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詩歌、散文領域中，以“公安派”的聲勢最為浩大，其代表人物是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他們是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故稱公安派。其中袁宏道聲譽最隆，是這一派的領袖。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萬歷二十年（1592）進士。他不喜做官，動輒請假、辭職，總共在吳縣令、吏部郎中等任上做了五、六年，大多數時間在游山玩水、詩酒之會中度過。但他做官時也做得很認真，有很好的聲譽，只是覺得官場的生活壓抑得人太苦，所以寧可賦閑。有《袁中郎全集》。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萬歷十四年會試第一，授翰林庶吉士、官至右庶子。袁氏三兄弟中，他年居長而才氣較弱，性格也比較平和。不過，公安派反對擬古的文學觀，最初是由他提出的。有《白蘇齋集》。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號鳧隱居士，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曾任國子監博士、南京禮部郎中等職。他中進士時已四十六歲，久有懷才不遇之慨。年輕時以豪俠自命，任情放浪，喜游歷。所作詩文（尤其散文）富于才氣和個性。有《珂雪齋集》。另外，陶望齡、江盈科等，都是與三袁關系密切的文人。
在整個晚明文學的思想理論方面影響最大的實際是李贄。關于他的情況已在本編《概說》中作大略的介紹，不再重復。袁氏三兄弟均與李贄有密切交往，李贄也曾對袁宏道極表贊賞。公安派的文學觀主要是從李贄的思想學說中發展出來的，所以它的基點不在于詩文的語言技巧，而在于個性解放的精神。袁宏道在無意中讀到徐渭的詩集時驚喜莫名，對這位幾乎湮沒無聞的前輩表示出極大的尊敬，也正是因為徐渭的身上表現了狂傲而不可羈勒的個性。
作為公安派理論核心的口號是“獨抒性靈”。袁宏道《敘小修詩》稱其弟之作：
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
又江盈科在《敝篋集序》中引述袁中郎的話說：
詩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要以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耳。夫性靈竅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真詩。
“性靈”原不是新鮮的辭語，南北朝時就頗為習用。如庾信稱“含吐性靈，抑揚詞氣”（《趙國公集序》），顏之推稱“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顏氏家訓》），其意義大致與“性情”相近。明代中后期，六朝文風重新受到重視，“性靈”一詞在王世懋、屠隆等人的詩文評中又使用得多起來。
袁中郎進一步在這里面加入了鮮明的時代內容和具體的藝術要求，使之成為影響一代人的文學口號。首先，袁中郎的“性靈說”是出于李贄的“童心說”，它和“理”，和“聞見知識”--即社會既存的行為準則、思維習慣處于對立的地位。
在中郎看來，“性靈”外現為“趣”或“韻”，而“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所以童子是最有生趣的，品格卑下的“愚不肖”，只知求酒肉聲伎之滿足，“率心而行，無所忌憚”，也是一種“趣”；恰恰是講學問做大官的人，“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敘陳正甫會心集》）。同樣，稚子“叫跳反擲”、醉人“嬉笑怒罵”，因為“理無所托”，所以“自然之韻出”（《壽存齋張公七十序》）。總之，保持人性的純真和活潑是首要的，真實的卑下也比在封建教條壓抑下形成的虛偽的高尚要好。其次，袁中郎在強調“性靈”時，明確地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的流露與表現。他在《敘小修詩》中說，較之文人詩篇，“閭閻婦人孺子所唱”的歌謠更有流傳的價值，因這些歌謠“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在向來的正統文學觀中，詩文的首要義務是載道明志，有益于教化，雖不反對抒情，卻要求保持所發之情的純正無邪，不越出“禮義”的范圍。而中郎以自由地抒發“喜怒哀樂嗜好情欲”為“可喜”的“真聲”，正是要打破對于文學所加的種種道德束縛，伸張新鮮真實的生活情感與欲望在文學中的權利。再有，袁中郎所說的“性靈”，還意味著獨特的個性表現。他在《徐文長傳》中說，文長的詩“雖具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事人者所敢望也”。換言之，詩不妨有疵病，卻不能沒有強有力的人格精神。在前引《敘小修詩》中，他更明確地說，小修詩“佳者”未必令他喜歡，因為不免有蹈襲前人的痕跡，而“疵處”卻因“多本色獨造語”而令他“極喜”。如此，在評價標準上，他把詩的個性放在了詩的完美之上。要求詩不托于“理”、不托于“聞見知識”，而發之于真實的情性，要求詩自由地抒發人的生活欲望（這里面包含著未必與封建道德合拍的內容），要求詩表現出個人的獨特創造，這三者構成袁中郎“性靈說”的主要內涵，而與前人所說的“性靈”形成區別。
標舉“性靈”，也是同流行的擬古詩風的強烈對抗。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過去的文學史常簡單地將公安派視為前后七子的對立面，這在相當程度上是不符合事實的。實際上，袁中郎對李夢陽、何景明有相當高的評價，如《答李子髯》詩云：“草昧推何李（謂詩界草昧之際，首推何李開辟之功），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在追求“真詩”、宣稱“真詩在民間”的觀點上，他更是與李夢陽一脈相承。對于后七子尤其李攀龍，袁中郎批評較嚴，但對王世貞卻也不無好評。另一方面，袁中郎并不把“復古”和“擬古”等同看待，這一點值得注意。因為前后七子倡導“復古”，具有隔斷宋代理學對于文學的影響、恢復文學的抒情特征的意義，對此他也是贊同的。《雪濤閣集序》提出“夫復古是已”，但不應“以剿襲為復古”，對二者作出了明白的區分。總之，公安派的理論，在強調真情，反對宋人“以文為詩，流而為理學”（同上）等基本方面承續了李夢陽以來的文學觀點，但他們并不主張著力摹仿古人的“格調”、“法度”，在這一點上與前后七子都不同。他們認為每個時代的文學都自己的特性，互不相襲；每個時代的語言也在不斷變化，“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
（袁宗道《論文》上）所以作家應該用自己的語言來表現自己真實的思想感情，而不必談什么“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他們所批判的對象，主要是在后七子宗派主義作風下形成的以擬古為復古，“有才者詘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一唱億和，優人騶子，皆談雅道”（袁宏道《雪濤閣集序》）的詩壇風氣。特別是對后七子詩派末流的粗濫而毫無性情的假古董，攻擊尤烈。袁中郎常指斥這一流作者為“鈍賊”，甚至刻薄地罵為“糞里嚼查，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張幼于》）。
因為文壇上的宗派勢力和剿襲作風，已經成為自由地抒發性靈的新文學的極大阻礙。
公安派的文學理論在文學史上有很重要的意義，它實際是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新的社會思潮在文學領域中的直接反映。李贄反對以儒家經典規范現實社會與人生，袁宏道等反對以前代的文學典范約制當代的文學創作，而提倡一種具有時代性、個人性、真實性，能夠表現內在生活情感與欲望的文學，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著對舊的精神傳統的破壞。但另一方面，公安派的理論也存在顯著的局限和前后矛盾。從人生態度來說，袁宏道等人并不具有李贄那樣公然以“異端”自居的反叛精神，他們對于守舊的政治與社會勢力既抱有強烈的厭憎，又抱有很大的畏懼。還在李贄遭迫害前幾年，袁宏道就已感覺他的見解“尚欠穩實”--實即太過偏激（見袁中道為他寫的行狀），并憂念“今時作官，遭橫口橫事者甚多”（《答黃無凈祠部》）。至李贄死后，他們以之為戒的畏禍之心更重（見袁中道《李溫陵傳》、陶望齡《辛丑入都寄君奭弟書》等）。所以公安派的文學理論雖以個性解放的精神為底蘊，但“獨抒性靈”必然會遭到的個人與群體的正面抗爭，則是他們較少涉及的。袁宏道解釋“性靈”文學所提及的實例，大多具有雖有違于傳統文化精神卻并不直接與社會激烈沖突的特點。從前后變化來說，袁宏道早期詩論，對“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的風格很表贊賞（《敘小修詩》），后來卻提出：“凡物釀之則甘，炙之則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人真性靈也。”（《敘咼氏家繩集》）已經對“性靈”加上了一道限制，似乎以前他所表彰的那種勁質、峭急的詩風不能算是“真性靈”了。這根本上也不是藝術趣味的變化，而是人生態度一步步退縮的必然結果。
還有一個問題是：文學終究是一種藝術創造，對于藝術性的推究是不可缺少的。就此而言，前后七子重視“格調”、“法度”，主張向古人學習，也是合情合理的。公安派為了強調“獨抒性靈”，打破模擬的風氣，有些觀點雖有矯枉過正的意義，但其偏激的一面（如袁宏道認為袁中道的詩疵處比佳處可愛），不可避免地包含著隱患。特別是講究形式的詩歌，容易因此而流于率易。錢謙益一方面肯定“中郎之論出，王、李之云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澤之病，其功偉矣”，同時也指出其影響的消極面：
“機鋒側出，矯枉過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滅裂，風華掃地。”（《列朝詩集小傳》）撇開其立論的基點不談，還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