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中居民滿意度的調查與評價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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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村建設中居民滿意度的調查與評價論文

　　摘要：

新農村建設中居民滿意度的調查與評價論文

　　本文以湖北省968位農戶的調查數據為依據，分析計算了農村居民對新農村建設的滿意度以及其影響因素，發現通過近十年的新農村建設，總體滿意度達到67.4%。農村居民們普遍對新農村建設中的基礎設施建設表示滿意。與以往的調研文獻不同的是，此次調查發現：農村居民對新農合、新農保的評價非常高，而對村級民主制度建設以及文化建設普遍感覺不太滿意；影響其滿意度的因素主要是村基層組織的工作能力以及對新農村建設政策的認識程度。

　　關鍵詞：滿意度；農村居民；新農村建設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滿意度是個體對某項事件的綜合認知判斷，作為一個認知因素，通常被用來衡量被測評事件的社會認可度，是反映個體主觀認同感的關鍵指標。自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綱要建議》提出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和管理民主”的要求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來已近十年，政府為新農村建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支持，新農村建設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取得這些成就的同時，作為新農村建設的直接受益人——農村居民對這項建設主觀上是否有認同感？他們如何評價新農村建設中的各項政策？哪些因素影響著這些評價？明確這些問題有助于新農村建設工作持續有效的進行，有助于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使農村居民能真正分享和獲得新農村建設的成果。新農村建設開展近十年來，政府決策部門和學者對于新農村建設績效評估進行了一些研究。田野和趙曉飛通過對湖北省711個農戶的調查數據分析發現：經濟收入、惠農政策、教育、醫療、交通和干部作風等因素對農村居民滿意度影響很大，其中農村居民對惠農政策、教育、醫療滿意度較高，而對經濟收入、交通和干部作風滿意度較低；進一步觀察發現：農村居民滿意度在其性別、年齡、有無孩子上學等方面差異不大,但在文化程度、收入來源與家庭人口數等方面差異較大。

　　[1]劉成奎發現，湖北新農村建設中農村居民滿意度總體上為6.065，二級指標中的義務教育、社會保障、農業科技與培訓、農田水利設施、惠農政策的滿意度偏低；調查對象的家庭年收入、年齡、職業、受教育年限對其滿意度提升有積極影響；強化湖北新農村建設中的規劃支持、優先解決農民急需的公共產品與服務（如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社會保險和信息服務等）、規范鄉村管理能促進滿意度的提高。[2]陳前虎和湯婧婕以浙江省為例發現，浙江省5年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績效明顯，但硬公共產品供給績效優于軟公共產品，社區公共產品供給績效優于政府的公共產品的供給績效，政府層面公共產品供給績效優于市場的公共產品的供給績效,且區域差異明顯。[3]李燕凌研究發現，農村居民受教育年限、醫療可及性、收入水平、農戶有效灌溉面積率、農戶距鄉鎮政府距離、農林技術站服務次數以及被調查者年齡等對湖南省農戶公共產品供給的滿意度影響很大。[4]楊靜和陳亮認為，我國新農村建設政策應重點解決農村居民增收、醫療社保、就業機會、教育發展以及土地征用等問題。[5]由于研究目的不同，調查方案的設計以及研究對象的選取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每一個研究都會有不同的發現。但綜合來看，基本結論是一致的，即新農村建設得到了大部分村民的肯定，但某些具體政策的滿意度低下。本文的研究也正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加入了農村居民對政策的認知和滿意的度量同時發現了新的問題。

　　二、新農村建設滿意度的現狀分析。

　　為了了解湖北省新農村建設的總體情況，湖北經濟學院新農村發展研究院組織師生于2012年對湖北省的村鎮進行抽樣調查，采取入戶訪談的形式，發放問卷1000份，回收有效問卷967份。本次對湖北省仙洪實驗區新農村建設滿意度的調查問卷共設計了23個具體項目。首先對這23個具體項目的滿意度現狀進行描述，然后對滿意度進行對比分析，最后運用因子分析來對總體滿意度的過程進行分析，并對總體滿意度的程度進行度量。

　　（一）新農村建設滿意度的現狀。

　　對于衡量新農村建設滿意度的各個調查項目，滿意程度分為5個等級：很滿意、滿意、一般、不滿意和很不滿意。對應于各種滿意程度的百分比分布如表1所示。從表1我們大體可知，農村居民對各項惠農政策的滿意程度有很大的差異，其中對“國家糧食綜合補貼政策”滿意的達到72.28%，是滿意程度較高的項目，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滿意程度也較高，很滿意和滿意的累計百分比分別達到59.4%和77.32%，而對于“畜牧業生產補貼政策”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政策不滿意所占的比重偏高。究其原因，是因為“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作為一項新制度第一次讓農村居民的養老有了社會保障的支持，雖然它還遠遠不能達到城市居民的水平，但對于世代只能依靠家庭養老的農村居民而言，這項政策的實施無疑是個好的開端，同時他們也有著更高的預期。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自2003年試行以來，已有大量的農村居民從中受益，由于這是一項自愿型的合作醫療制度，因此從逐年不斷提高的參合率也可以看出他們對這項政策的認可，雖然大家對其報銷比率低、報銷手續復雜有一些抱怨，但總體而言是非常滿意的。對于“國家糧食綜合補貼政策”，受訪者也給出了非常高的評價。由此可見，農村居民滿意的是那些能直接獲得收益且實施到位的政策，不滿意的是那些實際操作困難或者執行力度欠佳的政策，這也對我們在政策設計上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在許多關于公共設施建設、教育文化、鄉風民俗的調查項目中，受訪者大多都比較滿意，只是其中對“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設施”中不滿意和很不滿意的比例較高，累計占到28.28%，這與調查組觀察到的農村現實情況也是相符的。雖然樣本村莊特別是納入到新農村規劃的村莊大多有閱覽室、體育設施，但由于層次較低、種類單一造成使用率很低，而同時農村居民又非常渴望獲得各種文化信息，參與各種文化活動，這其中便存在著供需矛盾，也就成為居民們表達不滿的對象。

　　（二）新農村建設滿意度的比較分析表。

　　只是滿意度的一個總體描述，每一個調查項目的差異難以觀察和直接判斷，為了對各項滿意度進行比較，我們采取了求平均值的方法來進一步判斷農民對新農村建設最為滿意的項目以及最不滿意的項目，以利于我們進行下一步的分析。首先對各調查項目滿意程度賦予一定的分值，然后計算所有調查對象的平均滿意度，再進行各項滿意度的對比。滿意度越高，賦值分值就越高，很滿意為1分，滿意為2分，一般為3分，不太滿意為4分，很不滿意為5分。

　　通過計算進行排名，滿意度位居前5位的分別是對當地的通訊郵電設施的'滿意度、對當地用水用電的滿意度、對鄉村看病便利性的滿意度、對鄉村道路建設的滿意度以及對鄉風民俗的滿意度。其中有3個項目屬于公共設施和基本建設，說明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對于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收到了明顯的效果，并且得到了村民的廣泛認同。而“看病的便利性”的滿意度排名第三是出乎調查組預料的，在以往的調查研究文獻中，農村居民對看病的便利性始終評價不高，鄉村醫療水平低下是抱怨的焦點，但此次居民的評價非常高，這主要基于調查村交通的便捷使得居民可以很方便地尋求醫療水平較高的縣級醫院的醫療服務，這說明農村居民對醫療服務的訴求可能從以前的便利性轉變為經濟約束。

　　滿意度居第5位的是對“鄉風民俗”的滿意程度，由于被訪者大多是世代居住當地的居民，對于當地的鄉風民俗熟悉認可是一種常態，再加村莊大多是在血緣親緣基礎上形成的，大家彼此熟悉了解，鄰里間的互動也較多，因此大多數農村居民對當地的鄉風民俗非常滿意。滿意度位居最后兩位的分別是對“工業支持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對“畜牧業扶持政策”的評價，這與我們前面滿意度的現狀描述是基本一致的，農村居民對這兩項政策的不滿意在于他們并不知道政策有何具體措施，也沒有看到政策實施帶來的具體收益，或者是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幫助。滿意度位于倒數第三位和第四位的分別是對“村務公開情況”和“一事一議執行情況”的評價，這說明新農村建設中村級民主制度的建設有待不斷提高，因為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經常會出現耕地占用、農企合作等事件，而農村居民對于此類關系到自身利益的事件的參與要求也會很高。

　　三、新農村建設滿意度的因子分析。

　　本次調查問卷共設計了23個具體度量項目，為了從這些度量項目中選擇有重要影響的變量，我們采用了因子分析法進行信息綜合，從而對新農村建設的滿意度進行評價。因子分析法的主要思想是將眾多錯綜復雜的變量按照相關性進行分組，使同組內的變量相關性高，而每組之間的相關性低。每組變量代表一個基本結構，這個基本結構稱為公共因子。讓眾多的變量歸結為幾個公共因子，以達到降維、便于分析的目的。在經濟分析中，找出幾個主因子，主因子代表反映經濟變量之間相互依賴的一種經濟關系，抓住這些主因子就可幫助我們對復雜的經濟問題進行分析和解釋。借助stata軟件，提取因子的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旋轉法采用具有kaiser標準化的傾斜旋轉法，可得到旋轉以后的因子載荷矩陣表，再經過不斷的調整分析，最終選取了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7個主因子來衡量新農村建設總體滿意度的因素。

　　7個主因子對樣本方差的貢獻和為63.14%，對于調查數據而言，達到50%以上就可以做因子分析，說明用這7個主因子代表原來的23個調查項目是有一定的把握的。7個主因子的因子得分系數矩陣如表4所示。主因子F1主要由b12、b14、b16、b17決定，主因子F2主要由e27、e29、e42、e43決定，主因子F3主要由e40、e41決定，主因子F4主要由e37、e38決定，主因子F5主要由e44、e45、e46、e47決定，主因子F6主要由e48、e49、e50決定，主因子F7主要由e32、e33、e34決定。就經濟意義而言，F1代表惠農政策的實施，可稱為政策因子；F2代表農村居民自身的經濟條件，可稱為經濟因子；F3代表村莊的教育水平和教學環境，可稱為教育環境因子；F4代表鄉風民俗和治安環境，可稱為治安文明因子；F5代表公共設施條件，可稱為公共設施因子；F6代表村莊的民主程度和民主建設，可稱為村級民主因子；F7代表醫療便利性及村容整潔，可稱為醫療衛生因子。由回歸法估計出因子得分，再以各因子的貢獻率作為權數計算出主因子對新農村建設的總體滿意度：F=(14.16%×F1+13.74×F2+8.56%×F3+7.24%×F4+6.92%×F5+6.84%×F6+5.69%×F7)/63.14%這樣就得到了新農村建設總體滿意度的衡量指標，在所有的影響因子中，F1政策因子的影響力最大，達到22.42%，F2經濟因子的影響力度也達到21.76%，可見政策環境和經濟因素對于滿意度的影響力很大，其余因子的影響力都小于20%。F代表新農村建設的總體滿意度，按照F值的大小區分滿意狀況，由于所有的數據都已經標準化，并且F值越小滿意度越高，因此按照標準化后的均值0作為分界點，F<0則賦值為1，表示滿意；f>0則賦值為0，表示不滿意。樣本區新農村建設總體滿意狀況為滿意的占比67.1%，不滿意的比例為42.9%，表示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對于新農村建設的評價總體上是好的。

　　四、新農村建設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分析。

　　由于受訪者的個體特征千差萬別，他們對于新農村建設的評價也會存在各種各樣的差異，為了了解形成不同評價的原因，我們將受訪者的個體特征作為解釋變量，尋找影響滿意度的顯著因素。根據滿意度調查的理論、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調查組在樣本區調查感性認識的結論，我們設定了以下的解釋變量，其中調查表中設計了7個關于村基層組織組織實施的項目類別，如果樣本村有該項目得1分，沒有該項目得0分，匯總得分得到村基層組織的工作得分；調查表中設計了對各項政策是否了解的問題，回答了解得1分，不了解得0分，匯總得分得到政策認知度得分；調查表中設計了“您對自身健康狀況及綜合素質的評價”和“您對自身社會適應能力的評價”，較差得1分，不是很好得2分，一般得3分，較好得4分，很好得5分，匯總得分得到自我評價得分。為了準確了解新農村建設總體滿意度的影響因素，我們利用所做的因子分析，針對23個滿意度調查項目提取的7個主因子預測其分值，并計算出總體滿意度的分值作為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依然是以上的個體特征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6。從表6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年齡是影響新農村建設滿意度的一個顯著因素，在1%水平下顯著。年齡越大，滿意度越高；反之，滿意度越低。同時我們將年齡、是否有外出務工經歷和總體滿意度做一個交叉分析發現，年輕人外出打工的機會多于老年人，對外面的世界更為了解，也更有奮斗的激情，對未來有著更多的預期，對現實的某種不滿意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也是改變現狀的動力，而老年人則相對更安于現狀，并且大多數一直居住在當地很少外出，親眼目睹了新農村建設所帶來的一點一滴的改變，對新農村建設更有認同感。

　　第二，家庭經濟條件是按照調查項目家庭的年收入得到的，令人驚訝的是經濟條件過去普遍被認為是影響滿意度的關鍵因素，在我們此次的調查中卻并不顯著。家庭的經濟條件僅僅對教育環境的滿意度以及公共設施的滿意度產生顯著的影響，即家庭經濟條件越好，對教育環境以及公共設施的滿意度越高；反之。滿意度越低。但家庭經濟條件卻對總體滿意度并沒有顯著的影響。

　　第三，受教育程度雖然不是影響總體滿意度的顯著因素，但它顯著影響了F1政策因子和F2經濟因子。這主要是由于農村高學歷的人群不多，代表性不夠，我們所調查的100位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83年，大部分人只有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

　　第四，村基層組織為幫助村民走上致富之路而提供的各種措施是影響新農村建設總體滿意度的顯著因素，并且村基層組織提供的措施越多，村民的滿意度就越高。從結果來看，與村基層組織工作得分在4分及以上的相比，得分為2分或3分的村莊以及得分為0或1的村莊的村民不滿意的概率更大，并且這種關系在0.001水平下顯著。村基層組織提供的各種致富措施實際上也就是基層組織為群眾服務所盡的主觀努力和付出，這種努力和付出能顯著地反映到滿意度的提高上。因此村基層組織的服務意識和領導能力對于新農村建設本身以及群眾滿意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五，農村居民的自我評價也是顯著影響滿意度的因素之一。本次調查中我們設計了對自身健康狀況及綜合素質的總體評價以及對自身的適應能力的總體評價的問題，結果發現對自身狀況評價較高的村民對新農村建設的滿意度也較高。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調查和分析我們發現，近十年的新農村建設使農村居民的總體滿意度達到67.1%。他們普遍對新農村建設中的基礎設施建設表示滿意。與以往調研文獻不同的是，此次調查發現農村居民對新農合、新農保的評價非常高，總體而言非常滿意，而對村級民主制度建設以及文化建設不太滿意。通過進一步的分析我們發現，影響其滿意度的因素主要是村基層組織的工作能力以及對新農村建設政策的認識程度。因此，今后一段時間內政府在新農村建設中的工作方向可以逐漸從硬公共產品的投入轉移到軟公共產品的投入，包括村級民主建設村干部能力的培養、加大政策的宣講和執行的力度等。

　　參考文獻：

　　[1]田野，趙曉飛．新農村建設中農民滿意度影響因素分析及評價——基于湖北省的調查數據[J]．財貿研究，2010，（6）：39-47.

　　[2]劉成奎.新農村建設中農民滿意度分析——基于湖北省的經驗數據[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2，（6）：3-7.

　　[3]陳前虎，湯婧婕．基于問卷評析的浙江省新農村建設績效及特征研究[J]．規劃師，2008，（9）：89-93.

　　[4]李燕凌，曾福生．農村公共品供給農民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8，（8）：3-18.

　　[5]楊靜，陳亮．新農村建設中農民滿意度及需求期望研究——來自河北省三地市的調研[J]．經濟研究參考，2012，（27）：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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