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實在是很郁悶！他并非是一個碌碌無為，得過且過的君主。身處戰國爭雄的年代，一個呼喚英雄的時代，他的心不能不被感染，不能不被時代的風云所激蕩，堂堂七尺男兒，豈能無建樹？雖說不上“宵衣旰食”，但自認為對于國家也算得上“盡心焉耳矣”，你看“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但是讓梁惠王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竟然發生了，“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者，然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這就好比一個勤奮耕耘的農民到年終發現自己并不比那個偷懶的鄰居收成好多少，確實，這讓人挺郁悶的。
事情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我們先看看梁惠王所謂“盡心焉耳矣”的目的是什么，很明顯是為了“民多”。在古代，“土地和人民”意味著財富和權力。“王好戰”一語顯明了梁惠王稱霸天下的野心，民無非是實現自己稱霸野心的工具。因此，梁惠王的“移民”“移粟”和儒家所倡導的“仁者愛人”的差距實在不是可以道里計的。對于百姓來說即便不是死于災荒，也將被梁惠王驅使爭戰于野，或成為可憐的無定河邊骨，或有家不能歸。總之，梁國百姓橫豎難逃一死，毫無生之樂趣！百姓既然失去生的希望，又怎么會人丁興旺呢？所以孟子指出梁惠王和其他君主的差別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同時也宣告了梁惠王的霸道之路是條走不通的死胡同。
此路不通，路在何方？孟子順手端出他的一盤拿手好菜：“王道思想”。那么何為“王道思想”呢？孟子認為必須所先做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如能如此，那么百姓就不僅能吃飽，還可以吃好，進而安居樂業了，但這樣還僅僅是“王道之始”，可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作為君王，還必須秉承“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治國理念，因此就要求君王具有大的氣魄，無畏的勇氣，充足的智慧讓全國的百姓都擁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從而讓“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在此基礎之上，還需施行教化，從而達到讓人人擁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那么就會“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茍能如此，孟子認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及至此，孟子似乎給人類指出了一條金光大道。然而歷史卻跟孟子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梁惠王的追隨者代不乏人，而孟子的金光大道卻從未降臨人間，永遠只停留在地平線上向理想主義者招手。當公孫鞅西入秦“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秦孝公客氣地告訴他“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悒悒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轉過身，秦孝公卻對推薦者寵臣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碰壁之下，公孫鞅立馬改弦更張，以“強國之術說君”，結果“君大說之”。于是就有了史上有名的“商鞅變法”，秦國大治，并為秦國最終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如此看來，商鞅不僅把孟子所謂的“死胡同”改造成了陽關道，而且為后代君王所效仿，不是說“百代皆行秦王制”嗎？可見商鞅完美解決了梁惠王的困惑，不知孟子面對這樣的歷史進程會說些什么呢？能說些什么呢？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結束，商鞅似乎比較圓滿的解決了梁惠王的疑問，卻無法解決秦始皇“萬世一系”的心愿，不可一世的赫赫秦王朝，竟然二世而亡了。可見商鞅的藥方雖然有效，卻蘊藏著致命的毒素，一旦發作就無藥可治了。煌煌二十四史既見證了商鞅的天才，也見證了商鞅的悲哀。商鞅的成功力本身就埋藏著失敗的因子。今天，我們站在二十一世紀回望回望二千余年的歷史，我們怎能再唱著那古老的歌謠呢？歷史讓我們再一次思考梁惠王之問，再一次審視孟子和商鞅的異同。
史學大家司馬遷的眼光何等老辣，他一針見血的指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人性，人性是不可以消滅的。任何試圖消滅人性的努力，最終帶來的不是天堂，而是地獄，這已被中外的歷史反復證明了。孟子是順應了人性，滿足百姓的利益，最終也將滿足君王的利益。可他的問題是需要時間，特別需要君王暫時犧牲自己的利益，以謀取長遠的利益，可絕大多數人是現實的，美麗的藍圖終究抵不過現實的誘惑。“安能悒悒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秦孝公的話說出了大多數君王的心思。商鞅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找到了能夠同時滿足君王和百姓利益的策略，于是歷史的天平就此傾斜了，孟子淡出了政治舞臺，而商鞅粉墨登場了。商鞅的策略很簡單，就是國君不和民爭利，但君民一心向外爭利。在國內反而盡可能做到賞罰分明，公平公正。這樣的國家必將上下同心，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一旦和那些與民爭利的國家戰斗，結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們說六國的失敗首先是思想上的失敗，因為六國的智謀之士無法提出新的思想來與商鞅的思想抗衡，失敗的結局已經注定了。縱觀世界歷史，歷史的進步首先體現在思想的變革中，而后才體現在各種形而下的制度建設中。
雖說天下烏鴉一般黑，可在最黑暗的時代也有高貴的堅守，維系人性的尊嚴。我們也不否認有這樣偉大情懷的君王。最近的例子就是我們的鄰居尼泊爾國王強迫國民實行君主立憲，因為他說他可以做個好國王，但他不能保證尼泊爾世世代代擁有一個好君王。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君王，一位永垂史冊的偉大國王。然而這樣的國王到了中國古代會怎么樣呢？會想孟子所說的那樣王天下嗎？歷史給出了答案，卻大大出乎孟子的預料。相傳歷史上徐偃王以仁義治國，對諸侯和百姓均以仁義相待，有不少諸侯向他朝貢臣服。后來周穆王命造父聯合楚文王進攻徐國，徐偃王怕傷及無辜，主張仁義不肯戰，遂敗逃，數萬百姓感其義而跟隨。據說徐偃王臨終前感嘆歷史的無情和命運的捉弄，曰：“吾賴文德而不修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于此。”徐偃王是君子，君子都是有人格操守，堅守道德底線的。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決不能為了一己之私而致百姓于險境。所以歷史上，君子往往都不過小人，原因蓋為此吧。更何況，百姓大多是現實主義者，面對楚王的利誘，大多會放棄抵抗，這就是殘酷的現實，人性的悲哀。在沒有偉大思想誕生之前，孟子的理想永遠是空中樓閣，可望而不可即！
在中國改朝換代的歷史劇中，我們在梟雄們逐鹿中原的時候，無不可以看到商鞅的靈魂在飄蕩。在王朝覆滅之際我們也總能感受到那種如商鞅車裂而徇的慘烈。真是成也商鞅敗也商鞅！那么商鞅失敗的因子是什么呢？
當“秦王制”在向外爭利時可以達到“君民一心”，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然而當天下定于一尊，格局已變，“君民一心”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它的反面----“與民爭利”。因為“秦王制”本來就建立在滿足人利益的基礎上，故在制度設計上壓根沒有考慮過如何防范“與民爭利”。隨著共同向外爭利時代的結束，由于人性的貪婪，制度的缺失必然導致“與民爭利”現象無法遏制并有愈演愈烈之勢，進而演變為整個官僚體制與民爭利，最后走上官逼民反的不歸路，歷史因而不斷循環。我們不由概嘆自春秋戰國以降，二千余年，國人思想的貧乏，智慧的缺失，讓中國人一直走不出歷史的迷霧。
儒家文化自從孔子開始就以“帝王師”期許，等而下之就淪為“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了。眼睛只朝上，卻不接地氣，形成依附性人格。一旦不被統治者接納，才大者或以死相諫如屈原；或沉迷酒色，放浪形骸之外如李白。更多的只能哀嘆“百無一用是書生”了，如孔乙己，成了他人的笑料，完全被邊緣化。秦以后我們很難看到所謂“大丈夫”人格的君子之儒了，這不能不讓我們深思。
孔子周游六國欲做帝王師卻碰了一鼻子灰，首開私學，卻深刻影響并塑造中國人的生活。孔子眼睛向下，目光對準學生，接了地氣，儒家文化爆發了驚人的活力，而他自己也了一代圣人。孔子以他的高尚人格魅力，言行一致的生命見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壯情懷征服了無數中國人的心。今天我們需要一場屬于中國的“文藝復興”，讓儒家文化走向現代化，進而成為國人的精神支柱，那么我們需要從孔子那里再出發，我們需要比孔子走的更遠，我們需要把目光投向生活在底層的百姓。我們要把目光從遠眺和仰望中收回來，關注我們周圍的生活，關注我們的家鄉。以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情懷來做入世之事，真切踐行“仁者愛人”的儒家信仰，幫助我們身邊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讓儒家的思想和文化與最堅實的大地發生最直接的聯系。民國年間，一代大儒梁漱溟曾經力推“鄉村建設”，成績斐然，實為儒家文化現代化的一次有益嘗試，可惜戰亂讓它曇花一現。今天重新研究“鄉村建設”的意義很有必要。
真正的君子之儒一定具有宗教家般的情懷，眼睛向下，行走在大地上，在鄉村，社區，建設中不計功利，默默耕耘，使他們形成一個個生命共同體，并進一步作制度創新的探索。那么我們也許能夠回答梁惠王的疑問，告別商鞅的幽靈，實現孟子的宏偉藍圖。
徐獻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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