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云港外國語學校高三語文備課組 陸洋
全面認知孔子真人，最可信據者自莫如《論語》；尤其是夫子自道部分，都是剖心示天下之言。而其所言多為心之所之的天下之道，和身之所修的君子之德。縱觀孔子一生棲棲汲汲的心力所萃，實不出學以求道、仕以行道、教以傳道三事，身之窮通、事之成敗，非所甚看重者。故本篇次序不全依生平履歷為序，而取《為政四》夫子晚年總結一生學道精進的思索歷程為綱，選輯凡百十三章，分六部分說其義，闡明孔子為天下求仁愛安寧之道、修君子楷模之德所付出的畢生心血與成就。蓋孔子對中國歷史無比深刻的影響，固在道德而非事功也。
《為政第二章》子曰：“吾十有（又）五（古初數手指計物，故十以上須加“有（又）”幾）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身有道），四十而不惑（不為世事惑亂），五十而知天命（人生所行所制的自然定律），六十而耳順（一聽就知其所以），七十而從（一作“縱”）心所欲不逾（越）矩。”
【本章是孔子晚年回顧自己一生志道成仁全過程的簡介與自評，語淺義深，一步一階梯，最足后人認識真孔子。人老都喜回味當年風光的舊事，唯孔子自幼至老只志于道。想孔子一生，不論求道與求仕的經歷都可謂豐富。而今暮年，一不嗟老嘆卑，二不以身尊“國老”自榮，以弟子半天下自豪，升沉榮辱俱遺身外，甚至不知老之已至，一心系念不忘者唯有淑世之道與徙善之德，雖老不改其初。不管世人對孔子之道如何評說，他這簡樸自敘中飽含的精純篤實的哲人風度，樂道不倦的極端熱忱，就是思想家最可寶貴的偉大品德，足供認真的思想者永遠奉為楷模。
孔子自述求道進德的歷程，自年十五始。十五開始懂世事，周世貴族子弟“八歲入小學（學寫、算），十五入大學（明人道）”。孔丘無此福氣，三歲喪父，年十七又喪母，要學全得靠自心堅毅。“志于學”的“志”貫穿孔子一生，不可輕看，“志者，心之所之（向、往）也”。無論做什么，心里老是想著學與問，才是“志于學”。《論語》全書，處處是孔子好學慎思的心得之語，終成“集大成”式的思想巨人。“至圣先師”首先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最好學的楷模，影響所及，魯國也以好學著稱，兩千年來中華民族從天子至庶人，尊師崇學的風氣經久不息，曾經世無其倫。
“三十而立”是人生成熟的一大標界。常人成家立業，家為傳后、業以謀生，所立不出生活本領。少年孔子為獨立謀生也干過許多粗活“鄙事”，二十出頭當過季氏家（“家”是國下面封給卿大夫的行政領地）的小吏，管倉庫則秤平而賬清，管牲口則“牛羊茁壯長”，公平敬業。然所業非所志，志道之士別有遠大懷抱，“入太廟，每事問”，探詢禮器設置中的禮意，隨員出訪洛邑學周禮、讀文獻，向宮中樂師學古琴曲，在齊聽舞樂“三月不知肉味”，抓住一切機會學禮樂。孔子之世，周以禮樂治天下的模式行了四五百年后，雖呈 “禮崩樂壞”之勢，可在邦交與貴族人際關系上仍具正統權威，言行舉止合禮就有分量，失禮即為人恥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事事有禮，非學不成。從十五志學到三十，孔子自信已能在紛紜世事中立身處世，站穩腳跟，依禮行事了。“而立”，立于禮也，而“禮，履也”，指行事有準則。
“四十而不惑”則是聽言觀人都能得其真，不受蒙蔽，做到心中有底，可說是見識上的“立”。人世真偽難辨令人疑惑，是非淆亂教人迷惑，時尚滔滔誘人眩惑，左右失據陷入困惑，偏見私欲導致抉擇惑亂，不惑甚難！智光燭照則外物之惑可破，篤道厚德則內心之惑能祛。“不惑”，立身乃能“確乎不可拔”，志道堅定而不移。古人“志于學”，根本上是為自身素質的提高，故學與人同步并進，非為學位名利也。從身立于禮到心無所惑，是孔子求道有成的第二大步。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身心與道德已無不相應，學道而臻于成道的至境。以前的學、立、不惑基本上還是求人世之道，五十而后的“天命”“耳順”“從心所欲不逾矩”則由人道進而溝通天道。以大自然生滅運化之大道觀世待己，懂得此生所當行與所制約，則行所當行，止于當止，樂天知命。中華自古崇信自然的天地之道，實為理智健全而卓越。“天之愛人甚矣”，既生眾民，又無償提供人生必須的一切，能不愛乎？天有大功而不自夸，大恩而不望報酬，貧賤不欺，巨細并照，可不敬乎？倘離天辯道，人世有權都有理，有舌皆能辯，則是非無由裁定；至高之理，至公之德，皆在默默運化而昭昭明示的“天”中。故周秦諸子雖各道其道，而皆從天道推論世道。近世辯詰 “天道觀”唯心還是唯物？中華哲人不作無謂之辯。人是“天地之心”，天有道而不能自言，唯“人能弘道”；賦予概念、構造“學說”者莫非思想文字，何來無人之“唯物”？然人心如空無一物，則無所思無所想因無任何主義，哪有無物之“唯心”？“道”為萬物所顯示，也是人學習思考的心得，心物互動的文化觀念，超越且優越于西哲排它獨斷的“唯心”“唯物”遠矣（與古希臘智者們不問人世禍福的純思辨習氣兩樣，人之言道不遠離人生實情，中國幾千年哲學史上絕少鼓吹無物而唯心、無心而唯物之所謂道）。
孔子不輕談天命，大抵有二層含義。以“天命”之“命”為動詞“命也”“使也”之義。天使（命）我之所以為我的德性，即《中庸》開宗明義所說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孔子屢言“天生德于予”，則天必不虛生我，我德必不枉有，意識到天賦我德性就是命我修德盡性于斯世，奉行天命是人性的大自覺。人生的使命感、責任感、自信心因之而大增，鄙吝自私、懈怠自棄之心不敢有。“君子自強不息”正是從覺悟天命中得出（見《易》乾卦）。另一層義，“命”又是名詞“定數”，“天命”是天在冥冥之中對人心人力實現程度的最終限制，“道之將行也與（歟，下同），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命”即由天定，人力不可強者。因為天不獨生我，并不私我，有無數生靈各具才性各有所求而共處一世，其間愛惡錯忤，聚散無常，必然偶然無限復雜，命運實有理性不可究詰者。人處億兆間，奮斗一生的最終所得果有多少？是個人無法逆料又無從拒絕的事實。只有努力在己，而“成事在天”，如年之壽夭、命之窮通、道之行與不行，皆有身外無限復雜的因素時時在制約著。凡此難以名狀，通歸諸“天命”而已。（這種世事紛擾的最終局面，即所謂社會歷史，故恩格斯稱之為無數個體運動的“合力”作用。可知不存在單一先驗的歷史“規律”。）通知“天命”的二義，則君子既自強不息，又敬慎戒畏，知此生所當為與不可強為。所以《論語》全書最后一章是：“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子行事總是那么有理有節、不驕不餒，極富分寸感，言語間有種清明的圣智氣象，和他五十后由“下學而上達”，又從天命返觀人我的極深修養工力，大有關系。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都是“知天命”由理性知解精進為耳目心志的道德至境。聞人言而刺耳者，常因事出意外，或言忤己意。能心無成見，“無意無必”，洞明人情事理之必然自然，意外亦在料中，則逆心不覺刺耳，心明耳聰而無所不順。其實五十一歲后那四五年，是孔子一生唯一參與外交內政的斗爭，同各種人物認真打過交道的一段經歷。要說他熱衷政治，正宜有所回顧。不料只淡淡地說，學了個“耳順”，算是長進吧。人之于仕途政事，干時起勁，老來也懶得再提起了，很耐人尋思。史稱孔子“晚而喜《易》，韋編（編竹簡的牛皮繩）三絕（多次因常讀而磨斷）。”《易》正是從天道察人事之書，孔子默禱蒼天能“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五十五后的十四年歲月，帶領眾弟子奔波各國，苦苦尋求能行道之邦，結果到處不用，還曾被囚禁于匡、絕糧于陳，得出“君子固窮”的結論，欣然接受“喪家狗”的稱號。六十八高齡的人了，氣血已衰，只好返魯，不復求仕，發憤忘憂，潛心整理“六經”典籍，為民族的歷史文化保存了一批奠基性的寶典，不倦地諄諄教誨眾弟子，給三代仁德大道造就出一批薪火傳燈人。本章自敘至古稀之年，依舊一字不及其業績，只認真審視自身求道進德之境。從心所欲無不中矩，則已不待思而后明，不勉力而中道，此瑩然無瑕的道心，是明澈高貴的“天地之心”，人心價值的最大實現，道德修養的最終完成。“從心所欲”是自由，“不逾矩”則自覺受制約，常人只知自由與制約對立，而孔子既自強不息又自覺克制，才是最完善也最難到的境界！
人之不朽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子有其二不朽焉。古今中外諸圣中，夫子之道最貼近人性本真，故能得地球上人數最眾的民族最經久的悅服；夫子之德最高雅純粹，故歷代賢哲才俊共奉為中華人文的祖師，欽敬不已，豈無故邪？】
《公冶長五》顏淵、子路侍（伺奉）。子曰：“盍（何不）各言爾志？”子路曰：“愿車馬（所乘馬車）衣（穿）輕（錢大昕考古本無“輕”字，是）裘，與朋友共（同享），敝（壞了）之而無憾。”顏淵曰：“愿無（勿）伐（自夸）善，無施（加人）勞。”子路曰：“愿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后世總喜把夫子美化（或丑化）為道貌岸然的說教者。想不到言志這種理想教育的嚴肅場合，孔門師徒竟如友人促膝傾談，絕無聞而生厭的豪言壯語，令人懷想其時師道之淳，學風之正。子路來自“卞之野人”，粗豪剛直，車同乘裘共穿，用壞了也不計較，所愿恰符樸直無私之性。顏子深悟夫子之道，善能推己及人，志在學道自得。最平實而遠大者，還數夫子，所愿不出善良生民所熱望，老安友信而少懷，既是個體的人生價值，也是人道社會的安樂圖景。過此之求，“偉大理想”“壯麗樂土”代代君王與圣哲們都許諾“定要實現”，也曾瘋狂試驗過，臨了反思，何曾消除老者被遺棄、朋友無信義、少者缺乏健全成長的社會環境？孔子之志是人生正常需求的樸實概括，任何社會皆宜作基本準則。夫子不自設制度、發明主義、依靠誰打倒誰。表明他不是政治家，不謀統治人，更無特定“階級覺悟”，只是位熱愛人類孜孜求老少安樂、朋友忠信、社會人人各得其所，遂性生活的偉大哲人。
安之、信之、懷之的“之”，是指使安、使信、使懷的“我”，還是代老、友、少？舊說各異。明白的原文，又叫注釋專家纏繞胡涂了。強生分別，實為多事。志者心所向往，既是我的追求（我欲使老安、友信、少懷），自然也是我所愿見（出現老能安、友可信、少者得關懷的社會）。此思理為古哲常見，如我自覺人為萬物之貴，故以道德人格自珍自貴，且以此敬人愛人，而人亦敬之愛之，仁在人我之中矣。必欲追究君子是以自愛為宗旨還是愛人當主義？則求深反惑也。當世論者多不怪自己對母語與傳統思維漸失理解力，反而責怪中國漢文概念不精密，理論非科學。現代工商社會生產的機械腦袋讀不通古書，哪能遷怒于傳統文化？】
《公冶長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孔子說:“即使只有十戶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有像我這樣講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那樣好學罷了。”
《孟子》中說“夫子學不厭，教不倦’可謂仁且智，但是夫子還是那么謙虛。現代人急功近利，好象自己智商很高似的。腦袋雖然好使，可不下工夫，結果呢？還是落于庸俗。可悲可嘆！
此章是明白告訴大家，孔子是以他的好學為榮...而非後世人以為的道德，也是告訴大家讀論語....別只顧著仁義道德....更要專注於好學之上。
楊伯峻：孔子說：“就是十戶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我這樣又忠心又信實的人，只是趕不上我的喜歡學問罷了。”
錢穆：先生說：“十家的小邑，其中必有像我般資質忠信的人，但不能像我般好學啊。”
李澤厚：孔子說：“十戶人家的小地方，一定也有像我這樣忠實可靠的人，只是不像我這么喜歡學習罷了。”
【孔子一生以圣人之德自修、以仁道之心待世，而始終不敢以圣自居，以仁自詡，只有“好學”則可自信，其故可知。“學然后知不足”，愈好學深思，愈明白有限之身求無盡之道，所知實有限而所未知仍無涯。可以俯仰無愧于天地者，亦唯“好學”而已：我一生志學，未嘗虛度。只有疏學淺嘗的半吊子，才會略拾時文俗論之牙慧，便以為得宇宙天地之金鑰匙，動輒侈言“規律”，似一切“奧秘”在握。孔子之“學”與今人之背書絕異，他下學眾善而自改不善，上通天道而樂道忘憂，不但內涵廣大，而且得于心必見諸行，“學，效也”（后代每學張嘴，見諸文而已）。《論語》言學之富而精，古今無與倫比（詳后《論學篇》）。“不如丘之好學”，誰謂不然。古義學是“覺己”，教為“覺人”，學不學關乎有無成人的覺悟，所以是賢愚的大界別。至于隨便哪個小邑，都能找到心地忠厚、待人誠信“如丘者”，此語似不敢信，不可解。周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周禮地官小司徒》）。而今縱口逾千萬之大都，也未“必有忠信如丘者”，遑論十室之邑。古注多說是夫子以自謙勉弟子，因注家總覺孔圣是先天后天都非凡入圣，尊孔尊到連夫子自己的話也不相信了。由于謙虛是美德，就故意示謙以自美者世上誠有，卻非孔子。“偉大的謙虛”是特殊謀略制成的精致虛偽，素為孔子所鄙夷不屑。其實，古風淳厚，古道熱腸，古人質實，本是古今人所共知的事實；論天性之全，素質之善，身心充沛，古遠勝于今。勢利物欲與人生善性背道而馳，是人類歷史的規律。只因不合洋人的“社會進化論”而被有意淡忘，加之對“厚古薄今罪”筆誅刑罰而強令禁口，以至“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無法理解。古代民風何以能美？民性因何而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古圣先王能依華夏（中原腹地為主）水土所宜與居民習性，推行了一套最富中國特色的基層社會組織制度--“井田制”的生產方式與鄰里關系。（近代學者或疑未嘗行，證據不足，不取）現據各種信史資料，撮述于下，以資減少歷史隔膜，便于理解先民的生存方式與人際關系。
井田之制：田九百畝，開井形四道，分九區，鑿井于中。周圍八百畝八家各百，各種自收。中百畝八家各耕十畝，收獲歸公；余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為田廬。春種秋收期農夫出邑居田廬，婦子送飯；冬則歸家入居邑里。“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照明柴火），同巧拙（互教互學）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怨女曠夫），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漢書食貨志》）《詩》之“風”與部分“雅”，多從此中唱出傳開。這種同耕而自有、聚居而各食“和而不同”的生產生活形態，據傳始于黃帝之世，三代沿襲，在長期不斷完善中凝成了中華民眾獨富的淳和忠厚的道德風尚。《漢書食貨志》稱：八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道德觀念相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貧富相差不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里有序（初級學校），以明教，鄉有庠（中等學校），則行禮而視化焉。夏曾佑先生概括以井田為政教有十大功能：一則不泄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貨財（古初之市場在井邊，日中為市，打水時物物交易互通有無），六則存亡更守（防匪盜），七則出入相司（互相關顧），八則嫁娶相媒，九則有無相貸，十則疾病相救。（《中國古代史第十四節》）古先王之制度，首先考慮的不是增加財政收入，而是安定民生與篤厚民風。井田制不獨奠定了古代中國稅率大體以“什一而稅”為基準，庶民溫飽無虞。其意義至巨、功德尤偉、舉世獨創者，在井田制孕育出忠厚誠信等全民美德：居于其間者攸戚與共，無人不受惠于鄰里，不忠不信，為眾共棄，則無人能獨自生存，故互助關愛，積久成性。孔子對人性本善，仁政可行的信心，正是以斯民奉行三代直道為社會歷史依據。小邑有“忠信如丘者焉”，又何足怪。東周王權衰落，“井田”隨周禮而壞，戰國兼并，至秦一統，乃真“溥天之下”莫非王臣（奴）王土，“井田”蕩然，貧富懸絕，民風遂薄，忠信漸稀矣。唯窮鄉僻野，猶殘存忠信。】
《述而七》子曰：“飯疏食（吃粗食），飲水（喝生水），曲肱（gōng臂）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得之不正當）而富且貴，于（對）我如浮云（比喻與我不相干的身外之物）。”
【此章以氣韻生動、意趣雋永，歷來為人樂誦，至今讀來，仍有光景常新的不朽魅力。錢穆先生說得好：“本章風情高逸，可當一首散文詩讀。學者惟當心領神會，不煩多生理解。”（《論語新解》）散文詩形散而神聚，言近而旨遠。此章前半四句只有十字，語簡之極，辭樸之至，了無修飾，竟能即景如詩寫生如畫，千載如睹，一字增減不得；孔門弟子載錄師言之準確入神，以不文寫至文的神技，令人嘆為觀止！這緣故，即古人所謂“文猶質也”，“至情不文”“質有余則不受飾也。”夫子之真至于知天命、善至于愛天下的道德風采，何用世人再化妝美容？唯夫子人高，弟子知深，故有此等天地至文留在人間。此中妙味，只有靠自心領悟。
章之“浮云”，意喻：“不義而富且貴”，與我不相干。古今“富且貴”者極有限，而人皆營求，于是不擇手段地貧諂富，富鄙貧，賤媚貴，貴愈橫，不義不可止。孔子不屑譴責濁世說糞土富貴，只顯示自己是別一境地，不義不取，樂天知命。淡淡數語，啟示深遠。爭權于朝、奪利于市之徒，雖郊游野餐，飲食精美，難有此樂。今人侈談追求快樂是人生的權利，古人提醒樂有雅俗：“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禮記樂記》）真能領會此樂境界之高遠，實非易事。宋儒程子鄭重提出：“須知所樂者何事？”人必曰：道！然而道屬于理性，哀樂卻是心情，“樂道”尚未切心。說者引《莊子讓王》敘孔子厄于陳蔡后之議論：“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于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莊與孔都深知，道有貴于一身得失的無上價值，才能以道自尊而富貴為輕的態度自處于世，故莊在嘲儒之余仍能理解孔子樂道之志。不過天地無心，可以對寒暑風雨無覺，人卻不能對飲食苦樂無感覺。要絕對“道法自然”，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何從）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馬蹄》）動植物的自然，對人就不自然。莊文之妙恃其才智，孔子之美在仁德，以“寒暑風雨”之自然解釋孔子求道自得之“樂”，終隔一層。孔子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莫非心力所致，故處處有情，字字見心。莊子玄道為身外之虛象，非汪洋恣肆不能明其仿佛。與其說此章是樂“道”之本體，不若講是洋溢“德身”的那份歡悅自得：分明意識到自己俯仰無愧的泰然、道與德若契的充實、天與人渾然的自在、身心統一的從容和悅。此際即使嚼口粗糧呷口清水，枕臂而臥，目送飛鴻，耳聆天籟，一種超乎世情俗欲的大自在透身愉悅，美美地充實著生活，滋潤著清貧，吃啥都香，樂盈天地矣。夫子之樂是體悟到仁道在身心中的內在充實感，莊子至樂是恍若遺世棄身后的逍遙感，貌同神異。
常人之憂，大半在貧賤，“有錢始作人”《漢樂府》已有此嘆。雖說現在已有追求富且貴的自由，其實更有追而不及、求而不得的自由。“共同富貴”難，沒有貧賤何來富貴，故貧賤總是庶人的命運。這就提出了：一、富貴如何愛護貧賤（詳《論仁篇》）；二、貧賤（尤其是士）如何自處。茍不義，不求不貪不羨，視富貴如身外浮云，誰能奈何？志道樂德，別求人生價值，不見得就餓死凍斃（塵世為求富貴而互相傷亡者，遠比樂道餓死者多得多）；一旦求道有得，“樂亦在其中矣”。這似屬空談義理，而有了開頭數語的描述，便覺真切可信，感召無窮。孔門常言德，少見空談大道，道貴濟世，人貴德行，叫什么主義，尚在其次。】
《述而十九》葉（shè）公（楚大夫，其封邑在葉地）問孔子（問孔子是何等樣人）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汝）奚（何）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云爾（如此而已。按定州漢墓出土本無“將”“也”二字）。”
[按：《禮記表記》有段話可參讀。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極言其少）……《詩》之
好仁如此，鄉（向）道而行，中道而廢（竭心盡力而后止，與半途而廢之義正反），忘身之老也，不知
年數之不足也，勉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葉公問孔子是何如人，子路不吭，不知是以為葉公不足以知夫子而不屑回答（葉是大夫，爵未至公而稱公，是僭號），還是因覺其師道大德高，一時無從答起。孔子卻愿別人對他有個真了解，“忘食”“忘憂”“不知老”云爾，什么都不用多說，只有自求完善這份不倦追求的精神人格。認識孔子，調查生平履歷并非至要，挑剔其言行得失也未必有益學者提高；他對后世最寶貴的遺產，正是他自己最看重的品德與精神。
“發憤”之“憤”，《說文》釋為“懣也”，是志不能申、意尚未通之際憋悶填胸的情緒狀態。哲人學道未達、人事困惑時會“憤”，詩人情感抑郁時更易“憤”，與今憤恨、憤怒之“憤”含義有別（今之氣憤，古作“忿”）。中醫言“不通則痛，通則不痛”，身心一理也。“憤”悶必求“發”使通，故屈原“發憤以抒（瀉出而舒暢）情”（《楚辭惜誦》）憤發為詩，詩寫得好就輕松多了，詩人只要有才，發憤尚易。哲人艱難多了，不但要有博學多識勤問的知識底子，尤其要從紛紜萬象中思索出背后的所以然之故，找出本原性的道一以貫之，更得將道一點一滴地修養為自身思想言行之德。深思明辨過程中道不達、意不通、事疑惑之煩悶，時時可遇，其苦心焦思、欲罷不能，“發憤忘食”者，皆未通激而求通之堅毅執著也。一旦學思有悟、修身有得，昔日塞胸之懣渙然冰釋，自覺又近道一層之樂，為如何哉！只有一生始終“志于學”“篤于道”的圣哲，才能把學道有得之樂看得無比珍貴，足以忘懷人生百憂。“君子憂道不憂貧”，孔子所教人者，自己都先作出表率，故有無可爭辯的說服力。忘懷人生憂患，真是談何容易，故宗教家總是借助外力，或絕對信仰教主的神力可消災，或一心期待死后的天國能解脫。政治家也如法宣教，政府能解憂，未來定莫愁。教主君主的神奇政教，幾千年了，依舊少年希望中年失望老年絕望，代代輪回無休止。只有孔丘教人不乞求身外之神靈與富貴，也不許愿死后的未來天堂，有道無道，治亂興衰由君政，君子小人在各人，“君子求諸己”“為仁由己”。天地已然賦予人獨厚的靈性，人類是發揚善性以進大同，還是濫用才智自作孽同毀滅？全“由己”！孔子第一個從大道層次發現了人獨有的高貴天賦、全面論述了君子所承擔的仁義天職，并把自身修養為偉大楷模。微夫子，我們怎能想象區區之身，竟可以如此高貴而純粹哪！想孔子一生坎坷，憂患可謂多矣；“不知老之將至”尤難能可貴。人一上年紀，皆知“老”之可怕可虞（漢語“老”可作“死”之婉辭），而夫子不知其將至，蓋亦樂道不疲而忘之矣。求道無所謂老少，真正是仁為己任，鞠躬盡瘁，老猶不衰，其聚精會神有如此者，斯何人歟-
常人能發憤忘食于一時，而夫子是精勤一生。樂道忘憂已不易，忘食忘憂乃至忘老，此身與道同體，無可復加！這才是值得思想者永遠心香頂禮、忠誠于仁道的圣哲。】
《憲問二十八》子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未具此能）焉：仁者不憂，知（通“智”，《論語》之“智”通行本例皆作“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之道集三代之大成而創新境，新道須有新素質之人承擔，這就是他畢生自期和教養的“君子”。君子在世行道，可真是“行路難”，得具備許多能耐才不至敗其令名（詳后《士君子品格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子在此提出仁、智、勇三者為最基本的品質，并在“不憂”“不惑”“不懼”的限定性解釋中賦予新義，建立起三者的內在關聯。先看后二者，“智”“勇”在古代世界原本遠旺盛充沛于后世，試看華夏與古希臘的神話傳說及哲人豪杰之事跡可知；有智有勇尤其是智勇雙全者，素為世人欽慕。然而流俗很少想過：詐“智”可以為虎添翼，蠻“勇”兇殘可以惡過禽獸；苛政猛于虎的專制得以久行者，正以霸主擁有智囊之詐與虎旅之猛耳。智力體力只是能量，不是善德，崇力尚智而無道棄德，禍亂無窮。人獸之異，不在衣冠，主要在同類關愛之仁道。故曰：“仁者人也。” 孔子前已有人講仁是美德之一，可是從來沒人像孔子這樣鮮明突出地強調為人最根本的質性，治世最基本的準則，修身論學，無不仁以貫之。愛人非利己，故從大力弘揚仁道說，生民以來，孔子是第一人，舉世無二。仁只是人心之本，“本”得有枝葉才能茂盛。仁而不智，善惡不分，愚仁濫愛，反而害人誤事。智而不仁則毒陰詐智，蒙人坑人，則智不若愚之害輕。唯仁人之智能明道，目光如炬，燭奸邪而明善真，斯為可貴。“不惑”止于不受騙，排除了以智詐愚的可能。既仁且智即須行道，而世之不仁者以權威嚇人、財勢壓人、黑惡殘人、卑賤屈人、貧苦煎人……可畏可懼之事亦多矣，心不壞也不傻而被逼良從娼、棄明投暗之男男女女，何世無之！畏懼則一身且不敢自保，無勇則仁智無所施。孔圣云：“不懼！”富貴權勢轉眼成云煙，人道根于人類不滅的天性，吾何懼彼哉！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禮記表記》）極言無欲無畏之仁人，天下難得也。茍能堅信仁乃人間正道，育成天地正氣，人即還原為孟子稱頌的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勇氣源于道義，唯仁者有大勇。故一切恃強凌弱、殘民以逞、惡少橫行、泄忿亡命諸不仁暴行，皆不足言真勇。“不懼”是泰山壓頂不彎腰的抗壓膽識。“儒者柔也”是文明職業的特性，柔之大剛猶水之覆舟，與仁之大勇相通。弱勢群體的自尊自立，最需要的不是覺悟正是勇氣，無畏才能篤其仁騁其智；一“懼”，就人格干癟無生氣沒主意了。故君子之道三，而以“勇”終其德、全其道。這是足以承當大任的全面發展的新人格素養，夫子以此自期并與弟子共勉。
面對勇于冒險奪利、敢于暴行殘民的世界，高智商有仁心者普遍怯懦，缺乏勇氣。所以有必要重溫孟子言勇的體會。勇者心之氣，關鍵在篤志，氣隨志行，志堅氣聚，志大氣浩，故曰志氣。匹夫不可奪志，什么威脅利誘都不動心，壓力變成志壹而氣動的動力，平日直養勿泄氣，可以浩然于天地。他曾引曾子之言：吾嘗聞大勇于夫子（孔子）矣：“自反（反思）而不縮（理不直），雖褐寬博（即使是穿短衣的賤者），吾不惴焉（恐嚇他）。自反而縮（理直），雖（對方是）千萬人，吾往（進）矣！”（《公孫丑上》）儒者大勇，才是中華正氣！】
《魚我所欲也》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萬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歟？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鮮魚，是我想要的東西；熊掌，也是我想要的東西。（如果）兩樣東西不能一齊得到，（只好）放棄鮮魚而要熊掌。生命，也是我想要的；正義，也是我想要的。（如果）生命和正義不能夠同時得到，（只好）犧牲生命來保住正義。生命本是我喜歡的，（可我）喜歡的東西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所以（我）不肯干茍且偷生的事。死亡本是我厭惡的，（可我）厭惡的東西還有比死亡更厲害的，所以（遇到）災禍也不躲避呀。如果人們想要的東西沒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么，一切保住生命的手段，哪有不采用的呢？如果人們厭惡的沒有比死亡更厲害的，那么，一切可以避開禍患的事情，哪有不采用的呢？靠某種不義的手段就可以茍全生命，有的人卻不肯采用。靠某種不義的門道就可以避免禍患，有的人卻不肯去干。這樣看來，喜歡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厭惡的有比死亡更厲害的東西，不僅僅有道德的人有這種精神，每個人都有這種精神，不過有道德的人能夠最終不喪失掉罷了。
一碗米飯，一盅肉湯，得到這些就能活下去，得不到便餓死。（可是）惡聲惡氣地遞給人家，（就是）過路的（餓漢）都不會接受；踩踏過才給人家，討飯的叫化子也不屑看它一眼。
有人對優厚的俸祿卻不區別是否符合禮義就接受它。那優厚的俸祿對于我有什么好處呢？（只是）為了住宅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和我所認識的貧困的人感激我嗎？過去寧愿送命也不肯接受，今天（有人）為了住宅的華麗卻去做這種事；過去寧可送命也不肯接受，今天（有人）為了妻妾的侍奉卻去做這種事；過去寧可送命也不肯接受，今天（有人）為了所認識的貧困的人感激自己卻去做這種事：這種不符合禮義的做法不是可以停止了嗎？--這就叫做喪失了他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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