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制度》讀后感范文
20XX年7月18日，為慶祝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時年98歲的科斯（19XX～20XX，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飲譽世界的“科斯定理”創立者，西方最關注中國經濟改革研究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張五常的師友），在芝加哥大學舉辦“中國經濟改革研討會議”，邀請張五常寫一篇開場論文，發言時長2個小時。時年72歲的張五常，20XX年接到任務，用了一年時間，完成了這篇《中國經濟制度》，作為他學術生涯的封筆之作。
“多年來我擔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路自己不知道，寫出令人尷尬的學術分析。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這樣的不幸。就算自己得天獨厚，跟大自然斗法是斗不過的。《中國》一文是得意之作，向前看，這樣水平的學術文章自己無法重復，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終結，仰天大笑，不亦瀟灑乎”
科斯以研究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著稱于世，張五常上世紀70年代末，受科斯關注中國經濟改革的鼓勵，回香港大學任教，從此成為中美經濟理論溝通的橋梁。其學術以新制度經濟學，現代產權經濟學為主要方向，以基礎價格理論解釋世事，縱橫天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張五常說：“如果來說這其中的問題，我可以在一周之內寫出一本書；但是，如果來解釋中國這些年到底作對了什么？才有這樣一個經濟奇跡，對任何人而言，都是極其艱難的。”因此《中國經濟制度》，是他在近距離觀察中國改革開放30年后，集中解釋中國究竟作對了什么的學術終結之作。
他在該書中“放棄自己多年來用慣了的產權分析，轉用以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而交易費用則變為約束競爭的費用了。”因為他意識到“中國經濟制度是一連串的承包合約的組合——整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是一個龐大的合約組織。”因此有了第三節《合約的一般概念》，這是他在制度經濟學上的原創思想。
這里介紹的合約概念是廣泛的，“一個國家的*法是合約，私有產權、等級排列、法例管制、風俗宗教，等等，都是不同的合約安排。”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經濟模式是以等級排列（即中國的干部級別和行政設置以及由此而來的社會權利和義務）為主要的合約約束，這是在“資產本身沒有權利界定的情況下，需要有這種排列界定來減低在競爭下的租值消散。”解釋中國三十年來發展的重心，“是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有一種轉移：要從以等級權利的制度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或者說要從一種合約安排轉到另一種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沒有經過流血的革命而做到這種合約轉移，可以視為奇跡，而成功的關鍵，是中國用上一種剛好坐在上述兩種合約之間的另一種合約，后者稱為承包責任制。真正的奇跡可不是他們做到這重要的合約轉移，而是他們達到的一種前所未見的經濟制度。”
張先生稱贊不已的經濟制度，就是拉開中國改革開放大幕的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第四節《承包責任合約的演進》的主要內容。他認為，這種承包合約的出現，是中國市場形成的基礎。這種承包在農村的不斷推進和深化：從1978年承包責任合約開始出現，起初的承包合約中用于生產隊，19XX年合約由生產隊到包干到戶，附帶著指明的產出目標，19XX年合約條件改為農戶擔保交出一個定額，余下來的歸農戶所有。90年代初取消價格管制，直到20XX年國家取消農業稅。合約在農村的成功，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解決了大部分人的溫飽問題，并為后來的工業發展創造了大量廉價的'剩余勞動力。承包合約引用到工業領域時，遇到不少困難，但中國也很快找到了促進工業發展的方法——縣際競爭。
第五節《承包合約的擴張與縣際競爭的興起》。在這一節中，張五常指出：“中國的地區從上而下分七層，每層由地理界線劃分，下一層必在上一層之內。最高層是國家，跟著到省、市、縣、鎮、村，最后到戶。這七層從上而下是以承包合約串聯起來的。上下連串而左右不連。地區競爭于是在同樣承包責任的地區出現，即是同層的不同地區互相競爭。”
為什么在這七層中競爭的重點落到縣級了？理由是：決定使用土地的權力落在縣之手。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決定土地使用的權力最重要。沒有土地就沒有什么可以發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運用，其他皆次要。
中心問題仍在：為什么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會是那樣激烈呢？其他國家不是也有不同層面的地區劃分嗎？在中國經濟制度的合約結構中，究竟是哪些基本因素促成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的局面，從而出現了大家都見到的近于奇觀的經濟增長？回答這些問題是第六節的內容——《縣制度的佃農分成》。
張五常在1969年以名為《佃農理論——引證于中國農業及臺灣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論文轟動西方經濟學界，并獲得芝加哥大學政治經濟學獎。其核心理論是只有界定土地為私有產權，在明晰的產權制度下，允許土地自由轉讓，這是使生產要素與土地發揮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門。他引用到《縣制度的佃農分成》中，是在明解縣有土地使用權利的基礎上，通過增值稅與上級進行稅收（他認為是租金）的分成，是最符合經濟效率的經濟制度設計。
在第八節《縣現象的經濟解釋》中，張五常這樣描述，由于縣的經濟權力最大，這一層的競爭最激烈。火上加油，權利的界定的原則無處不用。縣的地理界線劃分當然清楚，而縣干部的權力與責任的劃分來得那么清晰，縣干部的獎賞按成績算，資金率足以鼓勵他們東奔西跑的招商，對他們的應酬費用也相當慷慨。今天的縣無疑是一級商業機構，性質類同的商業機構必然互相競爭。
“一個縣可以視作一個龐大的購物商場，由一家企業管理。租用這商場的客戶可以看作縣的投資者。商場租客交一個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資者付一個固定的地價），加一個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稅），而我們知道因為分成，商場的大業主會小心的選擇租客，多方面給租客提供服務。也正如商場給予有號召力的客戶不少優惠條件，縣對有號召力的投資者也提供不少優惠了。如果整個國家滿是這樣的購物商場，做類同的生意但每個商場是獨立經營的，他們競爭的激烈可以斷言。”
張五常認為縣際競爭的制度設計，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他認為中國經濟問題主要在縣無權過問的事項：貨幣制度、外匯制度、對外政策、言論與宗教自由、國家操控的教育與醫療，傳媒通訊，以及龐大的在壟斷性的國企。第九節和第十節他主要討論了這些問題，特別是匯率問題。
結語中他說：“我堅信私產與市場對社會的價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從來沒有反對過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從第一天起我反對通過民主投票來改革。”“黨領導與指揮了改革行動。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人民：刻苦、聰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們可以在今天忍受著巨大的艱辛。我不想在這里贊揚中國人，但我沒有見過一個民族可以在那么惡劣的環境下那樣拼搏——而還在笑。”
轉眼又一個十年，科斯先生斯人已逝，但張先生在十年前寫給他的這篇論文，今天讀來依然讓人震撼。20XX年一場金融危機，影響了全球經濟發展的進程。2018年，我們又要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了，按照現在的說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進入新時代。農村土地承包之后，農民的收入是不是保持了改革初期的高速增長？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計劃，一個接著一個，但我們仿佛找不到農村了。張先生在后記中擔心的《勞同合同法》實施了十年了，工人的工資有了較大幅度提高，但制造業衰退的問題可能已被您言中。縣際競爭依然激烈，但唯GDP的考核正在改變，縣際領導已不滿足于制造業招商所帶來的佃農分成利益，他們找到了一個讓土地發揮更大價值的產業——房地產。20XX年后土地財政依賴加深和房地產價格輪番上漲，給市民帶來巨大的資產泡沫和精神沖擊，中國經濟為此籠罩著揮之不去的陰影。
問題還是多得讓人憂愁，正如您所言，只要能看到明天的希望，這個民族依然要笑著拼搏向前。今天我們的希望——還是您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我們需要知道中國這四十年作對了什么？如何把對的發揚光大？而且不止是在經濟方面，還有人民關注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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