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省佛坪縣中學 王寶杰
摘要：《孔雀東南飛》中的悲劇，歸根結底是劉蘭芝和焦仲卿的性格造成的，封建禮教、封建門閥觀念及封建家長制充其量只是悲劇形成的外因，而劉、焦的性格因素則是悲劇形成的內因。而且必須是劉蘭芝、焦仲卿及焦母三者的性格發生矛盾碰撞，悲劇才會必然地發生。
關鍵詞：悲劇、成因、性格、內因、外因
現行高中語文（人教版）必修二的教師教學用書上，依然采用唐弢的分析文章，把《孔雀東南飛》（下簡稱《孔》詩）中悲劇的罪魁禍首歸結到封建禮教、封建門閥觀念及封建家長制上。但筆者認為，封建禮教、封建門閥觀念及封建家長制充其量只是造成劉蘭芝的被遣和再嫁，從而使劉蘭芝和焦仲卿這對有情人終難白頭偕老。但二人雙雙殉情的慘劇令人不可思議，太草率、太輕生了。難道被遣、再嫁的女子只有你劉蘭芝嗎？那為什么劉蘭芝非得去自殺，焦仲卿也隨之“自掛東南枝”？女子被遣、再嫁，這在當時是再稀松平常的事了，詩中縣令、太守家先后去蘭芝家提親便是明證，劉蘭芝的家兄為其操辦再嫁事宜，也并不見得就是將其往火坑里推。劉蘭芝心中不愿意這樣的親事，是因為她心中一直裝著焦仲卿放不下，焦仲卿更是以“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的話向母親求情，可見二人的感情篤深。劉蘭芝最終輕赴黃泉，我們就站在現代人的立場上大批特批封建禮教、封建門閥觀念及封建家長制，這不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態度。那么，我們究竟應怎樣認識《孔》詩的悲劇成因呢？《孔》詩中的悲劇，歸根結底是劉蘭芝和焦仲卿的性格造成的，或者說，封建禮教、封建門閥觀念及封建家長制僅僅是悲劇形成的外因，而劉、焦的性格因素則是悲劇形成的內因。
從《孔》詩前的小序中可以知道，這個故事發生在漢末建安年間，這個時代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封建禮教、封建家長制才剛確立不久（從西漢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封建門閥制度也才只是雛形階段（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才標志著這一制度的真正確立），也不會就普遍遭到當時人們的切齒痛恨吧？我并不是為這樣的制度翻案，因為任何社會制度在確立上升的時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是歷史發展到那個時代的必然產物，自然有其存在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至于這種制度或觀念是否能合乎每個人的心愿，那就不是這個制度或觀念本身的問題了。劉蘭芝遭遣和再嫁，都是當時社會的常態，并沒有超出那個時代的倫理。從詩中看，劉蘭芝并沒有遭遇什么非人的折磨和殘害，這和宋、明、清之時受“存天理、滅人欲”、“以理殺人”的程朱理學所殘害的女子們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而宋、明、清時期卻沒有這樣令人痛徹肺腑的悲劇故事，或者至少沒有反映這種悲劇的文學作品。所以她輕生自殺的根本原因是她自身的性格造成的，遭遣和再嫁只是點燃了她性格悲劇的火藥桶。換句話說，只有遭遣和再嫁的因素，而沒有她性格中的悲劇因素，那么她不會輕易自殺，二人雙雙殉情的慘劇就不會發生。
那么，《孔》詩中所反映的劉蘭芝的性格究竟是怎樣的呢？首先是剛烈、專情；其次是易絕望、易輕生。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結果。正是由于劉蘭芝性格中的剛烈和用情專一、對愛情忠貞不二的因素，才使得她在愛情無法挽回時容易產生絕望情緒而輕生，這四個因素缺一不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不是所有的女人遭遣和再嫁，就去選擇自殺，卻偏偏是劉蘭芝選擇了自殺，而引得“時人傷之”，什么原因呢？性格使然。從詩中來看，劉蘭芝骨子里就是一個剛烈的性格，所以她不甘忍受公婆的白眼而自請遣歸，“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這樣的自請遣歸又正中焦母下懷：好啊，我責怪了你幾句，你竟然在我兒子面前告我黑狀，這可是你自己說出來的，現在不休了你還更待何時？然而蘭芝對焦仲卿卻是情有獨鐘、用情專一，而且焦仲卿又當面對她發出了“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的愛情誓言。因此，她把破鏡重圓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焦仲卿身上，期望他能改變現狀。可是，“拘謹懦弱”的焦仲卿“一去不復返”，遲遲不見動靜（有蘭芝 “又非君所詳” 的話為證），這讓自己太失望了。劉蘭芝又經不住家兄催自己再嫁的諄諄語氣，那就先答應吧，也許只有這樣，讓自己再嫁的消息也震動一下這個“拘謹懦弱”、再不見謀面的“負心漢”急一把，好讓他趕快來見自己，想辦法呀。這里之所以說“催”而不說“逼”，是因為從“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的話語中實在看不出其兄有強“逼”她的味道。可能有人會問，小序中不是明確地說道“其家逼之”嗎？怎么能說是“催”呢？我認為，這個“逼”字，主要是“時間緊”的意思，沒有給蘭芝以充分的時間來考慮的意思，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催”。這也是由詩中描寫實際得出的結論。先是“還家十余日，縣令遣媒來”，才剛縣令家的“媒人去數日”，又尋“遣丞為媒人”“直說太守家”，沒有給蘭芝一點考慮和思想轉彎的時間。所以，“其家逼之”，并不是如人們所想象的“暴如雷”的父兄用家長的淫威強行逼嫁。闡明這點很關鍵，它關系到矛盾的主次方面。正如蘭芝所料，“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可是，讓她意想不到的是，當自己向心愛的人訴說了自己不得已的情勢時，不但得不到他的理解，反而遭到了他無情的挖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可以說，這時她才真正看清了仲卿一味屈服的懦弱無能的真面目，心愛的人不能挽回自己再嫁的局面，還不被理解竟說出這樣傷人心的話，那還有什么再留戀的呢？前述的那種失望情緒進而發展到絕望的地步：好，既然你說出了這樣絕情的話來，那咱們就“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發出這樣的毒誓后，劉蘭芝其實還有一絲留戀，還是希望焦仲卿能做最后的努力，這也是她為什么把自殺的時間定在新婚這天的“奄奄黃昏后，寂寂人定初”之時，因為直到這時，一切才已成定局，毫無挽回了。焦仲卿確實也做了最后的努力，在母親面前說出“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單”這種以死抗爭的話來，然而，焦母的確真是個死性子（這也是性格因素呀），愣沒給兒子松口，這焦仲卿再也無計可施，“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他連再去見劉蘭芝說明情況的最后一點勇氣都沒有了，其聽天由命的懦弱性格躍然紙上。退一萬步講，事情即使是這樣了，如果不是劉蘭芝性格里“易輕生”的因素作祟，她也絕不會選擇“舉身赴清池”的方式去自殺了，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是人呢？詩中，雙方都發出了要赴黃泉的誓言，且焦仲卿先發出這種毒誓，結果卻是劉蘭芝義無反顧地先走一步。所以，最合理的解釋是：劉蘭芝是那種性格剛烈的女子，在愛情方面又用情專一，在自己的愛情理想不能實現（更準確地說是“不能輕易實現”）之時，又很容易產生絕望、輕生的情緒，并把這種情緒毫不猶豫地付諸行動的奇女子。正因為其奇，所以“時人傷之”；正因為其奇，所以文末才有“戒之慎勿忘”的告誡。
當然，劉蘭芝自殺輕生的外因，不僅僅是封建禮教、封建門閥觀念及封建家長制。從上述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焦仲卿的性格、焦母的死性子，都是造成劉蘭芝快速走向死亡的催化劑。仲卿“拘謹懦弱”，也是焦母長期大發其家長淫威的結果，這從“阿母得聞之，槌床便大怒”的描述中可見一斑。不是所有封建家長在封建禮教及家長制的倫理道德中就一意孤行，大發淫威的，絕大多數家長還是愛女兒如“掌上明珠”，愛兒子也“望子成龍”的，像焦母這樣“死性子”的“媽”真是少見，她可能對焦仲卿從小就是動不動“槌床便大怒”地大發脾氣，致使仲卿對母親的意見不敢有更大的反抗，只要母親一發怒，自己就“懦弱”，就退縮，在婚姻問題上更是這樣，所以，詩中仲卿第一次哀求母親遭到“槌床便大怒”的訓斥后，便“默無聲”地“再拜還入戶”，反而去勸蘭芝“暫還家”（一個“暫”字，表明事情并不是絕無回旋的余地，這也是蘭芝回娘家后不肯答應別人提親的主要原因）；第二次以死相求后，焦母雖然沒像前次那樣大怒，卻“零淚應聲落”地絕不松口，這對焦仲卿來說，不是比發怒更把他往絕路上逼嗎？自己拗不過母親，只好“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做好了以死抗爭的思想準備。和焦母相比，蘭芝的母親就開通得多了，簡直就是鮮明的對比，她就沒有拿封建禮教和家長制當令箭。女兒不迎自歸，劉母只是“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地詢問，當女兒回答“兒實無罪過”后，劉母聽后“大悲摧”，沒有對女兒有任何的責怪。后來，縣令遣媒來為其第三個兒子說媒，劉母只是“汝可去應之”的輕輕一句，充滿著對女兒的愛憐。當女兒含淚答道：“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她依然沒有絲毫的責怪，順從女兒之意遣退了媒人。當又有媒人為太守家第五子來說媒時，劉母更是表現出一位母親對女兒的體貼之情，干脆就不去煩女兒，直接回絕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就連蘭芝所說的“性行暴如雷”的親父兄，在這件事上也并不見得就“暴如雷”地逼她，只是“悵然心中煩”（這也是上文中說“逼”實際上是“催”的一個論據），這也是人之常情，親妹妹被遣回家，先后就有兩家條件不錯的人家來說媒，第一家你不愿意也罷了，這能嫁給太守家的五公子對自己的妹子來說未必就不是一個好的歸宿啊。有人認為劉兄這是勢利、是愛慕虛榮的封建門閥觀念的表現，我不排除有這種因素，但還是顯得有點片面。如果是劉蘭芝從沒嫁過人，而她對這樣的親事又不愿意，劉兄再軟硬兼施地強逼她相嫁，將妹妹作為自己攀附豪門的工具時，這樣說還差不多。關鍵是自己的妹子已嫁過人且又被婆家遣歸，再說那焦仲卿到目前為止不還是沒影兒的事嗎？所以語氣中僅有的只是一個兄長的耐心開導：“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這是“暴如雷”式的逼迫嗎？這和焦母那種“槌床便大怒”式的表現，不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嗎？（“暴如雷”式的印象，可能是蘭芝對兄長在自己出嫁前的某次事件中的偶然印象，正是這種錯誤印象，使她很擔心兄長再發一次“暴如雷”式的脾氣。因為從《孔》詩中描寫的實際看，在讓蘭芝改嫁的這件事上，實在看不出其兄有“暴如雷”式的表現。）蘭芝這次之所以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除過上述說到的是為了震動一下焦仲卿外，也是一種賭氣的表現--不見你音信，那我就答應嫁給別人，看你急不急。這也是那些剛烈女子常有的心理。還有出于“哪有女子被遣歸后老待在娘家的”自知之明，這一點，就是當代社會也不例外呀，怎么就能把悲劇的罪魁禍首歸結到封建禮教、封建門閥觀念及封建家長制上呢？因為當時“并不是處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時期，而是處于中國地主階級還有著遠大前途，封建制度正處在上升時期的東漢末年”啊！
另外，《孔》詩中所表現的時代連婦女的貞潔觀念都沒有形成，可見當時的封建禮教觀念是非常寬松的。何以見得呢？從詩中縣令家和太守家分別為其子提親的描寫中可見一斑。第一次是縣令遣媒“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第二次是太守遣媒“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一個“年始十八九”，一個“嬌逸未有婚”，都沒嫌棄劉蘭芝是已婚女人，爭相遣媒提親，何況還是縣令、太守這樣的體面人家。還有結尾“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的情景令人玩味。顯然，兩家中特別是焦母，可能連腸子都悔青了，才有這種“合葬”的提議，而且還將墳墓用松柏、梧桐來點綴一番，毫不掩飾他們自己的錯誤，一來安慰自己的悔意，二來告慰死者的在天之靈。如果是封建禮教發展到極致的明清時代，一對“離了婚”的夫婦能合葬在一起嗎？我沒有經過考證，但在一些頑固的封建衛道士看來，恐怕也是違背封建禮法的吧：這樣做，不是讓封建禮法向他們妥協嗎？所以，這樣令人玩味的結尾，也表明當時較為寬松的封建禮教氛圍。因此，綜合上述論述來看，現代的一些評論家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封建禮教，至少是顛倒了矛盾的主次。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在這種還很寬松的封建禮教氛圍中，劉蘭芝不是因剛烈的性格自請遣歸而正中焦母下懷，不是那么容易絕望而輕生，而是能運用一點智慧，和焦仲卿團結一致，巧妙周旋，事情的發展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種結局！畢竟你們兩人都是深愛對方的呀！
綜上所述，《孔》詩中悲劇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劉蘭芝的性格因素。這種剛烈、專情、易絕望、易輕生的性格，是悲劇之所以能夠發生的內因，同時，焦母“母老虎”式的“死性子”、焦仲卿的“拘謹懦弱”和劉蘭芝上述性格的矛盾碰撞，共同促進了悲劇的快速發展。也就是說，這樣的三個均具有悲劇因素性格的人的偶然組合（即組成了一個家庭），才造成了詩中兩位主人公雙雙殉情的慘劇的必然發生。
參考文獻：《唐弢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
http://baike.baidu.com/view/26343.htm《孔雀東南飛》之【名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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