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集與元代南方道教的相互影響論文
虞集與元代南方道教的相互影響論文
蒙元前期，全真道成為北方十分顯赫的大道派。但元滅南宋以后，逐漸把扶植道教的重點轉向南方的正一道，從而使其發展后來居上，超過包括全真道在內的其他道派。以正一道為代表的南方道教，在政治上取得尊崇顯貴地位的同時表現出明顯的文人化與儒學化傾向。而元室扶持道教的政策及當時整個社會思潮兼容并蓄的形勢，又使這一時期的文人士大夫對道教抱有接受和認同的態度。這兩個方面互相作用，致使元代中后期的文入學士與南方道教關系甚為密切。一時間，文儒與道流交往成為一種社會風氣，直接、間接涉及道教的文學作品大量涌現。而虞集在這一文士與道教雙向互動的潮流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中國文人一般不把宗教作為一種信仰，而只當作一種知識或學問來對待，元代文人也是如此。當然，如果這知識或學問本身富有魅力，能夠使自命清高的知識群體心儀折服，它也就一定能對這一群體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而元代南方道教實際并不具備這個對士人產生深切影響的條件。南方道教的符篆印劍、齋醮祈禳本不適合士大夫階層的口味，即使它在元代趨于顯盛，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儒學化傾向后，在理論上也少有建樹。南方道教真正吸引士大夫注意的是其政治上的尊崇地位和思
想上的儒學化傾向。一個理論思想貧乏的教派是不可能
真正對社會的知識階層產生深刻的思想影響的。因而從歷史上說，盡管元代中后期道流與士流的深相結納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氣而頗為后世所矚目，但道教對文人學士的影響卻多停留在淺表層次上，其思想并未深入士大夫的靈魂深處。道教對中國古代文人的影響似乎不如有著精致的宗教哲學、高超的思辨藝術、玄妙的形上思維的佛教深遠。
由于元代文人功利性的宗教態度與元代南方道教自身理論的貧乏兩方面的原因，南方道教對虞集的影響亦呈表層化的特征。南方道教對虞集學術思想、文藝思想的影響微乎其微，對虞集最為直接的影響則表現在創作題材上。現存虞集的《道園學古錄》和《道園遺稿》中保存了為數甚多的題贈道士之作、題記名山宮觀圣物之作以及宮觀碑記、道士道行記和齋醮青詞等有關道教的作品。但這些作品中深切發揮道家義理、學術的并不多，除了一些習見的道家生活場景或典故外，它們與道園文集中其他題材的作品相比，無論在風格上還是藝術技巧上，似乎并無大的不同。另外，道教淡泊清靜、全身遠禍的教義也曾對虞集產生一定影響。這一因素與虞集在朝中屢遭權貴近臣的排擠、打擊結合在一起，使其表現歸隱、閑適之情的作品占有一定的分量。
虞集對南方道教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虞集以大量的作品弘揚道教文化，保存了許多有關南方道教的珍貴史料。虞集所僑寓的江西又是蒙元中后期道教發展的中心，張留孫、吳全節、夏文泳等道教領袖、骨干人物與虞集有同鄉之誼，關系密切，虞集常應他們延請而寫詩作文，致使虞集作品中保存了大量與道教有關的文字。在這些作品中，虞集或贊美道教名山的勝水佳境，如《賦壺洲》、《游仙游山賦詩》等;或宣揚道教法術的神奇靈驗，如《靈惠沖虛通妙真君王侍宸碑》、《處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等;或頌揚道教人物的道行高深，如《孫真人墓志銘》、《黃中黃墓志銘》等;或表示自己對神仙境界的無限向往，如《玉隆留題》、《黃堂留題》等。
虞集的這類作品不僅起到了宣傳、弘揚道教文化，擴大道教社會影響的作用，而且還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如《張宗師墓志銘》、《河圖仙壇之碑》，分別詳細記錄了玄教領袖張留孫、吳全節一生的重大活動，為后人提供了研究張、吳二人行止及當時玄教發展狀況的重要資料。《陳真人碑》是研究玄教著名文學道士陳日新必讀的史料。元代南方道教最著名的文學道士張雨，在《道藏·茅山志》和《元史·釋老傳》中均不見其名，虞集《崇壽觀碑》是現存最早較為詳細記錄張雨出處的史料。元代茅山宗的發展以蘇浙為主要基地，但在江西亦有傳播蹤跡，虞集《相山重修保安觀記》"上清法師孫慶衍，受璽書，領相山"的記載是這一論斷的主要證據。關于"符篆三宗"之一的閣皂宗，現存資料極少。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六有《蒼玉軒新記》，記延祐二年（1315），玄教嗣師吳全節奉旨代祠東南名山時，曾至閣皂山萬壽崇真宮，憩于其中之蒼玉軒，見其年久失修，勉其徒葺之。由此可見，閣皂宗至元代已趨衰落，大概不久即合并于正一道。元代南方道教，還有神霄一派。虞集《靈惠沖虛通妙真君王侍宸碑》是現存研究這一道派由宋入元傳衍情況最為重要的史料之一。而《道園學古錄》卷五十的《黃中黃墓志銘》一文，則幾乎是今人研究元代凈明忠孝道第二代傳人黃元吉的惟一史料。 虞集與全真、真大、太一等北方道派也有一定接觸，因而其文集中也保存了不少這些道派的重要史料。如《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六的《白云觀記》和卷五十的《孫真人墓志銘》，分別為全真道掌教祁志誠和孫德６作，因而也就成為研究祁、孫二人的重要依據。在陳垣先生對全真道繼孫德彧之后兩任掌教的考證文章《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華書局1962年版）卷二《全真篇下》中，《河圖仙壇之碑》的有關記載曾為其提供重要的線索。臺灣學者袁國藩在其《元代真大道教考》（大陸雜志史學叢書第四輯第四冊《宋遼金元史研究論集》， 臺灣大陸雜志社1970年版）一文中說，元代真大道教的史料散亡頗多，作者雖經十年力積，也僅得二十余條而已。而在作者開列的二十四條珍貴史料中，虞集《道園學古錄》就占有三條:卷六之《吳張高風圖序》、卷二十二之《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和卷五十之《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廣化真人岳公碑》。后者在袁氏考證元代真大道教的創始與傳宗、教義與道眾以及各代真人的生平時，更被反復引用。《道園學古錄》卷三有《次韻伯庸尚書春暮游七祖真人庵兼簡吳宗師》與《奉同吳宗師賦蔡七祖新齋》兩詩題，陳垣先生據此并參以其他史料，考證出元代太一道之七祖（見《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四《太一篇》）。而陳垣先生對以善寫山水著稱的張彥輔的太一道士及蒙古族人身份的確定，直接得益于虞集的《賦道士張彥輔為徐中孚作江南秋思圖》一詩（見同上）。
其二，虞集在元代南方道教的文人化、儒學化過程中曾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全真道本來是宣揚清凈寡欲、息心養性的，而以正一道為代表的南方道教本來是比較注重齋醮祈禳、符咒印劍的。"一般說來，前者是從內在心性的修養及外在生理的保養入手，進而深入到人的生活情趣、人生哲學乃至政治理想的，也就是說，它是一套從養性、全命、處世到治世的理論與實踐體系，看起來比較高雅深邃，符合士大夫的口味;而后者是從外在的鬼神與內在的迷信心理入手，進而滿足人們的需要，制約人們的觀念、行為的，也就是說是以與鬼神交通的儀式、方法為主的一套理論與實踐體系，看上去比較鄙俗淺陋，卻對文化較低的世俗社會很有威懾力。"（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但是，宋、元易代之際的南方道教，卻由于為數甚多的士人的加入，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其教士的組成成分，從而表現出雅化的趨勢。同時，其領袖人物深諳"欲其教廣傳，而不先羅致智識分子，人幾何不疑為愚民之術，不足登大雅之堂"（《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全真篇上》）的道理，因而廣泛結納士流，從而使入元以后的南方道教在思想上表現出文人化、儒學化傾向。作為元中期思想文化界的領袖，又與南方道教長期保持密切聯系，虞集在南方道教的這一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突出表現在他對張雨、薛玄卿等人的提攜、影響上。
虞集與南方道教中著名的文學道士張雨、朱思本、陳日新、薛玄卿等，均有較深交往。虞集在《倪文光墓碑》中曾說:"貞居（指張雨）修大洞秘訣句曲山中，與予有棲道之約者也。"傳世的幾種有關張雨的記載，都說他師事虞集。道園文集中，為張雨作的詩文也的確不少。虞集與朱思本的關系，可從《貞一稿序》窺知一二:"某與朱君本初，相從于京師，二十有余年矣。每見其酬應之間，即自洗滌，以讀書為事。其書既不泛雜，讀之又有其道，某甚敬焉。"虞集曾為陳日新撰《陳真人碑》，文中說:"予與公為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虞集與薛玄卿交誼甚厚，無論在朝時還是歸隱后，均與之有密切往來，道園文集中不少與之唱和的詩作即是證明。虞集與以上這些道門中人深相結納，共同的文藝愛好和志趣應該是主要的原因。作為元中期最為著名的詩人和文章家，虞集樂于與張雨等人酬酢唱和、作文直接稱贊張雨等人的文學創作與治學精神，這對提高其聲價、提攜其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張雨心悅誠服地對虞集執弟子禮，他從老師那里學到的當也包括詩文諸方面。
除了提攜擅長文學藝術的道士外，虞集還肯定和鼓勵南方道教人士致力于文化學術工作。他在《龍虎山道藏銘》中說:"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于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這里，虞集通過為道家溯源的方式，鼓勵道家從事文化整理工作。虞集在《貞一稿序》中對朱思本嚴謹執著的治學精神極為稱道:"至于職方之紀，元所偏善。遇閑遠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靡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慊其心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議禮，嚴介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如此。"在《河圖仙壇之碑》中，他還充分肯定龍虎山玄學講師雷思齊的《易》、《老》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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