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明史西域傳》反映的明朝士人西域觀論文

時間：2021-05-27 16:06:52 論文我要投稿

　　《明史·西域傳》(以下簡稱“傳”)是由官方編修的一部正史，其中自然會有官方對西域在思想觀念上的認識。如何認識西域直接關系到明朝對西域的經營政策。當時，西藏、西番、哈密處于明朝的實際控制之下，與明朝有明顯的臣屬關系，而西域地區并未處于明朝的統治之下，它們和明朝的關系更多只是建立在貿易上，是一種較為明顯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所以，筆者認為，從《傳》中所反映的西域觀應從兩方面來:一是明朝政府以國家的利益為主，明顯帶有官方性質的西域觀念;一是以明朝官員為代表，明朝士人的西域觀。

淺析《明史西域傳》反映的明朝士人西域觀論文

　　《傳》中最能反映明政府對傳統西域地區認識的主要是兩方的外交文書，在《傳》中比較集中反映的有四篇，在此——列舉:

　　洪武二十四年別失八里來使，太祖遣命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唐證使西域。以書諭別失八里國王黑的兒火者曰:“聯觀普天之下，后上之上，有國者莫知其幾。雖限山隔海，風殊俗異，然好惡之情，血氣之類，未嘗異也(求同存異)。皇天眷佑，惟一視之。故受天命為天下主者，上奉天道，一視同仁，但巨細諸國，殊方異類之君民，咸躋乎仁壽。而友邦遠國，順天事大，以保國安民，皇天監之，亦克昌焉。囊者我中國宋君，奢縱怠荒，奸臣亂政。天監否德，于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中華，生民賴以安靖七十余年。至于后嗣，不修國政，任用非人，致幻綱盡弛，強陵弱，眾暴寡，民生怨，上達于天。天用是革其命，屬之于聯。聯躬握乾符，以主黔黎。凡諸亂雄擅聲教違聯命者兵堰之，順聯命者德撫之。是以三十年間，諸夏奠安，外蕃賓服。惟元臣蠻子哈刺章等尚率殘眾，生釁寇邊，興師致討，勢不容已。兵至捕角兒海，故元諸王、馴馬率其部屬來降。有撒馬兒罕數百人以貿易來者，聯命官護歸已三年矣。使者還，王即遣使來貢，聯甚嘉之。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使命不絕，豈不保封國于悠久乎?特遣官勞嘉，其悉聯意。”

　　洪武三十年，因別失八里拘寬徹，太祖再次遣使書諭曰:“聯即位以來，西方諸商來我中國互市者，邊將未嘗阻絕。聯復救吏民善遇之，由是商人獲利，疆竭無擾，是我中華大有惠于爾國也。前遣寬徹等往爾諸國通好，何故至今不返?昔于諸國，未嘗拘留一人，而爾顧拘留昔使，豈理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境者，亦令于中國互市，待徹歸放還。后諸人言有父母妻子，昔念其至情，悉縱遣之。今復使使諭爾，但知朝廷恩意，毋梗塞道路，致啟兵端。《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憋不憋。’爾其惠且憋哉。”

　　永樂年間，因哈烈發生內亂，成祖命都指揮白阿兒忻臺貴救諭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但各遂其生。聯統御天下，一視同仁，無間遐邇，屢嘗遣使諭爾。爾能虔修職貢，撫輯人民，安于西檄，聯甚嘉之。比聞爾與從子哈里構兵相仇，聯為惻然。一家之親，恩愛相厚，足制外侮。親者尚爾乖慶，疏者安得協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

　　宣德七年復命中官李貴通西域，救諭哈烈酋沙哈魯曰:“昔聯皇祖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口，爾等尊事朝廷，遣使貢獻，始終如一。今聯恭膺天命，即皇帝位，主宰萬方，紀元宣德。小大政務，悉體皇祖奉天恤民，一視同仁之心。前遣使臣貴書幣往賜，道阻而回。今已開通，特命內臣往諭聯意。其益順天心，永篤誠好，相與還往，同為一家，但商旅通行，各遂所愿，不亦美乎?”

　　所摘錄的這四篇主要的外交文書分別是洪武、永樂、宣德三個時期對別失八里和哈烈的文書，在文書中都提到了“一視同仁”，這表明政府在官方范圍對其公平對待。

　　官方對西域的表態是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當時明朝的主要對手是北方的蒙占勢力，無暇西顧，所以對西域地區的國家和部落都是以一種“主撫輔制”的態度來溝通，帶有明顯的利益驅動。這種以國家利益為驅動的西域觀從西漢經營西域之初就已顯現出來。漢武帝通西域的最初目的就是聯系大月氏夾擊匈奴，而后因對匈奴的戰爭的勝利，“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之右臂”。而后，東漢初年，西域鄭善、焉等十八國派來使臣，并帶來質子，要求內屬，光武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而暫不西顧。

　　政府的西域觀念如此，那么在《西域傳》中反映的明朝士人的西域觀又是如何?這里，筆者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分析《西域傳》中體現的明朝士人的西域觀。

　　一、從經濟的角度認為明朝經營西域有虧于中國，傷中國之體成化元年。

　　禮官姚夔等言:“哈密貢馬二百匹，而使人乃二百六十人。以中國有限之財，供外蕃無益之費，非策。”閣臣梁儲等言:“……虧中國之體，納外番之侮，無一可者。……”嘉靖二年，貢使又至。禮官言:“諸國使臣在途者遷延隔歲，在京者伺候同賞，光祿、郵傳供費不費，宜示以期約。”

　　二、從文化的認同上認為西域之民乃化外之民，用比較鄙夷的口吻中傷其民

　　閣臣劉吉等言:“阿黑麻背負天恩，殺我所立罕慎，宜遣大將直搗巢穴，滅其種類，始足雪中國之憤。或不即討，亦當如占帝王封玉門關，絕其貢使，猶不失大體。今寵其使臣，厚加優待，又遣中使伴送，此何理哉!陛下事遵成憲，乃無故召番人入大內看戲獅子，大責御品，夸耀而出。都下聞之，咸為駭嘆，謂祖宗以來，從無此事。奈何屈萬乘之尊，為奇獸之玩，但異言異服之人，雜迎清嚴之地。況使臣滿刺上兒即罕慎外舅，忘主事仇，逆天無道。而阿黑麻聚集人馬，謀犯肅州，名雖奉貢，意實巨測。兵部議羈其使臣，正合事宜。若不停張莆之行，彼使臣還國，阿黑麻必謂中上帝王可通情希寵，大臣謀國，天子不聽，其奈我何。長番賊之志，損天朝之威，莫甚于此。”

　　禮官耿裕等諫曰:“朝廷馭外番，宜惜大體。番使自去年入都，久不宣召，今春三月以來，宣召至再，且賜幣帛羊酒，正當謾書投入之時，小人何知，將謂朝廷恩禮視昔有加，乃畏我而然。……獅木野獸，不足為奇，何至上煩變輿，屢加臨視，致荒檄小丑，得勤圣顏，藉為口實。”

　　閣臣梁儲因反對中官劉允到西藏去請活佛等言:“西番之教，邪妄不經。我祖宗朝雖嘗遣使，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頑，鎮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后，累朝列圣止因其來朝而賞責之，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幅，朝野聞之，莫不駭愕。”

　　三、從戰略性保境安民的方向上認為明朝經營西域的目的是為了保有陜

　　詹事霍韜言:“……臣則保哈密所以保甘、陜也，保甘肅所以保陜西也。若以哈密難守即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昔文皇之立哈密也，因元遺孽力能自立，因而立之。彼假其名，我享其利。今忠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今于諸夷中，求其雄杰能守哈密者，即界金印，但和輯諸番，為我藩蔽，斯可矣，必求忠順之裔而立焉，多見其固也。”

　　明朝士人的這種西域觀，是西漢經營西域就開始形成并不斷發展的，這種觀點在明朝以前的正史資料中都有所反映。《漢書·西域傳》有“圣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和“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之言，有漢章帝的“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及迎還戊已校尉，不復遣都護”的治理態度。《北史·西域傳》有“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的帝王之訓。對于唐朝經營西域，先有作為唐朝之名臣的魏征不同意經營高昌，上言:“陛下即位，高昌最先朝竭。俄以掠商胡，遏貢獻，故王誅加焉。文泰死，罪止矣。撫其人，立其子，伐罪吊民，道也。今利其上，屯守常千人，屯士數年一易，辦裝資，離親戚，不十年隴右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圭粒咫帛助中國費，所謂散有用事無用。”后有諸遂良的言論:“占者先函夏，后夷狄，務廣德化，不爭荒逛。今高昌誅滅，威動四夷，然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米轉色，十室九賡，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行李萬里，去者資裝使自營辦，賣款粟，傾機桿，道路死亡尚不計。罪人始于犯法，終于惰業，無益于行。所遣復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牽。有如張掖、酒泉塵飛烽舉，豈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發隴右、河西耳。然則河西為我腹心，高昌，他人手足也，何必耗中華，事無用?《隋書·西域》的最后評語更是認為中原王朝經營西域如同兒戲，認為隋場帝的江都之禍是由于經營西域而得，言:“自占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賽鑿空于前，班超投筆于后，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場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昔、且末，而關右暨于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筑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敝哉!占者析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革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狠狽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催其毒。若深思即敘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狠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從前朝史書所記載的中原士人對西域的觀念可窺得其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第一，自占以來，中原的士人對西域的認識大多停留在“流沙之地”、“荒蕪之所”、“民風無教化”、“中原王朝西北邊境的戰略屏障”上。在他們看來，中國的西北邊境是以玉門關、嘉峪關為止的.，此外都是外番，不足為據。其次，中原主體文化與西域的文化有著很大的不同。中原主體文化總體說來是農耕文化，是儒家文化，并在不斷的發展之中融合了道家、佛家及其他文化，而西域文化主體是游牧文化。這兩種文化的主體差異是很大的，在千百年來，這兩種文化在對立上的表現又遠遠多于合作表現，所以中原士人對游牧文化的抵觸也是其西域觀形成的關鍵之一。第三，自然環境的限制也是其原因之一。在《尚書·禹貢》中，對占時之天下范圍是如此描述的:“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盛教訖于四海。”在《漢書·西域傳》中就有對西域自然環境的生動記載“……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門!，赤上、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狹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坑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由此可得，西域的生存環境大不如中原的生存環境，出玉門關、嘉峪關向西都是戈壁、荒漠，出四川向西，就是青藏高原，這種自然環境讓中原士人認為，這種地方是不值得經營的，也是不值得占據的。第四，與明朝通貢的各國來使的無禮表現也對當時士人西域觀的形成產生影響。在《明史·西域傳》中，東來通貢的西域使臣中有些無理毆打明朝百姓或販賣人口，有些不滿回賜，有的要求超出規格的接待，有的以次充好，有的不遵守明朝法律，有的與明朝官員勾結，甚至與北方蒙占合作在明朝收集情報。這些行為，都影響了明朝士人對西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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