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一代才女林徽因依然擁有眾多的追隨者。不同于張愛玲的以文字立身，對林徽因來說，則是以身世個性傳奇。她身世氛圍，更多地折射著那個時代的文化風尚，流逝的時光之水也沖洗不掉她的傳世風華，反而更加迷人，令人追尋。
林徽因秀外慧中、多才多藝。她曾旅英留美，深得東西方藝術之真諦，英文水平極佳。她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有大家閨秀的風度，又具備中國傳統女性所缺乏的獨立精神和現代氣質。
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她一直以才貌雙全而聞名。由于徐志摩的文學引領，她寫得一手音韻極美的新詩，是才華橫溢的女作家。以她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當時中國的第一流文化學者，而她就是一個高級文化沙龍的女主人。
她是建筑史研究中卓有建樹的學者，卷起袖子就可以趕圖設計新房舍。她騾子騎得，雞毛小店住得，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她不顧重病在身，經常顛簸在窮鄉僻壤、荒山野嶺，在荒寺古廟、危梁陡拱中考查研究中國古建筑。
她還是三個著名的愛情故事的女主角：一個是與徐志摩共同出演的青春感傷片，浪漫詩人對她癡狂，并開中國現代離婚之先河;一個是和梁思成這個名字并置在一起的婚戀正劇，建筑學家丈夫視她為不可或缺的事業伴侶和靈感的源泉;另外，還是一個悲情故事的女主角，她中途退場，邏輯學家金岳霖因她不婚，用大半生的時間“逐林而居”，將單戀與懷念持續終生。
可想而知，她確實是一位傾倒眾生的佳人。在她身后，似乎還真難找到一個能及得上她的成就和魅力的女性。
1931年夏天，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坦言，他在二十四歲以前，與詩“完全沒有相干”。是在“整十年前”由于“吹著了一陣奇異的風”，照著了“奇異的月色”，他這才“傾向于分行的抒寫”，而且“一份深刻的憂郁”占定了他，漸漸潛化了他的氣質，而終于成就了他這位詩人。徐志摩這里所說的“整十年前”，當指1921年，正是在這一年，他在倫敦結識了林長民及其女林徽因，他的新詩創作，也從這一年起步。
與林徽因相見之時，徐志摩已是一個兩歲孩子的父親了。而林徽因卻只是個穿著白衣、容貌纖細的十六歲少女。從他們相遇的那一刻開始，她就成為詩人心里永恒的素材，寄托的夢想，一個被詩人無數次理想詩化的女子，一個脫離了現實只存在夢幻之中的女子。徐志摩單戀上她，為她寫作無數動人心弦的情詩，甘做她裙邊的一株雜草。1922年，“林徽因在英，與志摩有論婚嫁之意，林謂必先與夫人張幼儀離婚后始可……”(陳從周《徐志摩年譜》)。
同年3月，徐志摩在柏林提出與原配張幼儀離婚。張幼儀雖然感到太突然，但仍理智地對待這件事，隨即帶著孩子遠走他鄉，到德國留學去了。事實上，徐志摩也做了第三者，因為林徽因當時也已經許配了梁思成。很有意思的是，作為父親的林長民竟然也猶猶豫豫地默許了女兒與徐志摩之間的愛情，渾然忘記了自己已經把掌上明珠許配了梁家大公子。
應該說，徐志摩對林徽因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他是林徽因文學道路上的引路人。林徽因曾對她的子女們親口講過，徐寫過很多詩送給林，最有名的是《偶然》。
然而，她對于詩人的熱情，有著不可信任的直覺，徐志摩的浪漫與飄逸是她所欣賞的，但也是她無法把握的，以至于自己無法煥發出同樣的激情去應和。最終，她沒有像同時代的丁玲、石評梅、廬隱那樣，從追求自由的愛開始，然后又為愛所困，她成為一個出身名門游學歐美視野開闊見識廣博的知識分子。正如張幼儀對林徽因的評價，當她知道徐志摩所愛何人時，曾說“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復雜、長相更漂亮、雙腳完全自由的女士”。
林徽因對于徐志摩的“你是我波心一點光”的愛最終遺棄，究竟是因為她的明智。選擇一個一生的愛人，要考慮的因素很多。林徽因遇到徐志摩的時候，她只有十六歲，可能會被徐的性格、熱忱和他對自己的狂戀所迷惑;他的出現是她生活里的一個奇遇，然而，卻不至于讓她背棄家里為她安排的主流的人生道路。
林徽因，這個徐志摩窮其一生追求的奇女子，終究沒有許給徐志摩一個未來。她的家庭背景、教養，以及她天生的理智，都促使她做出最明智的選擇，在浪漫灑脫的詩人與穩重儒雅的建筑學家之間，她一定要選擇腳踏實地的那個。
林徽因的朋友費慰梅女士曾說過：“徽音對徐志摩的回憶，總是離不開那些文學大家的名字，如雪萊、曼殊斐兒、吳爾芙。我猜想，徐在對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覺地扮演了一個導師的角色領她進入英國詩歌和英國戲劇的世界……同時也迷惑了他自己。我覺得徽音和志摩的關系，非情愛而是浪漫，更多的還是文學關系。在我的印象里，徽音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熱忱和他對自己的狂戀所迷惑，然而她只有十六歲，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世故。他不過是父親身邊的一個女學生而已。徐志摩的熱烈追求并沒有引起這個未經世事女孩子的對等反應。他的出現只是她生活里的一個奇遇，不至于讓她背棄家里為她已經選好的婚姻。”
多年以后，林徽因也曾對自己的兒女說：“徐志摩當初愛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象出來的林徽因，而事實上我并不是那樣的人。”同時，她的理性也能使她能夠游刃有余地把握著距離的分寸，讓自己永遠理想的存活在詩人的夢里。
的確，徐志摩滿腦子想的其實是他理想中的英國才女，那是他對理想愛情的一種投射--而林徽因畢竟不是曼殊斐兒或布朗寧夫人。那種鏡花水月的愛情，固然是一種可貴的浪漫情懷，但少了理智的自制及對他人的體恤，亦使他本人深受其害。
時光暗換，當徐志摩與林徽因再見時，林徽因已與父親的好朋友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訂了婚。金岳霖曾題“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對聯贈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倒也貼切天成。徐志摩是梁啟超的學生，在老師面前，除了克制自己外，還能做什么呢?
雖然如此，他們一起組織新月社活動，一起演戲，愉快地合作，常有書信來往。林徽因在北京西山養病期間，徐志摩經常去西山看望她，并幫助她發表了一些詩作。
1924年4月，六十四歲的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徐志摩和林徽因兩人共同擔任翻譯，并精心安排這位貴客的行程。在北京歡迎泰戈爾的集會上，徐志摩、林徽因陪同左右，側立兩旁，當天北京的各大報紙都開辟醒目版面，渲染這次集會的盛況，其中李歐梵在《浪漫一代》中說：“林小姐人艷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歲寒三友圖。”長者衣袂飄飄，一對青年男女宛若璧人，民國初年這如詩如畫的一幕，至今仍傳為美談，引人無限遐思。
才女林徽因：與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糾葛一生的愛情
費慰梅在《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中也寫到了這一幕，并且還說了一段鮮為人知的話：5月20日，是泰戈爾離開中國的日子，老人對于和林徽因離別卻感到遺憾，年輕可愛的她一直不離左右，使他在中國的逗留大為增色。對徐志摩和林徽因來說，這一次離別又有一種特別的辛酸味。徐志摩私下對泰戈爾說他仍然愛著林徽因。老詩人本人曾代為求情，但卻沒有使林徽因動心。泰戈爾只好愛莫能助地作了一首詩：
天空的蔚藍，愛上了大地的碧綠，他們之間的微風嘆了聲：“哎!”
徐志摩的愛情軼事，就在這一聲嘆息里劃下了句點。接著，徐志摩陪同泰戈爾去了日本，林徽因和梁思成到了賓夕法尼亞大學，三年的時間里，“歲寒三友”離去如風，當徐志摩與林徽因再次見面的時候，已是四年之后。這期間，林徽因名花有主，她與梁思成用心磨合，營造了一份經得起反復推敲和多方考驗的感情。而徐志摩懷著無限悵惘之心，最終也“使君有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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