喻“游于圣人之門”，喻意顯明；而這兩句則是暗喻，喻意并不明顯。滄海無比深廣，因而使別處的水相形見絀。巫山有朝云峰，下臨長江，云蒸霞蔚。據宋玉《高唐賦序》說，其云為神女所化，上屬于天，下入于淵，茂如松榯，美若嬌姬。因而，相形之下，別處的云就黯然失色了。“滄海”、“巫山”，是世間至大至美的形象，詩人引以為喻，從字面上看是說經歷過“滄海”、“巫山”，對別處的水和云就難以看上眼了，實則是用來隱喻他們夫妻之間的感情有如滄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廣和美好是世間無與倫比的，因而除愛妻之外，再沒有能使自己動情的女子了。

　　“難為水”、“不是云”，情語也。這固然是元稹對妻子的偏愛之詞，但像他們那樣的夫妻感情，也確乎是很少有的。元稹在《遣悲懷》詩中有生動描述。因而第三句說自己信步經過“花叢”，懶于顧視，表示他對女色絕無眷戀之心了。

　　第四句即承上說明“懶回顧”的原因。既然對亡妻如此情深，這里為什么卻說“半緣修道半緣君”呢？元稹生平“身委《逍遙篇》，心付《頭陀經》”（白居易《和答詩十首》贊元稹語），是尊佛奉道的。另外，這里的“修道”，也可以理解為專心于品德學問的修養。然而，尊佛奉道也好，修身治學也好，對元稹來說，都不過是心失所愛、悲傷無法解脫的一種感情上的寄托。“半緣修道”和“半緣君”所表達的憂思之情是一致的，而且，說“半緣修道”更覺含意深沉。清代秦朝釪《消寒詩話》以為，悼亡而曰“半緣君”，是薄情的表現，未免太不了解詩人的苦衷了。

　　元稹這首絕句，不但取譬極高，抒情強烈，而且用筆極妙。前兩句以極至的比喻寫懷舊悼亡之情，“滄海”、“巫山”，詞意豪壯，有悲歌傳響、江河奔騰之勢。后面，“懶回顧”、“半緣君”，頓使語勢舒緩下來，轉為曲婉深沉的抒情。張弛自如，變化有致，形成一種跌宕起伏的旋律。而就全詩情調而言，它言情而不庸俗，瑰麗而不浮艷，悲壯而不低沉，創造了唐人悼亡絕句中的絕勝境界。“曾經滄海”二句尤其為人稱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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