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宋濂傳原文與翻譯

時間：2024-01-30 08:46:38 賽賽古籍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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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宋濂傳原文與翻譯

　　《宋濂傳》是描寫宋濂一生的一篇文章，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別號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漢族，浦江人，元末明初文學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學者稱太史公。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明史宋濂傳原文與翻譯，歡迎查看。

　　明史宋濂傳原文：

　　宋濂嘗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翌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間問群臣臧否，濂惟舉其善者。帝問其故，對曰：“善者與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

　　明史宋濂傳翻譯：

　　宋濂曾經與客人飲酒，皇帝暗中（秘密）派人去偵探察看。第二天，皇帝問宋濂昨天飲酒沒有？座中的來客是誰？飯菜是什么東西？宋濂全部拿事實回答。皇帝笑著說：“確實如此，你沒欺騙我。”皇帝秘密地召見（宋濂）詢問起大臣們的好壞，宋濂只舉岀那些好的大臣說說。皇帝問他原因，宋濂回答道：“我只和好的大臣交朋友，所以我了解他們；那些不好的，（我不和他們交往，所以）不了解他們。”

　　明史宋濂傳注釋：

　　1.嘗：曾經。

　　2.帝：指明太祖朱元璋。

　　3.密：秘密，這里作動詞。

　　4.撰：吃、喝。

　　5.具：詳細

　　6.誠：確實

　　7.朕 (zhèn)：皇帝自稱。

　　8.臧否（zāng pǐ ）：善惡。

　　9.惟：只。

　　10.茹太素：人名，時任主事之職。

　　11.或：有的人

　　12.對：回答

　　13.悉：全，都

　　14.因：于是

　　25.微：如果沒有

　　宋濂生平：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別號：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浦江）人，明初文學家。他家境貧寒，但自幼好學，曾受業于元末古文大家吳萊、柳貫黃等。他一生刻苦學習，“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于學無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順帝曾召他為翰林院編修，他以奉養父母為由，辭不應召，修道著書。

　　至正二十年（1360），與劉基、章溢、葉琛同受朱元璋禮聘，尊為“五經”師。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學士承旨知制造。后因牽涉胡惟庸案，謫茂州，中途病死。著作有《宋學士文集》、《孝經新說》、《東陽馬生序》等。

　　明初朱元璋稱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學提舉，為太子（朱標）講經。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辭官還鄉。后因其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全家流放茂州（現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途中病死于夔州（現在重慶奉節縣）。

　　作者評價

　　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宋濂與劉基、高啟并列為明初詩文三大家。他以繼承儒家封建道統為己任，為文主張“宗經”“師古”，取法唐宋，著作甚豐。他的著作以傳記小品和記敘性散文為代表，散文或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國，朝廷禮樂制度多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稱他為“開國文臣之首”，劉基贊許他“當今文章第一”，四方學者稱他為“太史公”。著有《宋學士文集》。

　　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他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比較充實，且有一定的藝術功力。

　　有明一代，開私家藏書風氣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書始於青年時代。當時，他因元末戰亂遷居浦江，於青蘿山中筑室讀書，因名其樓為“青蘿山房”。兵禍之后，官私藏書毀損嚴重，而宋濂因隱居山中，仍能坐擁書城。明祁承漢《澹生堂藏書紅》說：“勝國兵火之后，宋文憲公讀書青蘿山中，便已藏書萬卷。”清載殿泗《風希堂文集》卷二《宋文憲公全集序》則說宋濂“始自潛溪徒浦江，得卷氏藏書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書之精華，有少數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長慶集》，先后為錢曾、黃丕烈、潘祖蔭所藏。《百宋一廛賦》：“廬山《長慶》，見取六丁；金華太史，獨著精靈。”注：“《長慶集》北宋時鏤版，所謂‘廬山本’者。庚寅一炬，種子斷絕，唯此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經傳集解》、《史記》等流入清宮內府，《天祿琳瑯續編》有記。宋濂還曾藏有宋刊《事林廣記》，后歸廣東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著錄。

　　道統文學觀由來已久，但這里也有區別：以韓愈、歐陽修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論上主張“文以明道”，強調“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輕視“文”；宋代理學家看到他們的不徹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論點，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誘惑。宋濂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著理學家的極端觀點。在《文原》一文中，他強調了文“非專指辭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顯現，文與道相始終，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復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無道，道外無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這種理論批評古代作家，就顯出非常偏狹的態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復有文”；賈誼、司馬遷所得的僅是“皮膚”，韓愈、歐陽修所得的也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幾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經之文”。至于明顯不合“溫柔敦厚”標準的各種文章，在宋濂看來，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論是一種受官方支持立場，這一點可以由《元史》的體例得到證明。自范曄《后漢書》分立《儒林》、《文苑》兩傳，以區分經學之士與文學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襲之。《元史》卻取消了這種區分，單立《儒林傳》，認為“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文不本于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詔命修撰的，這樣做當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這種理論必然給文學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著美化、歌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婦女的作品，這大概就是他的“道統”文學的集中表現。但歷史已經獲得的進展，即使用強力去扭轉，也還是有困難。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還是存在兩面性。

　　宋濂在元末與楊維楨交誼甚篤，明初楊氏去世后，他為之作墓志銘，對楊的文學才能和成就推崇備至，甚至以相當寬容的語氣描繪其晚年“曠達”和“玩世”的生活情態，這和他的嚴厲的理論頗不諧調。他另外還有一些散文，對生活實際比較尊重，因而在宣揚某種道德觀念的同時，比較接近真實的人性。如《王冕傳》，寫出一個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開頭描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頗有情趣：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瑯瑯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

　　又如《鹿皮子墓志銘》詳細介紹陳樵“屏去傳注，獨取遺經”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傳》寫出一個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對不同的人物個性能取一種同情的態度，都寫得較出色。《送東陽馬生序》自述早年在貧寒中求學的艱苦，也很真實動人。

　　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少作鋪排渲染。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也能寫得相當秀美。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可以看出變化，不是那么僵板。總的說來，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規范的特征，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和純熟的技巧，所以能夠成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范。

　　對于宋濂來說，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么“大儒”，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為“文人”（見《明史·桂彥良傳》）。因為在朱元璋的政治體制中，已不能夠允許有“大儒”——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宋濂最后其實是死于無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

　　宋濂強調明道致用，宗經師古，力主義理、事功、文辭三者統一。尤長散文，紀傳如《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均能抓住細節，突出性格，渲染無多，感染卻深；寫景如《桃花澗修契詩序》、《環翠亭記》，簡潔清秀，邁似歐陽修。著作計有《孝經新說》、《周禮集說》、《龍門子》、《潛溪集》、《蘿山集》、《浦陽人物記》、《翰苑集》、《芝園集》等。后合刻為《宋學士全集》七十五卷。

　　宋濂后裔

　　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攻取婺州，開郡學，聘為五經師。次年，應征至應天（南京），任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修起居注。常侍朱元璋左右，以備顧問，明洪武二年（1369），任《元史》總裁官，書成，升翰林學士。四年，調任國子司業，次年升贊善大夫。太祖征召四方儒士，擇少年俊異者入宮中文華堂肄業，命濂為師。六年升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十年，致仕歸里。

　　宋濂勤奮好學，著作甚豐。系明代“開國文臣之首”。著有《孝經新說》、《周禮集說》、《潛溪集》、《蘿山集》、《浦陽人物記》等。后人將其詩文合輯成《宋學士全集》75卷。文章不僅風行國內，當時在高麗、安南、日本等國亦廣為流傳。

　　如今有兩部宋濂后裔宗譜《長陵宋氏宗譜》（今蘭溪市橫溪鎮宋宅、大斯等村宋濂孫宋懌、曾孫宋信后裔）和《潛溪宋氏宗譜》（橫溪鎮下溪前村宋濂孫宋愷后裔），寫成《宋濂后裔祖籍考》在《浙江日報》、《古今談》和《蘭溪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的《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中又發現了一部宋濂孫宋慍后裔宗譜《京兆宋氏宗譜》（蘭溪），這破解了宋濂孫宋慍的下落不明的千古之謎，此對于研究宋濂生平以及浙東學派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據介紹，該宗譜為清宋永壇等纂修，清道光19年（1839）木活字本，1冊，存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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