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增收是擴大內需的關鍵演講稿范文
農民增收是擴大內需的關鍵演講稿范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陳錫文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２００３年會上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使我國過去五年的ＧＤＰ年均增長了７．７％，其主要的動因是在于國內投資需求增長和對外貿易量增長這兩個方面，而人們所期盼的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卻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農民的收入增長緩慢，使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失去了多數人的支撐。也就是說，農民收入增長的緩慢對于擴大內需已經構成了實際上的嚴重制約。
作為農業問題專家，陳錫文對農業和農村的“數字”簡直是“信手拈來”。陳錫文說，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已經持續了６年，１９９７年，全國農民人均來自農業的純收入是１２６７．６９元錢，而２００１年則僅為１１６５．１７元錢，減少了８．１％，而我國在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總量，２００１年與１９９６年相比，卻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約２００萬人。從收入的角度去看，２００１年城鎮居民的收入比１９９７年人均增加了２０２０元錢，５年之內，用于食品的開支，２００１年人均只比１９９７年增加１０９元錢，顯然非常不成比例，僅糧、油、肉、菜這四個大的方面，城鎮居民２００１年比１９９７年減少了１３１．２元錢，統計去年年底的城鎮人口已經超過了５億人，如果人均減少１３０元錢的開支的話，就相當于整個開支減少了６５０億。毫無疑問，城鎮居民用于農產品的開支減少，就必然導致了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減少。我國人均ＧＤＰ不足１０００美元，出現如此嚴重的農產品過剩、價格下跌，最主要的是中國的城鎮化明顯的滯后，城鄉之間的人口分布極為不合理，購買商品農產品的城鎮消費群體占總人口的比重過低，所以才導致了農產品市場比較早的出現了這種嚴重的過剩局面。可以說，城鄉二元結構所導致的城鎮化進程的緩慢，是當前農民增收難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目前的約８億農村人口當中，有３０００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還有約６０００萬人沒能穩定地超越溫飽水平，２００１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在１０００元以下的農戶還占農戶總數的１０．７１％，而人均純收入在４０００元以上的農戶只占總農戶的１５．０７％。與此同時，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仍然在進一步擴大。２００１年城鎮居民的人均純收入達到了６８６０元，增長率是８．５％，而農民的人均收入是２３６６元，增長率是４．２％，兩者的差距為２．９：１。２００２年更為明顯，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７７０３元，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只有２７４６元，他們之間的比值擴大到了３．１：１。２００２年農民的收入增長率是４．８％，而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率是１３．４％。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改革開放之前的１９７８年，只有２．５７：１，但是去年已經達到了３．１：１，可能今后兩三年當中，這個差距仍將擴大。城鄉之間在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及消費水平上的明顯差距，既表明了我國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存在著巨大的發展空間，也反映出當前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之所在。不難看出，如果我國農民的收入和消費達到目前城鎮居民的水平，我國的國內市場至少將再擴大數倍，但眼前的實際情況卻是由于農民購買力水平低、提高慢，致使國內市場的擴大受到了嚴重的制約。
陳錫文說，在我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進入了總量平衡、豐年有余的新階段后，主要依靠農產品增產和提價的辦法已經不足以使農民增收，而鄉鎮企業的發展也正處于一個重要的結構調整期，在一般加工、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以及在必須更加注重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安全生產的社會要求下，鄉鎮企業已經不可能再靠低水平的數量擴張來實現增長。實際上，自１９９７年以來，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數量就始終未能達到自己的歷史最高水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村人口出現了大規模自發向城鎮流動的趨勢，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收入，已經成為近年農民收入增長的最主要來源。這表明，中國加速推進城鎮化的階段已經到來，自覺順應這個潮流，就可以降低農民在轉移過程中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摩擦，使農業剩余勞動力較順利地進入非農產業和城鎮就業，進一步拓寬農產品的市場容量，同時也使繼續留在農村的農民得以擴大耕地的經營規模，在優化品種、提高質量、擴大初級農產品轉化和深加工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增加來自農業的收入。因此，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結構調整，必須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舞臺，這樣才能逐步實現城鄉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為真正形成一個具有十幾億人口的巨大國內市場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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