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與和諧社會演講稿
三農問題與和諧社會演講稿
目前我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處的地位是怎樣的？大家看近年來的GDP結構，就會知道，農業占GDP的比重已經下降到15％以下，常年大概維持在14.5％左右；鄉村兩級的消費占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比重也下降到30％以下，常年大概維持在27％－28％左右，如果把縣級的消費加上，縣以下的消費占全社會商品零售總規模的38％左右。農村社會經濟總量占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縣以下現在是40％左右。盡管我們國家還有9億左右的戶籍農民人口，還有接近8億的實際農村人口，但是不可能立足于14％的農業產值，28％的農村消費，來產生足夠的稅源，維持一個比較現代的上層建筑，包括政府管理、文化娛樂、宣傳教育、衛生科技、法制建設等等方面。
如果把上面一組數據作為分析依據的話，我們現在面臨的“三農”問題的主要矛盾，就應該得出一個很清晰的被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所確定的概念，那就是：這種比較傳統的生產力，它所決定的生產關系是什么呢？這樣一種相對比較落后的經濟基礎，它所決定的上層建筑應該是什么呢？我們既不可能要求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也不可能要求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黨的宣傳工作者應該掌握的一個基本常識，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那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不是相反的。當然，辯證法也告訴我們，在某些個別時空條件之下，上層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也可以反作用于生產力。但是任何這種反作用，都必然會帶有一定的成本，這個成本從學術上說可以叫做制度成本。
因此大家也看到了，每當我們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強某個方面的農村工作，如果不能配合以足夠的財政資助，那么，當上面的任務下到農村基層的時候會帶來什么呢？往往會帶來農民負擔加重。無論是我們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還是加強其他工作，如果不給錢，就意味著讓農民來拿錢加強。我們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求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如果不給錢，也意味著農民拿錢。我們要求加強農村基層治安管理，如果不給錢，也仍然是農民負擔加重。上級方方面面的要求，到了基層，只要沒有配以足額的經費，都會意味著加重農民負擔。
究其原因，就是我們剛才所說到的，因為農業占GDP的份額已經下降到15％以下，農村的8億消費人口的消費也只占27％－28％。如此低的經濟量，產生不了足夠的財政資源，無法維持龐大的、高成本的、現代化上層建筑。
我們以往的很多問題就在于官員坐在辦公室里，或者學者坐在書齋里去想象出一個要加強什么，但客觀現實卻是，如果沒有同時安排資金，恐怕都會導致這種上層建筑和農村現實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
所以，“三農”問題本來其實并不復雜，只要把握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都可以理解為什么會是這樣的。而最后以上層建筑過度的反作用到經濟基礎上所造成的制度成本，那就是一方面農民負擔加重，另外一方面鄉村正規組織缺乏開支。而自上而下的號召，基層貫徹不了，于是乎，在有些同志那兒就認為是基層不好，甚至說一些鄉村干部都是土豪劣紳，不要相信他們。其實基層鄉村干部90％都是好的，只不過沒有足夠的財政資源，支撐這些自上而下下達的指示。
老百姓說，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這根針能不能縫得上鄉村社會的復雜問題？取決于鄉村正規組織的針眼有多大。上面那么多條線下達的任務，如果它的財政資源不夠，就意味著針眼不夠大，線就穿不進去。
我前兩天剛從河北一個農村回來，村里的干部說，我們花了20多萬塊錢，按照上級的部署搞文明村建設。部署的任務是什么呢？就是村的街道兩側搞花壇、搞綠化。上級要來檢查。這個村剛把兩側的水泥花壇砌起來，再用城里街道上常常能看得到的鑄鐵欄桿圍上，剛修到這兒，就連種花種草的錢都沒有了。可見，上級下達的任務，到了基層就變成了成本，把這個村一年的開支幾乎全都花完了，其他的事怎么辦呢？上級領導想的是很好，要怎么樣。有這么多的“要”，都給錢嗎？不給。
請注意另外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國家每年都按季公布我們的供求平衡商品和供大于求的商品有多少。大家稍加注意就會發現，國內已經沒有需求大于供給的商品。也就是說，按照一般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這就是生產過剩。隨之，就是企業普遍開工不足，無論怎么改制。當60-70％的企業開工不足、、設備閑置，連年生產過剩，在這種情況之下，怎么改制也不會有正效應。
這就是今天很多宣傳部門的同志繞不開的理論誤區，但這是現實。
無論上級怎么強調要擴大內需，占人口60-70％的農村地區如此低的消費水平，怎么能夠擴大內需呢？連老外都知道，中國是一個“大中國、小市場”。中國人口13億，但是這13億人都是有現金支付能力的購買群體嗎？當然不是。只有4－5億的城里人有現金支付的購買能力，可以是一個現代消費群體，而8億左右的農村人現在仍然屬于現金支付購買能力很低的龐大的半自給群體。中國要想擴大內需，就嚴重地受制于當前的所謂“三農”問題。
因此，“三農”問題不解決，中國維持高速增長就非常困難。到2004年，連續幾年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進出口，靠外需拉動增長，或者叫做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在不斷增加。1994年超過40，2004年超過70％。聽說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口大國，要靠外需拉動經濟嗎？但國內市場開拓極其困難，企業開工不足，無論怎么改制，正效應都難以產生。
有人說股市低靡。當然股市低靡，上市公司沒有辦法開拓市場，下屬企業普遍開工不足，股價怎么能上去呢？于是，內需不足就連帶著中國的資本市場也長期低靡，熊氣彌漫。并且，社會投資也就找不到出路。因消費無法擴大，內需無法拉動而導致的生產過剩，導致資本市場低靡，接著導致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總體上的資本過剩。接近20萬億的社會存款，至少有6萬億貸不出去。甚至到去年年底，財政資金都發不出去。往哪兒發？什么領域能夠產生正效應？
看來，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怪圈，核心就是“三農”問題。
做媒體的同志很清楚，如今，大量的農民上訪已經發生重大改變：從過去強調農民負擔重，改變為現在強調有限的資源被搶奪式的征占，那就是土地問題。
這種難以正常運行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和怪圈。中國出現資本過剩和勞動力過剩雙重過剩壓力之下的惡性循環。以往加強國有經濟、加強城市經濟發展的政策導致的偏差，使我們現在正在受經濟規律的懲罰。
因此，我個人高度評價黨中央2002年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大目標，高度認同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五項統籌，以及隨后于2004年中央強調的科學發展觀，同期2004年2月8號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務院一號文件，隨后，到2008年初，在第二個新世紀的一號文件發出的同時，中央強調了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
這些新的提法表明，中央的戰略，從2002年十六大以來，正在出現重大轉變的趨勢。
因此，“三農”問題被中央強調為重中之重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簡單的。不是因為是農村出了點上訪告狀，發生大量群體性的事件，農民反應比較強烈。不僅僅是這些。“三農”問題應該是國家發生重大戰略轉變的誘因，或者至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決定性的因素：
因為出現嚴重的“三農”問題，因為農村的上層建筑違背常識地不適應鄉村的經濟基礎，因為農業GDP的相對份額下降和農民的收入相對下降，因為農村購買力低下，無法拉動內需；因此整個經濟不得不走外需型的道路。而從長期看，這又是走不下去的。
最近，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3月份接受“中國經濟學獎”的時候，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我們以往搞改革的經濟學家，為改革政策出謀劃策的經濟學家，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不懂農村，不懂農民，也就是說不懂“三農”。他說得對，不懂“三農”，才造成今天這個局面。
看來，這不是一個部門的問題，不是農業部的問題，不是某個群體的問題，也不是單純農村的問題，而是這個國家發展戰略的問題。因此，中央提出全面小康，提出全面發展觀，提出和諧社會。大家應該看到這不是簡單的說只要為農服務，這個問題就解決了，我們需要總體上把中央所說的“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落實到每個單位和每個人的行動中間去，這才有可能化解或者緩解“三農”困境；同時帶動國民經濟轉型，實現中央所提出的目標，那就是全面小康。
所以，“三農”問題不是個別問題，不是局部的問題，而是全局問題，是戰略問題。
據說，我們是所謂“單一制國家”，那么，中央號令全面小康，號令科學發展觀，號令構建和諧社會，黨報輿論是跟上了，高級干部的說法也都轉了，但行動呢？似乎與“單一制國家”的體制不符合。例如，2004年中央強調科學發展觀，隨即搞宏觀調控，但一些人并不那么認同，尤其是在地方政府部門的行動上并沒有轉變。同理，近年來中央強調“三農”問題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哪些部門和地方在思想上和行為上真正跟上中x了呢？事實上出現了“三農”問題上頭熱，下頭冷。
眾所周知，現在有許多部門的財政資金投放的重點不在農村，而是投在了城里。例如教育的投資，變成了各個高校的大樓，能改變為往農村投嗎？農村的義務教育得到多少呢？區區7％。那么，義務教育是誰的義務呢？農民的義務，不是政府的義務。這在全世界范圍內，包括各個發展中國家都應該是奇談。沒有哪個國家像我們這樣，義務教育變成農民的義務。這種狀況當然要改。再比如醫院，大醫院一個個地大量引進現代化的設備，大量地蓋樓，財政資金都集中在城里；縣以下的醫院呢？中西部農村的鄉鎮衛生院普遍破產了。教育如此，醫療如此，其它部門難道不是如此嗎？有哪個鄉鎮的文化站還沒私有化？什么是農民喜聞樂見的節目？不要以為把“村村通”工程做到村，農民聽廣播、看電視了，文化支農的工作就完成了。關鍵是電臺和電視臺要策劃、制作出真正讓農民歡迎、讓農村社會能夠趨向和諧的節目來。
“三農”問題上頭熱，下頭冷，另外一個問題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據城市人的思想觀念設計的制度和文化，不能適應廣大的弱勢群體或農民的需求。
我近來不斷提出，在農村，現在是最有條件構建和諧社會的。為什么呢？
那是因為，經過了20世紀上半葉的三次土地革命戰爭，農民徹底消滅了地主階級，得到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政治經濟權利。而這個權利在20世紀后50年也不斷地被任何一代領導人所保障。因此，如果農村作為傳統農業社會，階級矛盾是不存在的，于是天然的具有人民內部矛盾的本質條件，而農民又會有很多自發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不使它變為過激沖突的辦法。但問題是，這些都沒在城里人的視野之內。農民喜聞樂見的，自己產生的組織是有協調作用的。如老年人協會，不僅使老有所養；老爺們跟媳婦斗氣，發生矛盾了，老年人協會過來說和說和，問題就解決了。如果按城里人的做法就得上法院，訴諸法律。如果拿這種超前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去覆蓋傳統的落后的經濟基礎，那不是制造矛盾嗎？
在大多數中西部傳統農區，處于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民想的方法可能很實際，卻往往不能見諸于報端和鏡頭；城里人討論的好多問題卻似乎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忘記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我們作為城里人，在中央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的時候，特別需要先從自我改造入手，把自己腦子里的觀念調整過來。如果大家都知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那什么事就都好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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