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究竟是擴大還是縮小論文

　　摘要：

　　基于產出的資本所得由城鎮人口所有的假設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框架，構建中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隨著城市化率的提高，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倍數會逐漸縮小；經濟中資本所得份額越大，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倍數就越大；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將減少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下，隨著勞動力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無論是理論模型及其推論還是實證檢驗結果都表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并非擴大而是逐步縮小。

　　關鍵詞：

　　城鄉收入差距，資本所得，勞動力流動，城市化，剩余勞動力轉移，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最關心的話題之一。其中，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格外引人注目。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還會擴大到什么程度？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持續擴大的趨勢，中國已從收入比較平等的國家，迅速成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較嚴重的國家（胡鞍鋼，2004；陸銘等，2004；吳光炳，2006；郭劍雄等，2006）。經濟觀察家們認為，在中國的城鎮和農村，已同時出現“窮人”階層，迅速擴大的貧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和諧。

　　國內外有關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結論更多的來自對中國國家統計數據的簡單計算后而得出的直觀結論，很少考慮到勞動力流動對中國鄉村居民收入的影響。事實上，城鄉收入差距與勞動力的流動密不可分。Braun（1993）構建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表明，區域間勞動力流動有利于促進地區經濟的收斂。Taylor等（1997）的局部均衡模型發現，勞動力轉移是1870—1913年間OECD國家間勞動生產率和實際工資的收斂的最重要因素。而Shioji（2002）的研究發現，勞動力流動會對各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產生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的確降低了勞動力流動導致的收斂性，但它的程度卻很小，遠遠不能解釋關于勞動力流動及地區收斂性在理論和經驗研究上的差距。

　　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勞動力流動的規模日漸擴大，許多學者對中國的勞動力遷移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研究。姚枝仲等（2003）利用Taylor等（1997）的方法，認為區域間勞動力流動除了能使地區間要素收入相等以外，還能削平地區間要素票賦差異，最終實現地區間人均收入均等。王德等（2003）估計了1985—2000年中國人口流動對地區差距的影響，認為人口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差距。王小魯等（2004）認為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可以縮小地區差距，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區的勞動力外流，會緩和這些地區農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和就業壓力，由于勞動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這些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會隨勞動力數量的減少而提高，從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二是勞動力流動還為中西部地區帶來了大量的匯款。劉傳江等（2005）對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與地區差距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們將各省1978—2003年經濟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對各種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其中采用同時期各省份人口凈遷人數量的年均增長率作為勞動力流動的指標，得出人口遷入與地區經濟增長有顯著關系，并進一步分析認為人口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差距。

　　林毅夫等（2004）對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與地區差距的關系做了一個經驗研究，通過估計流動者對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反映彈性，認為勞動力流動是一種縮小差距的有效途徑，但目前的流動規模仍然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蔡昉（2005）討論了為什么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幾個因素，認為由于中國存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傾向導致經濟增長對就業的促進作用不強，加上農業和農村發展不足以及仍然存在許多勞動力流動的障礙和限制等導致的流動規模不足是使勞動力流動不能縮小城鄉差距的`主要原因。

　　關于勞動力流動對地區經濟差距的影響，國內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樊綱（1995）、崔傳義等（1999）、庾德昌等（1999）、鄧祖善（1999）、蔡昉等（2001，2002）、姚仲枝等（2003）、李國平等（2003）、王德等（2003）、王小魯等（2004）、林毅夫等（2004）、蔡防（2005）、劉傳江等（2005）認為，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間經濟差距。另一種觀點則相反：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擴大了地區差距。劉強（2001）認為，20世紀80年代勞動力在區域內部轉移使區域經濟出現收斂，但90年代后出現的勞動力跨區域轉移卻擴大了地區間的經濟差距。鐘笑寒（2005）認為，地區工資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顯著擴大的，東部沿海地區的工資增長持續高于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人的主要行業，如建筑業和制造業，工資的地區差距同樣是擴大而非收斂的。谷書堂等（1994）認為，導致空間上兩極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會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過度集中。范劍勇（2004）將這種觀點向前推進了一步，認為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加劇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聚集，加速了工業化進程，擴大了地區收入差距。

　　不少學者還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陸銘等（2004）從城市化、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角度分析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劉文忻等（2006）著眼于要素積累與政府政策分析；郭劍雄等（2006）考察了內生增長要素；而張凌云（2006）則從制度性成因進行了討論。

　　我們認為，這些研究中有關勞動力流動數量直接引用統計數據，而統計匯報的勞動力流動數據基本上僅為規模企業所雇傭來自農村勞動力的數量，其規模僅為實際規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20世紀90年代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進入城鎮的農民工在城鎮的唯一影響產出的要素只有勞動力，而勞動力所占整個產出的比例在我國是非常低的，基本上不到30%，這就意味著即使達到要素價格均等的狀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至少會維持在3倍甚至更多。

　　本文將在產出中資本所得由城鎮居民擁有的假設和新古典增長理論框架下構建了中國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影響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擴大縮小的主要因素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動態變化，并與統計機構公布的城鄉人均收入的相關指標進行對比，以期能更準確地刻畫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及其動態變化。

　　二、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模型

　　本節在三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構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模型，討論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以及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

　　1.基本假設

　　假設一：整個經濟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個部門，鄉村為農業部門，非農業部門在城鎮。

　　假設二：農業部門的產出全部分配給鄉村人口。有兩種意見值得考慮：一是有文獻表明，中國農村消費相當一部分（40%或以上）為農民自己生產而非由市場配置（王宏偉，2000；夏英，2002，許世衛，2002；李實，2003；李實等，2007）。二是農村產出在通過城鎮消費而實現的價值增值的絕大部分并非由農村人口所得而是流入城鎮居民。按糧食、蔬菜、水果、肉類等產品的收購價格來計算農村人口收入存在統計數據的缺失和實際操作上的困難，考慮到兩種因素可以互相抵消以及計算上的簡便，在下面的兩部門模型中，我們假設農業部門的產出全部歸農村人口所有。

　　假設三：非農業部門產出在資本和勞動力之間進行分配，資本所得全部分配給城鎮人口，勞動力所得按勞動人口的比例分配給農村和城鎮。事實上，我國農村人口從城鎮獲取收入的唯一途經是向城鎮提供非農業勞動力，雖然微薄的農村居民存款可以獲得利息收入，但這種收入甚至難以抵消由于通貨膨脹而帶來的實際損失。資本所得全部歸城鎮居民的主要表現形式有：（1）城鎮基礎公共設施，如交通、能源、市政、公園、休閑場所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面向市民低價甚至是免費提供；（2）城鎮醫療、養老、工傷、失業等保險；（3）教育，無論是教學硬件設施或者人員投入，農村無法和城鎮相比，農民工子女進入城鎮開辦的公立學

　　校更是難上加難。在考察城鄉收入差距的時候，還沒有文獻把資本所得視為全部歸城鎮居民所有，本文尚屬首次。這些面向城鎮居民的專業化服務和保障體系，大大節約了城鎮居民的時間成本，從而使城鎮居民擁有比農村居民更多的閑暇或工作時間，其工作質量和效率遠高于農村。不可否認，城鎮中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來自農村，但這部分人取得成功后非常容易獲得城鎮戶口。

　　2.收入差距倍數模型Ⅰ：兩部門（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模型

　　在本模型中，假設農業產出份額全部歸鄉村所有。設農業產出占整個經濟產出的比例為δ，經濟總產出為Y。非農業產出為C-D生產函數，生產要素為資本K和勞動力L。產出中資本所得的比例為α。鄉村還提供一部分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城鎮產出全部為非農業產出，其生產函數為：

　　Fcity=AF（K，L）=AKαL1-α=（1-δ）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