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周秦之際），學者輩出，各著書立說，欲以改制救世。學者不止一人，流派不止一家，著書不止一種，故稱之為“諸子”，又謂子“諸子百家”，又謂之“百家爭鳴”。官失其守，學術分裂，由天子而諸侯、而私學，乃百家之背景也。《莊子天下篇》言“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是乃歷史與學術之勢必所然也。后又以“諸子”名學術思想之一大部類，進而以之名古書部類之一種，至四部分類而定型。 子、夫子者，本以稱卿大夫。故章炳麟有所謂“子猶今言老爺”之說。自孔子始，漸變為弟子稱師之詞也。加氏以別之，曰某子。諸子之書，多非自著，乃弟子后學記述成書；即出自著，亦本為單篇，由后人編纂成書。古昔著書，意在筆先，又非有意為之，故著書之初本無名，弟子后人取首簡文字以命篇；積篇成帙，亦不另題書名，而以某子稱之。
呂思勉曰：“先秦諸子之學，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興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積，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時勢，乃如水焉，眾派爭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積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偉，而影響于人必深。”（《先秦學術概論》，頁4）
根據呂氏的總結，先秦百家的興起有二個原因：一謂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師分離，故“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時之弊。實際上，諸子百家的興起是經濟、社會、政治變化的直接結果，是對政治社會進行變革的內在要求的結果。一言以蔽之，是應付挑戰的結果。如《漢志》所謂：“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
百家爭鳴
諸子蜂起
七國爭雄，天下紛擾，各國皆千方百計謀求富國強兵之策。社會的變革使文化走向民間，游說之士面對劇烈動蕩的社會，莫不以匡君救世為己任，紛紛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或游說列國，干謁君主；或課徒講學，著書立說；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達對世俗的關注；或輔政秉國，以求治世。造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除孔學儒家外，還有墨、道、法、陰陽、名諸家。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大多具有獨立思考的學風，絕不茍同別人的見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所謂“百家”，只是對當時學派眾多的現象的一種概括。在眾多學派中，比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陰陽等數家。
先秦諸子百家之說，當時前后有數篇文獻已論述之。一曰《莊子天下篇》，一曰《荀子非十二子》；至于文中間論及此者，所在多有。總結性的論述最早出現于《史記太史公自序》，乃遷之父司馬談所撰。柳詒征謂：“莊子泛稱百家（益案：《天下篇》有‘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而未指稱某氏之學為某家；漢司馬談《論六家要旨》，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司馬談總分在他之前共幾個世紀的“百家”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大學派）。馮友蘭以為，司馬談是后來對“百家”試行分類的第一人，是。此后《漢志》承向歆之說，益以縱橫、雜、農、小說，為諸子十家，去小說家，又謂之九流，總稱“九流十家”，而各溯其所出（益案：向、歆父子溯其源流，是主要貢獻，見前文論“諸子出于王官”）。實際上，呂思勉認為，《漢志》之“數術”、“方技”、“兵書”三略，亦可稱為先秦諸子之一，故實可概算為十二家，即再益以兵、醫二家也。
《莊子天下篇》之六派：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钘、尹文；三彭蒙、田駢、慎到；四關尹、老聃；五莊周；六惠施、桓團、公孫龍。
《荀子非十二子》之六派：一它囂、魏牟；二陳仲、史鰍；三墨翟、宋钘；四慎到、田駢；五惠施、鄧析；六子思、孟軻。
老子：生卒年不能詳考。若有老聃其人，大約生于前580年。但此老子與《老子》一書，尚無明確理由聯系在一起。
關尹：與老子同時。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孫子（孫武）：與孔子大體同時。
墨子：名墨翟，生卒年不詳，大約是戰國初人，后于孔子。
子思子：孔子學生，與墨子同時。
楊子：名楊朱。諸家記載不一，極難確定。應在墨子同時或稍后，而在孟子之前。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認為楊朱所代表 的一些隱者是道家的第一階段，而老子無考，《老子》一書應在其后，故《老子》學說僅能稱之為道家的第二階段。
陳仲：墨翟之徒，齊人。
宋钘、尹文（簡稱宋、尹）：生卒年不詳，約與孟子同時或略早。尹文出于周之尹氏，或云（《漢志》顏注）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銒、彭蒙、田駢同學于公孫龍。 《漢志》著錄《宋子》十八篇、《尹文子》一篇，均佚。今存《尹文子》，魏黃初山陰仲長氏析為上下兩篇，故《隋志》作兩卷。乃后人依托之作。目前關于宋、尹的重要材料是《管子》中的《心術》、《白心》、《內業》篇，與《莊子天下篇》、《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的記載基本一致。 宋、尹之學，
孟子：約公元前372至289，上距孔子約百年。
孫子（孫臏）：與孟子同時。
禽滑厘：魯人，與孟子同時。
莊子：與孟子同時略后。
惠施：約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8年，宋人，曾做過魏國的宰相，是合縱的實際組織者。與莊子同時，先莊子死。經常與莊子進行辯論。莊子“子非我”之論，即與惠施言之。莊子謂“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雜，其言也不中。”惠施的十個命題，散見于先秦諸子書中（主要是《莊子天下篇》）： 1．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2． 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3．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4． 日方中方睨（音逆，斜視、斜），物方生方死。 5．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結異，此之謂大同異。 6． 南方無窮而有窮。 7． 今日適越而昔來。 8． 連環可解也。 9．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 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魏牟：魏公子，后于莊子，與公孫龍同時（錢穆《系年》）。
公孫龍：約生于公元前325年，卒于315年，較惠施略遲，約與鄒衍同時。字子秉，據說是趙國人，曾做過平原君的門客。《漢志》著錄其書十四篇，六篇保存至今，其中五篇基本可信。“公孫龍析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淮南子齊俗訓》）
稷下學者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 《史記孟子荀卿傳》：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后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后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后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于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 于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史記》稱稷下學者以鄒衍為首（齊有三鄒子，其先鄒忌，先孟子；其后鄒衍，后孟子；再后鄒奭），“談天衍、雕龍奭”。田駢、慎到、彭蒙常對舉，“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謂之天口駢”（王應麟《漢志考證》引《七略》），大約為道家之言。慎到，大約本黃老，歸刑名。 稷下學派，大部繼承道家學說和儒墨兩家思想，但又不同于各家，有自己的特點。
最好的時代
雖然百家爭鳴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戰亂頻仍、兵荒馬亂的時代，但是這個時代，卻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自由、最為開放和最不可思議的一個時代。特別是對于學術發展和思想傳播而言，確實是一個黃金的時代。在這個時期里，誕生了中國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思想和學術派別。以后的朝代里，幾乎不可能不受到這一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的影響。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縱橫家、陰陽家、兵家、農家等等等等學派的思想，無一不對后代產生著影響。這一時期思想之豐富，以至于我們無法能夠超越他們。試想，在他們之后，還有比他們更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學家和軍事理論家嗎？
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當時的百家爭鳴，中國后來的思想文化也不會五彩繽紛了。
孔孟立宗
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中，沒有哪一家的思想，能夠像儒家這樣在這幺長的時間里影響著這個國家的意識形態、社會思想、道德觀念和個人生活。儒教一度被稱為中國的國教，在國家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這一學派的開山鼻祖，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圣人孔子。
孔丘其人
公元前五○○，魯國國君姬來跟齊國國君姜杵臼在夾谷（山東新泰）會面，孔丘以禮儀專家身份，被任命為姬宋的賓相。會見之后舉行的娛樂節目中，齊國演出萊部落（山東平度）的土風舞，孔丘根據儒書，指責齊國不該使野蠻人表演，而應使用傳統的宮廷舞。齊國立刻演出傳統的宮廷舞，不過卻是宮廷中平時演出的輕松喜劇。孔丘再根據儒書，認為犯了“平民輕視國君”的大罪，立即指揮魯國的衛士把那些無辜的男女演員驅到臺階之下，砍斷手足。據孔丘的門徒事不改色的宣稱，孔丘這次凌厲行動，不但沒有引起國際沖突，反而使齊國國君發現自己做錯了事，大為恐懼，就把從前侵占魯國墳水以北一帶土地（汶水以北、龜山以北之田）還給魯國。
紀元前四九八年，孔丘建議三桓拆除他們的都城，以求魯國國君重振久已失去的權威，這就是著名的“墮三都運動”結果大敗而回，這是孔丘企圖恢復傳統秩序所受的最大挫折。
墮三都的第二年（前四九六），孔丘被賞識他的國君姬宋任命為代理宰相（攝相事），三桓已經大為光火，孔丘卻不到三個月，就把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立即處死。然后宣布少正卯有五大罪狀，這五大罪狀是：“居心陰險，處處迎合人的意思。行為邪惡，不肯接受勸告。說出的全是謊話，卻堅持說的全是實話。記憶力很強，學問也很淵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情。自己錯誤，卻把錯誤潤飾為一件好事。”這種煙霧蒙蒙的抽象罪名，說明凡是有權的人，都有福了，他們可以隨時把這頂奇異的帽子扣到任何一個人頭上，而仍能振振有詞。恰巧遇到君主主持對天老爺的大祭典，在分祭肉的時候，三桓故意不分給孔丘。這是周禮社會中最嚴重的一種處分、表示已被深惡痛絕。孔丘只好流亡二出奔衛國。
孔丘的政治生涯到此結束，但對他卻是幸運的，他可以把全副精力用在教授門徒上。他曾經訪問過齊國、陳國、蔡國，尋求一個能實行他古老的政治理想--周禮的國度，但他無法找到。最后，紀元前四八四年，他再回到魯國定居，在外共流亡了十三年。
孔丘回國時已六十三歲，繼續教授門徒，傳播他對紀元前十二世紀周王朝初創時代的懷念和崇拜。又對下列五部當時已經存在的古老書籍，用他的觀點，加以編纂刪訂《易經》《春秋》《詩經》書經》《禮經》。這五部書，它們被合稱為“五經”，大黃金時代結束后，儒家學派在政府中當權，這五部書支配中華人學術思想近兩千年之久。
孔丘的政治生涯是失敗的，但他的教育精神則絕對的可貴而且成功。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時間，是從事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創造 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學方法；總結、倡導了一整套正確的學習原則；形成了比較 完整的教學內容體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遠影響的教育思想；樹立了良好的師德典范。 孔子的教育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開始辦學，到去齊國求仕之前，約7、8年時間。這一階段他的的 門徒還不大多，但是辦學有成效，在社會上已經有了較大的名聲。在這一時期，孔子 的學生中有比他只小6歲的顏路（顏回之父），有比他只小9歲的子路。子路幾乎是終 生陪伴著孔子。 第二階段：自37歲（魯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從齊國返回魯國到55歲 （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周游列國之前。這一階段共計18年的時間。這18年 中，孔子雖然有4年多的時間在做官從政，但并沒有停上授徒。這一階段是孔子教育 事業大發展的階段。他的教育經驗越來越豐富，教育水平越來越高，名氣越來越大， 所收的弟子越來越多。除了魯國的學生之外，他的學生中還有來自齊、楚、衛、晉、 秦、陳、吳、宋等國的求學者。孔子的威望已經樹立起來。他的一些有名的弟子， 如顏回、子貢、冉求、仲弓等，大都是這一時期進入孔門的。這些弟子中的一部分 人后來跟隨他周游了列國，一部分從了政。 第三階段：自68歲（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周游列國結束回到魯國， 到他去世，共5年時間。這時，他雖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魯國，但魯哀公、季氏最終 并沒有任用他。他雖然有大夫的身份，有時也發表一些政見，但沒有人聽從他的意見。 他把精力集中到辦教育與整理古代文獻典籍上了。這一時期他的學生也很多，并培養 出了子夏、子游、子張、曾參等才華出眾的弟子。這幾個人后來大都從事了教育事業。 對儒家學派的形成與發展，對孔子思想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在周游列國的十四年中，也沒有停止過教育活動。他在衛國、陳國 先后住了數年的時間并沒有從政，弟子就在身邊，師生之間不可能不進行學術 研討。他帶著弟子到列國去周游，本身就開闊了這些學生的眼界，他們的意志 也受到了磨練。這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活動。 孔子一生從事教育事業，相傳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 表現突出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在語言方面表現突出的有宰我、子貢， 辦理政事能力較強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獻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 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對于當時政治，尤其是對于孔子思想的傳播， 對于儒家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縱觀孔子的一生，他對他的學生的影響，一部分是通過言傳，通過學習 古代文獻、傳授各種技藝，而更多的、更為深刻的則是身教。他的勤奮好學， 他對真理、對理想、對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謙虛、有禮，他對 國家的忠誠與對老百姓的關心，都深深地感染著他的學生與后人。嚴格要求自己， 以身作則，既是孔子的高尚師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條教育原則。孔子愛教育、 愛學生，誨人不倦，他能平等對待學生，做到教學相長，嚴格要求自己、以身 作則。孔子是具有高尚師德的一代宗師。 學生們對老師非常崇敬，當有人誹謗孔子時．學生們站出來為孔子辯護，捍衛 孔子的崇高人格。“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 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 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幾乎是終生陪伴著孔子，其情 感之深，勝于父子兄弟。 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邊，弟子們以對父親之禮儀對待孔子， 為其服喪3年。子貢在孔子的墳前蓋了一間小屋，為孔子守墳6年。中國歷史上創 辦私學的先行者，第一位職業教師，得到了弟子們的衷心尊敬。他是一位偉大的教師，被儒家學派尊崇為“萬世師表”，他那些精辟的處理人際關系的言論，留傳下來，成為中國最珍貴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亞圣
孟子是發揚孔子學說并使之光大于天下后世的“第一人”，在儒家被列為僅次于孔子的“亞圣”。
創立儒家的孔子死了以后，儒學分為8個學派：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但自偉大的文學家兼史學學司馬遷把孔子和孟子想提并論，后世便都以孔孟并稱。自宋代以后，封建統治者為了適應自己的需要，特別抬出《孟子》一書，把它與孔子的《論語》一同列為封建士大夫必讀的“經典”。這樣就使孟子的思想在長達數世紀的時間里，在中國被普遍接受。
孟子，名柯，戰國時鄒人（今山東鄒縣）。他主要活動于舊中國時的梁惠王、齊宣王時代，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孟子生平很是自負，曾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但歷游諸國所受的周折，使他終于走上了與孔子著書立說，教授門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將來的一條道路上。他停止政治活動以后，便和他的弟子們一起把他的學說--即政治主張、哲學理論、教育綱領等--整理成書，傳于后世。這就是流傳至今的《孟子》七篇。
孟子在秦漢以后的中國封建社會上留下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繼承并發展了“仁”的思想，把本來側重于倫理原則的“仁”推及于社會政治，提出了以“仁義”為主導思想的學說，希望統治者能夠“正心、誠意、修身、齊家”，從而“治國平天下”。全部學說的內容包括“性善”，“道堯舜”，“民貴君輕”，頌揚“湯武”，反對“桀紂”，強調“仁政”，反對戰爭，排斥“揚朱”，批評“陳仲、許行、公孫衍、張儀……”等等，這些都是為了教育統治階級內部各階層人們，或向高級統治者建議，如何做到“得其民斯得天下”；從而表現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
孟子的“民貴君輕”主張，也是作為全部學說的中心思想來體現的。他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的政治原理，并且說：“得乎丘民”，（民眾）才得為“天子”；他認為殘害人民的“君”不應該被看待為“君”。這些道理，主要在于教育當時統治者要懂得“民貴君輕”的好處，通過實施“仁政”，使民心歸向，不要使自己像紂一樣成為“獨夫”。孟子教育“士”要關心人民疾苦，因此“士”就需要“仕”；但“仕”是為了“行道”，而不是為了自己能向上爬。
孟子是發揚孔子學說并使之光大于天下后世的“第一人”。因此在儒家也被列為僅次于孔子的“亞圣”。
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
孔孟立宗之后，儒家的核心思想就逐漸成形了。在以后的時代里，儒家的這些核心思想逐漸地成為中國古代國家的意識形態，對后世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仁：愛人。孔子思想體系的理論核心。它是孔子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標準，也反映他的哲學觀點，對后世影響亦甚深遠。仁體現在教育思想和實踐上是“有教無類”，春秋時代學在官府，孔子首開私學，弟子不問出身貴賤敏鈍，均可來受教。仁體現在政治上是強調“德冶”，德冶的基本精神實質是泛愛眾和博施濟眾，孔子把仁引入禮中，變傳統“禮治”為“德治”，他并沒有否定“禮治”，他的“德治”無疑是對“禮治”的繼承和改造。愛人既為仁的實質和基本內容，而此種愛人又是推己及人，由親親而擴大到泛眾。
義：原指“宜”，即行為適合于“禮”。孔子以“義”作為評判人們的思想、行為的道德原則。
禮：孔子及儒家的政治與倫理范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禮”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規范和生活準則，對中華民族精神素質的培養起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社會的變革和發展，特別是封建社會后期，它越來越成為束縛人們思想、行為的繩索，影響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智：同“知”，孔子的認識論和倫理學的基本范疇。指知道、了解、見解、知識、聰明、智能等。內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質、知的來源、知的內容、知的效果等幾方面。關于知的性質，孔子認為，知是一個道德范疇，是一種人的行為規范知識。
信：指待人處事的誠實不欺，言行一致的態度。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將“信”作為“仁”的重要體現，是賢者必備的品德，凡在言論和行為上做到真實無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當權者講信用，百姓也會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寬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認為忠乃表現于與人交往中的忠誠老實。
孝：孔子認為孝悌是仁的基礎，孝不僅限于對父母的贍養，而應著重對父母和長輩的尊重，認為如缺乏孝敬之心，贍養父母也就視同于飼養犬，乃大逆不孝。孔子還認為父母可能有過失，兒女應該婉言規勸，力求其改正，并非對父母絕對服從。這些思想正是中國古代道德文明的體現。然而孔子論孝，還講“父母在，不遠游”，“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表現了其時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為繁瑣儀式，《禮記》中規定父母死后“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哭泣無數”以至“身病體羸”變成精神和肉體的自我摧殘。宋明時代把孝道作為道德論中最重要的范疇之一，理學家朱熹提倡父權絕對化。孝觀念，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中，剔除宣揚封建主義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對父母的“尊”、“敬”、“養老”，將孝親與忠于民族大義相結合，主張死后薄葬節用等。
悌：指對兄長的敬愛之情。孔子非常重視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據他的思想，把悌與孝并稱，視之“為仁之本”
老莊合體
中國唯一的土生土長的宗教，是道教；黃老無為的思想曾經在西漢初期在國家生活中處于重要的位置，對休養生息、恢復國力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其它的歷史時代，道家的影響也是經常可以看到的。
老子和莊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生于春秋末年，他堪稱中國古代思想先哲第一人。關于老子的記載有很多，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儒家的鼻祖孔子曾經向老子問禮。
年輕的時候，老聃就入周求學，拜見博士，入太學，天文、地理、人倫，無所不學，《詩》《書》《易》《歷》《禮》《樂》無所不覽，文物、典章、史書無所不習，三年而大有長進。博士又薦其入守藏室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書，汗牛充棟，無所不有。老聃處其中，如蛟龍游入大海，海闊憑龍躍；如雄鷹展翅藍天，天高任鳥飛。老聃如饑似渴，博覽泛觀，漸臻佳境，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旨，三年后又遷任守藏室史，名聞遐邇，聲播海內。
老聃居周日久，學問日深，聲名日響。春秋時稱學識淵博者為“子”，以示尊敬，因此，人們皆稱老聃為“老子”。 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對弟子南宮敬叔說：“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禮樂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宮敬叔欣然同意，隨即報請魯君。魯君準行。遣一車二馬一童一御，由南宮敬叔陪孔子前往。老子見孔丘千里迢迢而來，非常高興，教授之后，又引孔丘訪大夫萇弘。萇弘善樂，授孔丘樂律、樂理；引孔丘觀祭神之典，考宣教之地，察廟會禮儀，使孔丘感嘆不已，獲益不淺。
回到魯國，眾弟子問道：“先生拜訪老子，可得見乎？”孔子道：“見之！”弟子問。“老子何樣？”孔子道：“鳥，我知它能飛；魚，吾知它能游；獸，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網縛之，游者可用鉤釣之，飛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龍，吾不知其何以？龍乘風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見老子也，其猶龍乎？學識淵深而莫測，志趣高邈而難知；如蛇之隨時屈伸，如龍之應時變化。老聃，真吾師也！＇”
莊子，名周，是戰國中期宋國蒙地（今河南商丘市東北）人，大約生于公元前369年。莊子一生隱默無聞，卻著述甚豐，作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國哲學史、文學史以及各藝術領域都有極大的影響。老、莊與孔、孟共同構成了國民精神的源頭。但是，莊子作為一個沉思默想、不求功名的隱士型思想家，他基本上沒參加過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所以，我們無法非常自信地為他寫出一部線條清晰、先后承接的傳記。
但是莊子笑傲王侯，抨擊現實的個性，確鮮明地留在歷史的記憶之中。寧靜的學術生涯給莊子帶來了無限的樂趣，他為自己能如此深刻地理解人生、社會和自然而無限欣喜，而對權力、金錢抱著孤芳自傲甚至不同一顧的態度。 惠施魏國做宰相時，有一次，莊子來到了魏國，有人以為他是來與惠施競爭宰相職位的；惠施深知莊子之志，完全不以為然；但他又怕莊子直接去見魏惠王，放蕩不羈地爭辯起來，招來殺身之禍；于是就讓人到處尋找莊子。莊子也聽到謠言說惠施為了不讓莊子與自己爭奪相位正在搜捕他。二人見面后，莊子繞著圈說：“南方有一只鳳鳥，非校楝食不吃，非醴泉不飲。這只鳥飛向北方時，看到地上有一只老鷹正在抓一只死老鼠吃。老鷹看到鳳鳥飛來，嚇得‘唉喲’一聲，趕快把死老鼠藏在身子下面，生怕被搶走了。你是不是也想拿你那個相位來嚇唬我呀！”
老子和其后繼者莊子的思想，成為以后道家學派的主題思想。
黃老思想與休養生息
漢初大臣中，有不少是推崇道家的，也比較系統地接觸過道家學說。如曹參曾學黃老于蓋公，陳平少好黃老，田叔學黃老于樂巨公，直到漢武帝初期，仍有汲黯、直不疑、司馬談等人學習黃老學說。漢初皇帝、宗室、外戚中，漢文帝本修黃老，文帝皇后竇氏尤其喜談黃老之學，連帶漢景帝及太子、諸竇都不得不讀黃老。侯王大臣的賓客之中，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編纂成《淮南子》（《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其中以黃老道家內容居多。
曹參相齊時，召集當地儒生百余人，詢問安集百姓的辦法，儒生各持己意，曹參不知所從。后請來膠西人蓋公，為曹參講論道家“清靜無為而民自定”的政治理論。曹參依照實行，相齊九年，百姓安集，齊國大治。蕭何死后，曹參又繼任為漢朝的相國，對蕭何在位時所制定的規章慣例都不變動，專門挑選郡國官吏中詘于文辭的厚重長者擔任丞相史，將言理深刻的屬吏予以罷免，效果很好，百姓作歌稱贊他是“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史記曹相國世家》）。
漢景帝時，齊儒者轅固生為博士，在景帝面前與道家一派的黃生辯論湯武受命是非問題，發生激烈爭執。竇太后召轅固生問《老子》書，轅固生回答說：“此是家人言耳！”竇太后怒，命轅固入圈擊彘（《史記儒林列傳》）。
到漢武帝初年，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帉為太尉，推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一起推崇儒術，貶抑道家，引起竇太后的不滿。建元二年（前139年），趙綰建議漢武帝以后不再向居住在東宮的皇太后奏事，竇太后大怒，責備漢武帝，迫使漢武帝不得不暫時取消尊崇儒術的計劃，竇嬰、田帉同時被罷免，趙綰、王臧下吏自殺（《史記儒林列傳》、《漢書武帝紀》）。
這二件事說明了漢初儒家與道家的競爭，也說明了道家勢力在當時的較大影響。
漢初五六十年間，社會政治比較安定，統治集團內部雖有“諸呂之亂”、“七王之亂”的事件發生，但對社會經濟的破壞不大；政治作風比較健康，統治者從皇帝宗室到群臣百官大多出身社會下層，生活散漫放任，缺乏人文意識；社會下層地主、商人對農民的兼并還不嚴重；中原內地漢族與邊疆各少數民族的關系也邊疆平和，從而為道家政治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條件。
先秦時期的道家有老子、楊朱、莊子、稷下黃老等流派。老子雖主張守一、無為、清靜〔注：《莊子天下》：“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卻具有鮮明的政治實踐傾向，漢初所實行的道家政治思想主要是由老子淵源而來的黃老思想，其中已兼容有名家、墨家、法家、儒家等各種觀念，其總的思想是要通過清靜少事的途徑達到天下大治，通過無為而達到有為。漢初以黃老政治思想為主導，在當時的特定環境下，產生出了顯著的積極效果，使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從最初的“自天子不能具均駟，將相或乘牛車”，逐漸恢復發展到了“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漢書食貨志》）。
道家思想也有其消極的一面。西漢中期以后，社會經濟日益發展，各種社會矛盾、民族矛盾逐漸激化，政治生活日趨復雜，道家政治思想便不再能與社會狀況相適應，終于被儒家思想所取代。長于撫治戰亂后的創傷而不長于創造性的進取，致使漢初的數十年間各項制度多有缺漏，這是黃老政治思想的不足。
老莊思想與道教形成
道教是淵源于原始巫教，綜合鬼神崇拜、神仙學說、各種方術養煉，囊括陰陽五行、易學理論、讖緯神學，以道家學說為理論支柱，以各種功術為實踐，以“道”為最高信仰，以太上老君為教主，由漢末張道陵創立的帶有中國民眾文化特色的宗教。
道家是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研究有關“道”的哲學的學術流派。
道教與道家二者皆以老子的道為根基，道家學說是道教的哲學支柱，而道教是道家的宗教形式。《老子》一書的出現標志著道家學派的形成，而莊子之道雖不同于老子，但其根本仍然可以歸于老子之言，繼承了老子思想的本質特征，老莊思想成為道家學派的主脈。
在《漢書藝文志》中將諸子分為一百八十九家，但“其可觀者九家而已”，“觀此九家之言，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道家作為九家之一，《漢書藝文志》中對其概括為：“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從政治方面來看，老子承認天、鬼、神的存在，但認為天、鬼、神也和人一樣必須依道而行。道，存在于事物之先，是人們行事的依據。老子與孔子一樣希望人道本于天道，但他主張天道自然，“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他認為禮教觀念是自然之道墮落的結果，應該將道作為人類終極信仰的無限本體，由無而至道。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都象老子這樣以自己的方式發表著對當時社會政治倫理的見解，問題是：誰的見解會為后來大一統帝國的君主所看重。
西漢初，有鑒于當時天下具體形勢，陸賈提出無為的原則，依當時的政治情況，使百姓有一個寬松的生存環境。而最大力主張無為而治的就是老子，所以，直至文景之時，漢朝廷都用黃老治國，這是當時歷史的選擇。漢朝廷把道家學說作為政治的指導思想，使得這一時期成為老莊之學最為輝煌的時代。然而，老莊之學畢竟不是純粹的政治學說，不是為治國而創造的，所以就算在此時，也不得不“采儒墨之道”，“撮名法之要”。而此時雖有文景之治，但漢承秦制，在當時就為人所批評。其后的七國之亂，更始越來越多的人轉向講求中央集權的儒家，最終導致獨尊儒術，孔子代替老子成為天道的代言人，儒術代替老莊成為治國的指導思想。儒術通過建立上下的秩序保證社會的和諧與安定，從而鞏固君主的地位。在此之后，無論什幺朝代、哪個皇帝都不能不以儒術治國。道家學說從此被擠下了政治舞臺的中心。
道家在此之后也成了政治上的反對派，她的代表人物也從廟堂散落到民間。然而道家的信奉者們并沒有放棄重返政治舞臺的想法，他們把政治主張寫下來并獻給皇帝，這就是《太平經》，道家所熱烈追求的是幻想中的太平世界，實現太平的手段就是以老學治國。但因為他們鼓吹的是老莊之道，推崇的是老子，所以無法得到那些掌握著國家權力的儒生們的支持。作為政治上的反對派，無法通過現有的政權實現政治理想，于是他們就自己動手了，這就是太平道及五斗米道的多次起義。但是，太平道的軍事行動失敗了，五斗米道的割據也沒能維持下去。重返政治舞臺的努力失敗后，所剩下的只有以老子為教主的道教了。
從老莊思想的生命觀來看，老子主張“貴生”，重視人的生前；莊子提倡“全生”，將生死看作自然現象；以后的道教以此重視“養生”，以“延長生命，順天發展”為道教主長生求不死的信念。老子的生死觀為“貴生”，指出生死轉化使生命處于柔和境地，保存活力，為后來的道教的生死觀奠定了基礎。而“全生”語出《莊子養生主》。將道解釋為精氣，“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將老子的貴生說引向形神相交之路。在漢代與方術相結合，由養生進而追求長生，從而形成了道教的生死觀。而《莊子在宥》：“汝神將守行，形乃長生。”以及“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無始終者為友”，“與天地精神往來”，“澹然獨與神明居”等等闡述思想境界的觀點，被道教用來解釋為成仙后的狀態。道教的神仙學說雖然是籍老莊之說誘人入道，但也有它的積極作用。死亡和災病是人類不可抗拒的自然力，而封建社會的國家機器對人們來說是更直接的社會壓迫力。道教的神仙以克服死亡和災病、逍遙自在為特征，不僅是對超自然力量的神化，也是對超社會力量的神化。。
老子之后的道家在戰國和漢初有兩次大的綜合發展，一是戰國時莊子學派的形成，莊子及其后學者在自己學派的立場上，評論百家，綜合道家各支派。《莊子》一書本身就是道家各派的總思想集。而《管子》一書中《白心》、《內業》、《心術》等篇都是站在道家的立場上吸收各派思想。二是秦漢時黃老學的發展，其代表作即為《黃帝四經》和《淮南子》，《淮南子》一書綜合陰陽五行的術數成果和神仙養生之道，是道家學說與神仙方術融合的成果。但組織編纂此書的劉安被漢武帝賜死，使得道家學說中的“君人南面之術”一蹶不振，而轉向與方仙道結合成為黃老道信仰，成為早期道教的先驅。道教以道家學說為主，雜取儒、墨、醫、佛諸家思想資料，使得道教象一個大葫蘆似的把正統的儒教文化不收的許多文化要素都收拾進去，在道教的總的教義下結合在一起，成為中國古代傳統文化重要的保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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