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讀后感

時間：2022-03-07 14:28:57 讀后感我要投稿

《商君書》讀后感（通用10篇）

　　《商君書》也稱《商子》，現存26篇，是戰國時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國家喻戶曉的人物商鞅及其后學的著作匯編。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商君書》讀后感，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商君書》讀后感（通用10篇）

　　《商君書》讀后感篇1

　　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句話說的真是一點都不錯。大到世間萬物的發展規律，小到日常生活的困難煩惱，中國古代的先知哲人們都早已給出自己的論斷注解，各類經典猶如一座座永恒的燈塔照亮著后世迷惘在人生道路上的人們。不同于西方具形具象的特定學科理論，中國經典如老子、孔孟、鬼谷等只是針對某些廣大的話題給出看似泛泛的理論，并結合自然現象予以輔助論述，實則千人千用，上可治國安邦，下能齊家修身，天文、地理、政治、人事的道理盡收其中。先知們長于邏輯推斷和論據間的輔佐和循環反復對比論證，并佐以自然原理（足見其質樸之心）幫助理解。所以，只要細心觀察就能發現，先知們的例子并非例證，至少例子和論點之間的關系并非像西方論斷中的那樣緊密，而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模糊關系，例如鬼谷使用陰陽相生的宇宙概念來比擬談話中的捭闔之道：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論點間的關系不可謂不松散，其論述的主旨也不可謂不模糊。陰陽、德行、德力、圓方、捭闔這些相對的概念被分為兩組，每組里看似不相關的概念被賦予相互模擬流通的含義而重疊使用，最后一句點出適用的情境（說人），還不忘加上天地的概念，意在為讀者培養一種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煙霧繚繞的語境，發揮出自己無盡的想象和理解能力，結合各自不同的生活際遇對賅簡的原文加以詮釋。所以每個讀者心中的鬼谷都是不同的，而這也許就是中國經典的魅力吧。此種魅力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文字的復雜多樣，這與中國文化的隱晦深奧是相輔相成的。西方人講究簡潔直觀，文化和語言也自然如此。就當中國經典（甚至現代著作）被翻譯成英文也有一種畫蛇添足的遺憾，平白添加了許多譯者自己的理解詮釋，在讀者還沒來得及思考的時候就劃定了方向。西方經典往往限定一個特定的課題，并針對某一特定的受眾或情境加以不厭其詳的論述，段落以分論點開始，后面加以大段詳細特定的例證。這樣雖然能幫助讀者清晰明朗地領會作者的意圖思想，卻也扼殺了想象和詮釋的萌芽，同時也為后人的駁斥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和機會。這不由地讓我覺得西方的先哲更善于表達（或者銷售賣弄）自己，將完整的想法淋漓盡致地展現在受眾面前，唯恐別人誤會了自己的觀點；而中國的先哲們啟蒙滋養的意味更濃，猶如四兩撥千斤，寥寥幾字傳與后世學子，臉上還帶著“真理不可言明，孺子自去參悟”的神秘微笑。這也恐怕是西方多有自立門戶的原創型學者，而中國多產引經據典的譯注大家的原因罷。至于中國后世如于丹之流將論語老子“應用于現代科技生活”的所謂學者們，實則淺薄了隱晦高深的古籍經典。其行為對普及經典的教育意義的確是有所幫助的，但萬不可過分頌揚提倡，不然中國子民，特別是在這個速食品充斥市場的現代社會，將最終失去自己民族文化中最寶貴的精髓。

　　和朋友談到處死英國毒販，又引出了死刑廢立和人權等等話題。拋開死刑是否該廢的問題不談，是否應當在此英國毒販的問題上網開一面，我是立場堅定的。如果中國人民（理論上）都是統一受制于現任刑法的，無論該刑法健全合理與否，英國人為什么就能逍遙法外？何況他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犯法？政府沒有和英國政府妥協的義務，英國政府也沒有要求網開一面的權力。網開一面，基于什么邏輯？因為毒販是英國人？那不是回到了南京條約后的領事裁判權了嗎？因為人權問題？那么中國人的人權在哪里？就因為毒販是英國人，他的人權就比中國人的人權珍貴嗎？更不論法律處罰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讓罪犯對自己的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付出代價，當現任刑法規定販賣特定數量的毒品=死刑的時候，該罪犯造成了同等的危害，就理應受到同等的處罰。至于人權之論，至于“沒有人有權力剝奪別人生存權力”之論，是有待辯駁商榷的，也是永遠沒有正確答案的。于是，我帶著極大的困惑拜讀了商君書注譯（高亨，俄亥俄州立大學圖書館）。

　　商君的形象無疑是鐵血務實的，也就是所謂的pragmatist，簡化排除一切不必要的修飾干擾，定下富國強兵的發展目標，兩點一線。任何反對懷疑，或者試圖干擾的人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消滅。這樣的人物是很難用酷吏還是良臣的標簽來言明的。中國人，尤其是底層的老百姓太熱衷于非黑即白的評論，仿佛一個人善良就要眾生皆愛，邪惡就該一無是處，好讓自己愛就愛個明明白白，恨就恨個咬牙切齒。

　　史記說商鞅“天資刻薄”，這也就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后人且聽而不可全信。何謂刻薄？刻薄就一定不好嗎？人的性格或者素質本身就是雙刃劍，刻薄用好了就叫無私，寬容用壞了就叫放縱。商鞅和其他無疑是酷吏的人有著明顯的不同，他絕不是為了一己之私而濫殺無辜，就像來俊臣和周興為了討好武則天那樣嚴刑逼供。至于他是否濫殺無辜，無辜本來就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而是由法律或者民心，根據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價值觀來判定。要說連坐受株的鄰居是否無辜，現在的人看來也許無辜，可是依據當時的法律就是有辜。至于法律，也不是單純的對錯價值觀或者嚴密的邏輯，而是一個對時事價值觀、民心、大眾利益、邏輯、個人權利等相悖因素的綜合考量平衡下得出的一個體系。因為這些因素是相悖的，你的利益也許就是別人的損失，法律就永遠不可能面面俱到，或者百分之百地照顧了某方的利益，自然也就不能避免漏洞。所謂漏洞，也就是利益的某一方對自己失去的那部分利益感到不滿，而試圖修改法律系統的動機。多方，為了共存（及某種程度上能實現一些的“共榮”），必須相互牽制妥協，讓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共同遵守法律—一定程度上基于邏輯道德的，而更大程度上基于經驗妥協的，被人們神化而寄予過多厚望的，其實也有隱衷的，法律。爭先恐后都想把法律朝自己的方向拉近的多方，那些有時聯盟經常沖突的多方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國家/集體和個人。

　　人權主義者們發言了，要廢除死刑，要還人自由。國家主義者們也發言了，要統一團結，要擴大版圖，要個人服從集體。孰優孰劣？無法判定。無非都是拿個放大鏡照著自己，將自己的利益渴求無限放大，總是將“我要”掛在嘴邊。可是人終究是無法中立的，總是不可避免地選擇一個立足點，既然這個立足點存在，就一定會落在一方的范圍內，除非生命和思想消失。就像世界上沒有不帶口音的人，不帶口音本身也是一種口音，同樣能折射出此人的經歷背景。一個人的立足點，相對其對立面，就成了偏見。所以，有偏見不為過，關鍵是要意識到自己的立場在別人眼里也許是偏見，而自己眼里的偏見是別人的立場的道理，愿意和別人交流溝通，了解別人的意圖并盡己所能地幫助他們。還有一條極重要的，就是不要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談話未必就要以一致意見，或者最佳方案結尾，也往往不能如此，談話雙方的不同立場早已注定了這一點。所以，誰也不能真正地說服誰，誰也沒有權力指責誰太頑固，人能做到的，也就是理解和尊重對方。對于一味只想說服你的人呢，也不必爭辯較真，沉默不代表投降，一笑了之而已。

　　又扯遠了。還是談談我看商君書的感受。

　　商君的意圖很明確：富國強兵，重農尚武。孔孟之道，詩書禮樂被批得一無是處（辯慧，亂之贊也。立約，淫佚之徵也）。文藝、貿易（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國好生金于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于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教育、游學等現代人視之理所當然的東西都被看作影響農耕以致削弱國力的洪水猛獸。在商君的眼里，學術研究無異于坐而論道，空談誤國，且徒然讓本可以安心務農的人民滋生了虛學求榮的許多念想（事故豪杰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認為只有愚得人民（農民）心無旁騖地閑時農耕（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戰時操戈才是稱王稱霸，統一天下之道。在商君眼里，遵循古禮是不思進取的表現（夫常人安于故習，學者溺于所聞），因而他直接針對甘龍杜摯等保守派而在秦王面前大肆鼓吹應時利導的果斷改革之法，并將人民（農民）看作沒有判斷能力的烏合之眾，主張無視人民的反對而堅決執行自己認為正確的政策（成大事者不謀與眾），講究特立獨行（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于世），將來與人民一同分享成果（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民不可與慮始，而可以與樂成）。

　　法治是商君思想的核心（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他提倡一視同仁地執行法律，破除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古法，并且按照軍功明確定量地論功行賞，賞罰分明，功可抵過。罰亦分明從重（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斗，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使罪犯眾叛親離（無得為罪人請于吏而餉食之，則奸民無主），以將罪惡消滅在初級階段為目標，從而遏制重罪。輕罪輕罰在商君看來就是姑息養奸，給予滋生重罪的溫床。在獎懲制度上應當刑九賞一，這樣才能使人民無欲無求，而且忠于國家（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罰五；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最終達到上下一心，富國強兵的宏圖。

　　愛下結論的人又要躍躍欲試了，不是像譯注者高亨那樣贊的商鞅多么順應歷史潮流，貶的孔丘多么冥頑不化，就是像人權分子那般批判商鞅殘忍恐怖濫殺無辜。的確，商君如此大才，又開創先河冒天下之大不韙開始如此轟轟烈烈的一場改革，是注定要承受后人的大褒大貶的。

　　我對商君，尊崇有之，敬服有之，批判有之，更多的.，是理解。我理解他治國強兵的夢想，理解他強國等于利民的邏輯，理解他劍走偏鋒的想法與膽識，更理解他作為改革先鋒的孤獨與壓力。他不是殘忍也不是嗜血，只是為了效率和成功運用了極端的手段試圖糾正他認為的社會弊端，只為了心中那個兼濟天下，造福蒼生的夢想。在他心中，開始的犧牲（況且犧牲的是法律定義有罪之人）是為了最終造福天下千千萬萬的無辜（法律定義）子民。當然，這對那些沒有犯罪被連坐的人們（道德定義為無辜，法律定義為有罪）也許是不公平的，如果我身為其一自然也會怨憤不已，但我還是要說，評價這件事情的功過得失不能只用放大鏡對準了國家和個人之中的某一方。事實是秦國風氣清明，繼而掃滅六國統一了天下，消弭了六國相爭的戰禍，的確是給烽火中受苦的人帶去了福祉的。至于秦后來施行的所謂暴政和秦二世的昏昧荒誕導致的秦末農民大起義則另當別論，因為那是其他因素導致的災難而并非商君所愿。

　　商君值得批判的地方自然也是少不了的，從社會文化發展的角度來說，百家爭鳴，貿易互市，興辦科教都是有利社稷的活動，為了人民專心務農而全部取締自然也是不合適的。物極必反，任何一方面過分發達自然都會限制其它方面的發展，從而帶來某種災難。宋朝重文抑武，文化發展璀璨而獨樹一幟，卻在金人的鐵蹄之下只能龜縮在江南一隅，使得北方百姓飽嘗戰亂之苦，其功過也是兩說的。

　　人類文明只能在不斷的嘗試和修正中前進發展，當然所謂的前進發展也未必是合理的方向，而是多方勢力的較量中不斷有占領上風者，控制了政治法律使之更為自己服務罷了。而前進發展的動力和方向則源于前人的經驗教訓，這也是研究歷史的價值所在。后人沒有權力在知道事態結果，或是只看負面影響的前提下去指責前人的不是，尤其是商君這種沒有多少歷史可以參詢的前人；商君的后人又有沒有人能保證自己完美得不被自己的后人所指責呢？

　　附上非常喜歡的大秦帝國歌詞一首：

　　涇水清渭水黃是誰泛舟五湖上挽起女兒一抹霞挽不住西山墜斜陽天蒼蒼地茫茫是誰暗夜唱秦腔花旦跟著老生走一半嫵媚一半悲涼狼煙邊關起上馬披戰衣今生無緣今生別來生老槐樹下還等你大風起兮云飛揚四海縱橫本無疆懸崖勒馬的是將懸崖不勒馬的是王

　　《商君書》讀后感篇2

　　又在網上看見所謂品人專家批判明朝皇帝的帖子了，美其名曰不帶民族偏見，應當承認康熙雍正強于明朝皇帝，還道歷代帝王就屬明代最差，事實果真如此嗎？若明朝的皇帝個個昏暴懶庸，大明自朱重八起事以來何以維持近三百年之久？嘉靖數十年“不理朝政”又何以自如地駕馭群臣，穩坐皇位四十五年之久而僅次于萬歷？論到康熙雍正的勤政愛民，明太祖八天內批閱一千六百份奏章，事事親歷親為，又哪里比不上康雍二帝？做皇帝有做皇帝的藝術，人盡其用才是棋高一招。勤奮放在個人奮斗也許是美德，可用于帝王身上則是政體不健全導致帝王必須親歷親為的敗筆。真正偉大的帝王，如劉邦，自身可以是流氓草包一個，但只要具備超凡的凝聚力，卻能網羅天下英才盡數為之所用，這才是真帝王。

　　此位專家還頗為喜愛賣弄學識，商鞅也不幸被其所品，落得個殘忍濫殺，針對百姓的惡名。商君的確是主張用權術統馭百姓鞏固政權(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之，論榮舉功以任之，則是上下稱平。上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可是統馭百姓不等于反對百姓；鞏固政權也不等于犧牲人民，權術更不等同陰謀，這個邏輯關系一定要理清楚。貫穿全書，商君都在論述如何富強國家造福百姓，這就是很好的證明。當得起暴君酷吏之名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其初衷是為了盤剝百姓而自己得益，以壓迫榨取為目的。有句話形容的很恰當，商鞅是個一生“盡公不顧私，極心不二慮”的人。在他的心里，強國和利民是統一的方向，需要君主和百姓心無二致地齊心努力。

　　商鞅或許是把人心簡單化了。在他眼里，人民生來就為追名逐利，并無二致(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他對于名利的論述甚為詳盡：

　　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民之生，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下失臣子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性之常，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

　　一個個人民在商鞅嚴重儼然變成了一臺臺機器，只會按照大自然為他們編寫好的程序，也就是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溫飽解決了就追逐名利的復制品。因為總結出人性的簡單，商鞅主張用權術賞罰來調控人心的簡單喜怒志欲，使其無一例外地變成忠心為國的助推器。

　　如此實用主義的論斷自然招致非議。商君此論，將詩書禮樂，天道人倫至于何地？人與野獸何異？可是請仔細想想，身邊的事情不夠參考就以史為鑒好好照照，人類，尤其是當個別特立獨行的人類湮沒于滾滾人海之中時，何曾跳出過追逐名利的循環？談到法律系統，憤世嫉俗一點我甚至能說，法律，尤其是過于寬松的法律，不是給予善類保護，也不是給予惡類警示，而是給予惡類或企圖作惡的人類一個公式計算自己如何能通過卑劣行徑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被法律制裁。身邊的例子不勝枚舉，路上的司機有幾個不曾暗忖自己最多能開到多少時速而不被交警攔截？人類在作為一個整體接受評判的時候，為溫飽等基本問題困擾的時候，溫飽解決之后思索淫欲的時候，享有榮華富貴卻貪心不足的時候，在太多太多的時候千萬不要高估了自己，我們就是商鞅筆下的千篇一律。

　　拋開大眾定律不談，特殊如千古贊頌的人物就能逃脫追名逐利的本性嗎？未必。讀明史認識了方孝儒，那個死忠為國，大義凜然，寧死不屈的形象，那個寧可被誅十族也拒絕低下高貴頭顱的人物，我想沒有人會不為之動容。我們唏噓于方孝儒的堅貞不移和永樂帝的心狠手辣，男丁一律誅殺女眷無外充官。可是當我們把方先生放到他所在的歷史環境來看，貫穿他的一生聯系各類事實來看，卻又能得出另一種結論。首先，他效忠的是建文帝而非大明王朝，更非天下百姓，就像他自己所聲稱的那樣，因為歷史證明朱棣是一個比朱允炆稱職百倍的皇帝。此種愚忠守之何益？全名而已。第二，朱棣南下節節勝利的時候，方先生正在深宮之中同建文帝研究復古，研究更改官名，應戰不力加上識人不明，此其二過。其三，在大殿直面朱棣之時，方先生竟說出誅十族亦何懼的賭氣之言，無端端地葬送了朋友門生的性命，所為何來？還是名聲。名聲他終究是得到了，直到現在人們提起方孝儒都心生敬佩，可是因他喪命的親友家眷呢，卻是永遠地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之中了。

　　書生誤國，看來這句話并非空穴來風。

　　《商君書》讀后感篇3

　　傳說老毛讀過這本書，沒有作任何評論。在讀這本書時，最開始其實有點枯燥，除第一篇時的《商君書—更法》中特別讓人振奮。其它篇幾乎都是再講其治國之策，通篇都有講“壹”，講“重刑輕賞”，講“法”。這些無疑是商君最重要的思想了。

　　一、革新思想

　　商君書中最能體現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過于第一篇《商君書—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復”“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并進一步指出“圣人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信而為更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時而行之則不干”。并立論“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譏諷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現在讀來令人唏噓不已，千年過去，還有這么多守舊之人，實在令今人汗顏。

　　二、制度、律令思想

　　在《商君書—壹言》《商君書—賞刑》中有專門的論述。商君的“壹”思想，用他的話說叫“壹賞、壹刑、壹教”。大體講是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高度統一。此很讓人聯想到我們現如今的所講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當然了只有些許類似，不是相同。從思想上來講，于戰國時百家爭鳴，商君沒有對各家各派的思想進行一個點評，但是其在書中指出的六種“虱害”“國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如“八者”指的是“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對于各種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想從秦孝公時秦為戰國一雄到秦始皇一統華夏，商君的這個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國》影視劇中有一個有意思的情節，就是秦孝公去逝后，秦代的后繼之君問于商君秦國變大那些押罪犯的時間太短了，是否要修改，而商君說修改秦法要等國家穩定，秦法推廣有一定的時間才能改。而后來的陳勝、吳廣之輩卻正是因這事而起義，實在是孫先生在寫作進的一個巧妙之處，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后來國君者中只有對于國內人民的賞刑，在對外征戰的勝利與喜悅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這個重要思想。唉，實在是悲哀。

　　書中對于組織的構架中有《商君書—境內》《商君書—修權》篇等等。里面對于法，商君有言“農戰”有功皆有賞，而對于傳統的世代貴族，或者新貴族是采取同等對待，商君有言“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書中對于權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國家治理有要重視三個方面“法”“信”“權”。其解釋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商君似乎想達到新的政治上的動態平衡。其中對于臣下的制約是夠的，而對于君主的制約，則是不夠，商君只能說是作為君主不能“釋法任私”，如果拋棄法則于國家來講會有危機。于古代君主思想來講的確是一種進步。但也為君權獨攬撒下了種子。不能苛求古人，對于秦的幾千年再無商君和秦孝公這種超級搭擋實在是一種遺憾啊。

　　在對于法的執行上，商君提出“連座”、“無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處理，不放在明天。即時辦理）等思想，像“無宿治”思想還是值得現在學習的。其還有關于法律的執行的還有在各級行政部門都回有負責法律的專門人員，這些對于法律的執行來講，此種政治的執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國不強都難。

　　三、商君對于人民的體察

　　對于這個方面來講，商君雖然有一些早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對于處于戰亂時的人民來講也實在是一種進步吧。從現代人的一般的思維來講，實行“重罰輕賞”對于人民來講就是“苛政”。可從商君行法效果來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從《史記》等書可看出商君行支雖嚴，但是公平。賞雖輕，但是有希望。就戰國時最大的災禍來講，莫過于戰爭了。而商君思想來還有有一部分與道家有關，比如其有言“明賞之猶，至于無賞；明刑之猶，至于無刑；明教之猶，至于無教也”，在這里，商君對于戰的思想是戰爭之猶，至于無戰吧。就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樣。只有通過戰爭達到統一，才能達戰事的少，乃至于無。秦用百年時間完成了統一，雖商君之法或者各種原因致苛政戰亂，此非商君所能預計，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對于民眾的重視非有以人為本，而是人民對于國家的重要性一點來講，其所講的“法者，所以愛民也”，就是“圣人為國也，觀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則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與國家的聯系更加緊密。于個人來講必有家庭、家族。而于個人、家族、家族來講最重要的莫過于榮譽。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賞賜，對于一個普通人民來講都是夢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給他們實現的一條路就是“農戰”皆有功。且“賞隨功，罰隨刑”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這樣商君就將人民團結起來了。加之人民對于自己國家的熱愛，使國家的凝聚力增強不少，對于國家的實力的增強會有重要的意義。

　　四、商君的思想

　　最后我們將儒家與法家進行對比一下，特別是與商君之法進行對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獨”，提倡用仁義來治國。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種災害“辯、慧、禮、樂、慈、仁、任、譽”，再來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種災害：“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這些是儒家等奉為至寶的，在商君看來是于國無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點，即人類追求名利、淫佚，而作為儒家之學只是“看上去看美”沒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個人的自覺與修養，儒家所謂智善仁義并不能徹底的根除，于是商群采取了一個策略，即“重罰輕賞”。其還指出“凡賞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種人際關系或者新型社會關系即“賞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遠，不失親近”。

　　同是對國家的治理，儒法兩家所采取的方式卻不相同，儒家希望的是能過修養和君主施行仁義，而商君則認為靠嚴密的法治律令來讓人民規范思想行為，兩者的所選方式因此而不同。儒家講仁義，求仁而未得仁，而法家講法，行重刑而得長治。兩者都選擇了一個極端的方式來實踐，可兩者都失敗了。如何治理國家，怎么治，如何把握這個度仍是我武至今要面臨的問題，值得深思！

　　讀完此書，深深折服于商君，想起幾千年的歷史，不禁唏噓不已···

　　《商君書》讀后感篇4

　　為什么封建專制一口氣兒在中國大行其道2000多年？那是因為儒家"三綱五常"流毒讓中國人中毒太深；為什么儒家能夠深入中國人的骨髓和靈魂？僅僅是因為儒家文化獲得歷代封建君主大力推廣？難道中國老百姓都是喂什么吃什么的病人？現在有答案了，還有法家的幕后黑手在助推！改革開放的一大成就，大概就是過去只有帝王才能看的書，咱們也能夠看到了！最近就有這樣一本j書現世，暴露了中國2000年封建專制的不傳之秘。這本書就是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書》。最初公開講解這本書的人，我們也應當記住，他就是上海電視大學中文系主任鮑鵬山。《商君書》就是有名的天下第一j書，過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歷代君王和準君王才能讀到。讀了這本書，你就會明白，當年那個北方落后的蠻夷之國秦國，為什么能在短短的14年迅速崛起，最終摧枯拉朽般地統一六國？也會明白，歷代君王為什么會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個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書》書，不到三萬個漢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國手段的細枝末節，闡述得頭頭是道，深刻到無以復加。《商君書》既講道理又講辦法，真的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哪怕你目不識丁，只要聽一遍，你就可以當皇帝了！更令人震驚的是，《商君書》闡述的依法治國，集法家的丑陋和陰損之大成。《商君書》本身，就這么成了空前絕后的"嚴刑峻法"，讀了讓人不寒而栗！

　　從零星的史料中，我們偶爾可以看到秦國士兵的恐怖形象——一個個腰里拴著人頭。開始我總是不大敢相信，難道秦兵個個都是殺人狂？讀了《商君書》才知道，這絕對是可能的。

　　《商君書》的《境內第十九》實際上是個士兵獎勵細則。這個細則，就是以人頭數量來作為獎賞標準的。

　　《境內第十九》說，"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這句話意思是說，"百將，屯長在作戰時如果得不到敵人首級，是要殺頭的；如果得到敵人三十三顆首級以上，就算滿達到了朝廷規定的數目，可以升爵一級。""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這句話意思是說，"軍隊圍攻敵國的城邑，能夠斬敵人首級八千顆以上的，或在野戰中能夠斬敵人首級兩千顆以上的，就算滿了朝廷規定的數目，所有各級將吏都可得到賞賜，都可以升爵一級。軍官舊爵是公士的就升為上造；"（譯文）

　　這種赤裸裸的"人頭獎勵政策"，徹底把秦軍打造成毫無人性的野蠻之師！秦始皇統一中國的代價，是22場大戰，斬首181萬。這個數字，還僅僅是有據可查的。秦軍為何狂殺俘虜？明白了吧？

　　世界上多次出現過文明民族被野蠻民族征服的歷史倒退，從東方的秦滅六國，蒙元和滿清征服中原，到西方的古羅馬毀滅古希臘文明，日耳曼人滅掉古羅馬文明，都是驚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殺戮政策，把士兵變成戰爭的機器！文明之師，豈能是野蠻之師的對手？

　　《商君書》禍害最深的，還得說是治國之術，而其治國之術的核心一是毀商，二是弱民。《商君書》主張禁止糧食貿易，商人和農民都不得賣糧，甚至連為商業貿易和人口流動服務的旅館業也予以鏟除。人民都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為農民。人民不能離開半步，無法獲得知識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為君主的生產工具。

　　毀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書》認為，"有道之國，在于弱民"。通過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實行一教，統一思想，進行思想控制；通過剝奪個人資產，讓民眾依附國家；通過辱民，貧民，弱民，使人民貧窮，軟弱，實現民弱國強。如果還有強民依然沒殺光，還有殺手锏——發動戰爭，通過對外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這幾點，就是中國歷朝歷代君主治國馭民心照不宣的詭秘暗器，是他們不惜以民生的代價來化解內憂外患矛盾，獲得長治久安的看家本領！

　　讀到這里，所有的中國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為什么中國歷朝歷代君主都重農輕商？為什么中國的土地一直是國家所有？為什么中國長期皇帝一人威嚴可以壓過全國的百姓？為什么中國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為什么中國民眾沒有話語權，文字獄在中國越演越烈？為什么中國官員一直身兼一方官吏和教父的雙重責任？為什么中國總會"恰到好處"地發動對內和對外的戰爭？為什么中國人和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無關？為什么中國人的身體素質一直比西方人差得多得多？為什么歷朝歷代中國不允許老百姓擁有兵器？為什么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沒有財產給后人繼承？為什么中國歷朝歷代禁止民間習武？為什么中國功夫師徒傳承要有嚴格的師徒關系（背叛師傅要清理門戶）？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漢唐和東晉），中國人徹底失去了張揚的個性？為什么人類現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國出現？同樣的問題可以繼續羅列，但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君主專制！這就是嚴刑峻法！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悲哀，是歷史選擇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沒有消失，而是通過商鞅的《商君書》的傳承在封建專制君主的腦袋里。得勢的法家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法家的變種——為了一己私利揮刀自宮的奴才法家。帝王們一直在用法家的"陰和損"，在幕后操縱著中國的興與衰；中國的法家，就是變法兒整人的；中國的儒家，就是用臆造的"天理"愚人的。法家把中國人整傻了，儒家把中國人整愚了！兩者沒一個好東西！

　　中國的儒家能在漢朝以后深入中國人的靈魂，也就不僅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勞了。在"嚴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國人也就只能從《三綱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點可憐的心靈安慰。這一點，中國和歐洲的中世紀異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蠻民族的入侵等天災，人禍面前，歐洲人也只能從宗教中獲得了心靈的救贖。

　　《商君書》這種的皇帝枕邊書，西方人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杜撰出來。這就是意大利人馬基雅維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論》（1513）。不過，馬基雅維利的"智慧"顯然比不上商鞅。馬氏不過強調君主應該拋棄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陰謀治國。無論是歹毒程度和陰損力度，《君主論》都遠遠不及《商君書》——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國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出現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他的倒行逆施謬論一出籠，就受到廣泛的譴責。馬基雅維利本人，也被指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騙和陰謀的同義詞。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除了擁有拿破侖，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幾個粉絲，在歐洲根本沒有市場。

　　商鞅所在的春秋戰國，也是一個變革的時代。春秋戰國到底應該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現在也難有定論。長期以來，秦始皇統一中國是歷史必然趨勢的論調，占了主導地位。這種觀點，實際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贊美之詞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國第一位改革設計師的地位，也因此無可撼動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見，商鞅落得個"五馬分尸"。但他們都獲得后世連綿不絕的贊譽，你不覺得奇怪嗎？贊美商鞅，是替皇帝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

　　《商君書》是中國人最“偉大”的發明。遺憾的是，這話是對中國帝王們說的；對民眾來說，《商君書》是中國人噩夢的開始。秦朝以后，中國人最終變成了肢體羸弱，只知道盲從和服從的另類民族和大國愚民。等到中國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時候，一切已經恍如隔世——我們已經看不懂了！

　　《商君書》讀后感篇5

　　商鞅為了秦國的崛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犧牲了自己。他留下的《商君書》是反映法家政治思想的一部巨著，突出的變法革新主張是全書的思想精華。我就幾個篇章中的思想談一下自己的感想。

　　在《更法》篇中，商鞅對于秦孝公擔心變法會招惹天下非議的顧慮，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的回答，指出只要對國家和人民有利，就沒有遵循古法的必要；對于甘龍等人認為遵守古法便于國家治理的說法，商鞅則以“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事實進行了辯論；而對于尊古就不會犯錯的保守態度，商鞅也以“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后于時，修今則塞于勢”對其進行了駁斥。

　　在《開塞》篇中，商鞅更從人類發展歷程的角度出發，論證了在當時環境下只有變法才是唯一的強國之路的理論。這種以歷史發展來研究政治的眼光，表現出了商鞅思想的進步性。《商君書》中大多篇章都提及了有關軍事的內容，體現著鮮明的重農重戰思想。它指出，在當時的環境條件下，戰爭的成敗關乎著國家的存亡，要想立足于天下，就必須參與戰爭，重視戰爭。《畫策》篇中說道“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就充分肯定了戰爭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它還強調了農耕的重要性，認為這不僅是確保戰爭勝利的物質基礎，同時也能讓人民安居故土，為了保家衛國而戰。此外，它還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戰略戰術，認為任何戰爭都要量力而行、謹慎用兵，要懂得權宜變通，強調士氣在戰爭中的作用，等等。

　　在《商君書》中，無論政治、軍事，都表現出一種重刑輕賞的態度。在以商鞅代表的法家看來，只有重刑法、輕賞賜，人民才能愛護君主，愿意為君主付出切，國家才能富強；相反，如果輕刑法而重賞賜，人民就不愿意聽從君主的號令，國家就會產生動亂。這種思想在《開塞》、《錯法》和《去強》諸篇中都有集中體現。重刑治國是法家的重要思想特征，而且他們還主張統一刑罰：無論王公貴族還是販夫走卒，誰觸動了刑法都要領受相應的處罰。《賞刑》中說道“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這也為他的死買下了伏筆。

　　《商君書》重戰爭、重刑罰，與儒家所倡導的仁愛思想相背離。事實上，反對儒術也是法家思想的另一大特征。比如《農戰》篇說道:“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此篇更直接指出，如果以儒術為政，“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這些都充分體現了法家對儒家的強烈抵觸姿態。

　　《商君書》所體現的法家思想在我國歷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它在定程度上推動了歷史發展的進程。但從客觀的角度來看，它也體現了必然的歷史局限性，比如它將戰爭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這顯然是極端的，也是片面的。而它強調“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的觀點，也體現著嚴重的落后思想意識。

　　《商君書》讀后感篇6

　　《商君書·更法第一》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秦孝公想要變法，征求身邊臣子的意見。大夫甘龍和杜摯表示反對，認為官吏和人民都習慣舊法，應依據舊法治理國家。而商鞅則極力支持變法，他認為法律與政策應該與時俱進，符合時代的需要，而不能一味效法古人。秦孝公對于商鞅的說法大為贊賞，決定變法。依據《史記》，新法組織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實行連坐政策，爵位、俸祿都依軍功大小而定，獎勵耕織生產。法令實行十年，秦國人民十分高興。路上不會拾取別人的遺物，山中沒有盜賊，家家富裕。人民勇于替公家作戰，而厭惡私人打斗，治安情況有很大好轉。變法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商鞅與秦孝公的討論反映了與時俱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思想。這種思想可以從很多方面得到驗證。莊子認為，萬物的量是沒有窮盡的，時序是沒有止期的，得失是沒有一定的，事物的終結和起始也沒有定因。因此，世上萬物都具有局限性，既不存在絕對正確的事物，也不存在絕對錯誤的事物。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否，是由時間、空間等多方面因素決定的。所以，一切事情都受限于時間、空間、歷史條件。韓非在《五蠹》一章中寫道：“刑法不過是結合當時人情風俗行事。所以政事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措施也要適合已經變化了的政事。”說明的也是這個道理。

　　有很多實例可以表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非常重要。“減灶”與“增灶”，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卻都取得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將領能夠結合具體情況、利用敵人的性格特點。戰國時魏將龐涓率兵攻打韓國，齊王派孫臏抵抗龐涓。孫臏利用龐涓的驕傲自大，采用“減灶”法來麻痹他。孫臏進入魏國領土后，最初建十萬個爐灶，第二次建五萬個爐灶，第三次建兩萬個爐灶。致使龐涓以為齊國軍隊潰散，率兵追趕，最終中了圈套，被孫臏打敗。三國時期諸葛亮與司馬懿對峙，計劃退兵，又擔心司馬懿追趕。他利用司馬懿謹慎多疑，采用“增灶”法讓司馬懿產生疑慮。命令道：“營內一千兵，首日掘兩千灶，次日掘三千灶……每日退軍，增灶而行。”致使司馬懿誤認為蜀軍表面退兵，實際在暗中添兵，因此不敢發動攻擊，諸葛亮得以安全退軍。由此可見，結合具體情況靈活制定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宋國農民平白無故在樹下撿到一只撞飛致死的兔子，就放棄農活，等在樹下，希望再撿到兔子，但他沒有如愿。他不懂得變通、一味因循守舊，是注定要失敗的。

　　盡管《商君書·更法第一》中講述的事件離我們已經很久遠了，但是其中商鞅倡導的與時俱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思想對于當今社會仍然具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

　　從國家的角度來說，現在許多中國人都在提倡學習美國，但是美國與中國存在著歷史、社會背景、發展狀況等各方面的差異，適用于美國的政策未必全部適用于中國。只有對于中國的境況進行透徹的了解與分析，才能制定出最適合中國發展的政策。

　　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如今社會競爭壓力大，家長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擁有一技之長。有一些家長看到別人孩子學什么就讓自己孩子學什么，這種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每一個孩子都具有獨特的天賦，家長應該根據自己孩子的天賦，尋找到適合他學習的東西。一味的順應大流，對于孩子的發展是沒有裨益的。

　　從學習的角度來說，學生的特長與弱點各不相同。有的人適合學文科，有的人適合學理科；有的人適合學代數，有的人適合學幾何；有的人適合死記硬背，有的人適合理解性背誦；有的人適合在早晨學習，有的人適合在晚上學習。每名學生應該結合自身情況，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科目和學習方法。

　　總而言之，當今是一個技術進步快、環境變化大的時代，認真領會《商君書·更法第一》中闡述的“與時俱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思想，對于我們的工作與生活都大有裨益。

　　《商君書》讀后感篇7

　　人類社會發展根本在于科學技術的提升，而科技的提升也不僅僅只是科技提升而已。人類想要通過科技發展來發展人類社會，同時要需要各方各面的配合，甚至在通過一個方面的配合的情況下令科技提升的同時提升這個方面的發展，以至于達到科技發展和這個方面發展的、螺旋發展上升連鎖良性發展模式，所以說社會發展其實是一個包含科技發展在內的多方面螺旋發展模式。而人類的社會發展而主要有科技發展、勞動經濟、生活空間的物質發展，和思想主義、階級劃分、社會制度的精神發展的這么六大發展方面。

　　其中三大物質發展具有不可抗力的前進性，而精神發展才是人類主要促進人類社會發展的源動力，尤其是社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促使我們人類真正前進的最主要的根本。

　　中國在伏羲部落入主中原與女媧部落結成華夏之祖后，中國華夏人便一直著力建設完善的社會制度來發展好自己的生活。就在堯、舜、禹建立了初步的道德規范、法律法規、社會制度后，中國才在夏建立的國家下真正開始大發展。直到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期，中國各種思想才完成了第一次厚積薄發的躍進。

　　而《商君書》就是在春秋戰國這樣一個思想活躍的氛圍中，出現的中國第一部社會制度的奠基之書。

　　在《商君書》中通過社會關系和問題的各種現象、與商鞅對這些事情的理解，創造出了商鞅系的社會制度體系——君主郡縣體制。

　　《商君書》讀后感篇8

　　半年前在網上看到一個學者講《商君書》的，說《商君書》在很多朝代里面只有君王才能讀，引起我的極大的興趣。。。最近在網上下載一個老版本的，看了一下。有很多地方確實不可理解。比如他提出了，國強民弱，國弱民強的觀點。開始讓我很迷惑不解。

　　仔細想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當一個國家的財富被政府拿的多的時候，民眾就拿的少一點。當民眾財務上不自由的時候，談什么理想，談什么抱負都是瞎扯淡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讓你一直窮下去，你就一直獨善其身。反觀富人是非常自由的，可以用腳來投票。這個國家不想待了，我去別的國家。富人都是能力強的人，一旦他們走了，這就是《商君書》上所謂的去強，當有能力的人都走了，這個國家就會更容易管理，更容易統治。

　　《商君書》上強調一個國家要強大，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奴隸。看過《商君書》，你就會對中國種種的現象有很好的解釋。

　　《商君書》讀后感篇9

　　《商君書》也稱《商子》，現存24篇，戰國時商鞅及其后學的著作匯編，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

　　《商君書》的文體多樣。議論體有《農戰》、《開塞》、《劃策》等十數篇，或先綜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綜合，兼用歸納演繹，首尾呼應。有時也運用比喻、排比、對比、借代等修辭手法。《徠民》篇運用了“齊人有東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強說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說明體有《墾令》、《靳令》、《境內》等篇，是對秦政令的詮釋。辯難體有《更法》，通過人物對話相互駁辯來闡述中心論點，司馬遷錄入《史記。商君列傳》（文字有改動），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張。

　　關于《商君書》的作者，學術界頻有爭論。一種意見認為《商君書》基本是偽書，持這種看法的有郭沫若、黃云眉、顧實、劉汝霖等。另一種意見是基本肯定《商君書》的作者是商鞅，持這種看法的除史志的編著者外，還有呂思勉、譚獻等人。第三種意見認為，《商君書》是商鞅遺著與其他法家遺著的合編，此書非作于一人，也非寫于一時，持這種看法的有高亨等人。的看法是，前兩種意見有些牽強，第三種意見有一定道理。《韓非子-五蠹》篇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這說明商鞅確著有此書。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引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這與《商君書-靳令》、《說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最后說：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商君書》正好有《開塞》、《農戰》篇，這說明韓非、司馬遷所見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書》中。但此書在后人編纂或流傳過程中，攙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論，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遺產的精華，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商君書》讀后感篇10

　　《商君書》該不該讀，人們多取決與商君本人，有意思的是，歷史上對商君評價與看法，多是非黑即白。司馬子長說他：“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于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記商君列傳》)。有人看了這段說：“司馬遷到底是文人，說商君殘忍少恩，見解太幼稚了!”司馬子長對史實之認真，從古至今似乎沒幾個人質疑過;然而汗武帝以后“獨尊懦術”的風氣，同商君說背到而馳，因此《史記》中對商君的評判未免有失偏頗——隨著政權主張倒是文人史官們的慣性，司馬子長多少還算另類的一位。相反地，李斯則說：“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史記李斯列傳》);王半山則有詩言：“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同是褒揚，李斯有李斯的立場，王半山有王半山的眼光。李斯是秦相，強調法度;王半山是改革家，強調變更——就如同“父親是科舉中人，要看‘板條’;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據。”——各有各的主意。此是謬談。

　　《商君書》歷來號稱文筆古奧， (讀書筆記 )原因是流傳過程中脫文錯簡十分嚴重，并且其書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導致體例雜蕪，再加上近世學術界有“《商君書》精義較少，欲考法家之學，當重《管》《韓》而已。”(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使人對此書興致大減。

　　然而在這個所謂“法制”社會，《商君書》還是很值得一讀的。雖然《商君書》在許多方面尚不完備，但是古今中外，哪一部律法是沒有漏洞的呢?

　　讀完《商君書》，實在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好在作者多用前因推后果的句式，理解他的政治目的，并不十分艱難。只是全身心地錙銖積累，恐懼煞費神心，讀來并沒有太大的樂趣，想畢我不是研習政治的材料。

　　儒家的學說一直以來都被奉為精辟，其主張不言自知。我從不將《孟子》同《商君書》置于一處，迂腐地覺得他們水火不容，恐有鹽鐵之爭——法家對儒家的稱呼實在叫人觸目驚心：“國貧而務戰，毒生于敵，無心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于內，有六虱，必弱。”(《商君書靳令第十三》)“六虱”即指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的思想，《商君書》對儒家的概論基本上是“對內人治，對外非兵”。事實證明，儒家學說在盛世尚可招攬民心，在亂世則是大大行不通的。而儒家則慣言法家刑法過于嚴苛，“畜怨積仇比于丘山”。(《史記集解》引《新序》)。不過，無論如何，商君確使秦由弱轉強，“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稿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蘇東坡《商鞅論》) 的見解是不客觀的。

　　秦孝公登基之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 (《史記秦本記》)。于是日夜思想重振旗鼓，求賢似渴。因而“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史記商君列傳》)。商君三說孝公，最終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 (《史記商君列傳》)。然而秦欲變法，孝公恐天下議己，于是有了革新派與守舊派的激烈爭論，這便是《商君更發第一》，其間商君與甘龍、杜摯之辯足可見其駁說之才。首先，孝公同鞅、龍、摯共討國事，提出：“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的擔憂。于是商君鑒引“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戰國策趙策二》)之言，“遇者暗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之語，“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之說勸諫孝公，繼而提出“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其關鍵在于“可以強國”、“可以利民”，遂可以“無顧天下之議”。甘龍以“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駁之，希望孝公沿已有法度，重申“人言可畏”。然而孝公之志，并非徒沿秦族，而恐是一洗前恥，復穆公霸業，因而商君說甘龍之言，世俗之言也，“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認為其論過于死板。商君之辭，重心在于“三代不同禮而王，王霸不同法而霸。”他不是為了說服、駁倒甘龍，而是令孝公不再猶疑不定，于是拿王霸之業而勸說，對于秦公來說，十分具有說服力。而杜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之言，恰恰給商君一個表明變法之憂的契口。結果不言而喻，孝公說：“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樂之，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這便是變法的第一步。

　　有了痛下決心，變法之路任重道遠。強秦變法的第一要務，便是農業。《商君書墾令第二》便列出了細致的強制務農政策。墾令，屬法令，此篇卻像呈予君上的諫書，曉以利害，層層推進，因果相連，雖然是強制法令，卻極在說服力。其中一段最為有趣，可起到諷今之效，現錄如下：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余日。邪官不及為私利于民，則農不敗。農不敗而有余日，則草必墾矣。”

　　“宿治”即官吏拖延政務。讀到此突然聯想到神秘的“有關部門”，不禁一笑——此是笑談。此處若將“無”理解為“沒有”，那么這一篇甚至這本書就沒有什么意思了。“無”應當是“不允許”，表禁止，這樣法令才有了意義。然而官員拖延政務不辦之事，從古到今，層出不窮，目的是“為私利于民”，問題就出在這個“無”字上，如無嚴法苛刑，則無“情不相稽”，則無上下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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