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構現代社會健全的女性人格論文

如何建構現代社會健全的女性人格論文

　　安娜和子君都選擇了離家出走。前者走出舊的家庭，與情人另建一片自己的天空；后者走進新的家庭，與丈夫共建一個溫暖的巢。然而，兩個人都失敗了------出走的結局是生命的毀滅。

　　安娜和子君都處在社會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個性解放、婦女解放的聲音也越來越高，安娜和子君也是個性解放、婦女解放的追隨者（不管有無自覺意識），既然如此，既然是向前進的方向發展，她們的結局應該是光明的才對，可為什么結局都那么凄涼，為什么她們的悲劇那么強烈的撞擊在我們的心上？

　　一

　　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看，我們都得承認，安娜是一個優雅動人幾近完美的女人。請看她那令人難忘的出場------“在那短促的一瞥中，伏隆斯基已經注意到了一股被壓抑的生氣在她臉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彎曲了的輕微的笑容之間掠過，仿佛有一種過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違反她的意志，時而在她的眼睛的閃光里，時而在她的微笑中顯現出來。她故意地竭力隱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輝，但它卻違反她的意志在隱約可辨的微笑里閃耀著。”這樣精彩的描寫，非大家筆法不能為。從這短小精煉的文字刻畫中我們不難判斷出，這個女人出身上流社會，有著美麗優雅的外表和舉止，她的生命力和對生活的渴望是那樣旺盛而強烈，然而卻不知是什么原因得不到應有的釋放和滿足；她的物質生活是豐盈無憂的，但是她眼睛里閃耀的東西讓我們感到她活得并不幸福。

　　所以，當她碰到地位高貴舉止高雅的伏隆斯基一見鐘情就是不可避免和可以理解的了。她狂熱而真誠的愛上了伏隆斯基，那是不以她的意志為轉移的。

　　于是安娜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她有一個完整的家庭，一個心愛的兒子和一個她不愛也不愛她的丈夫，一個她愛也愛她的風度翩翩的情人，家庭的榮譽和對兒子的愛告訴她要留守家庭而放棄愛情，而對愛情的渴望和天性的真純則告訴她大膽執著的追求愛情和個人幸福。她原本看似平靜的生活被擾亂了，她的心掀起了一陣陣糾結在一起不可調和的狂濤。她將怎么選擇？

　　弗洛伊德將人的心理結構分為三層：即由本我、自我、超我所形成的結構。本我處在被壓抑狀態，獨立運作，是本能的代表，遵循快樂原則；超我“是一個嚴厲的主人”，壓抑本能沖動，代表社會道德原則，遵循至善原則；自我則處在本我和超我之間，它的任務是把外部世界的影響施加到本我之上，努力以現實原則代替本我中統治地位的快樂原則，功能是自我保護，在本我和超我之間起著協調矛盾和控制沖突的作用。

　　安娜的光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活得真實、真誠。作為一個人，一個真實的女人，她不是像大多數上流社會的人和貴婦那樣虛偽和世故，當愛情來臨的時候，她順從自己內心的真實熱烈而真摯的追求愛情、守護愛情，只有這樣她才感到快樂。她并不隱藏和壓抑自己的欲望，一任它縱橫恣肆的流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她心中的本我原則戰勝了超我原則，在這樣的狀態下，她整個人都滋潤豐腴起來。他感受到一種“罪惡的快感”，即“不僅來源于被壓抑愿望的轉移實現，而且來自于性的興奮，以及無意識內容對理性、自我的反叛的解放感和犯罪感。”她說：“我不能再欺騙我自己，我是一個活人，我沒有罪，上帝就這樣造了我，我需要愛情和生活。”“我要撕破這虛偽之網，它要把我壓住，要怎樣就怎樣吧，什么都比虛偽和欺騙好些。”這個安娜的行為和勇氣讓我們贊嘆，我們感到本我的人格力量是如此的強大而美好，我們感到整個社會的虛偽和做作在柔弱的安娜面前黯然失色。本我欣然的滿足著，仿佛生活在伊甸園中不食人間煙火。然而，伊甸園不過是人類一個短暫的夢，人遲早要走出去，這個夢總會破滅的。

　　如果安娜安于做伏隆斯基的情婦，就像上流社會很多虛偽空虛的貴婦人那樣，一切都會順利進行。然而她不，她要和伏隆斯基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僅僅圖一時的快感。這是她的丈夫和整個上流社會都不可能容忍的。他們開始了對安娜無止無休的精神折磨。卡列寧用偽善折磨安娜，把她推到情婦的地位（與上流社會的態度相符）；又無端的侮辱她，把她推入窘境使她無地自容，最殘酷的手段是奪走兒子，不讓兒子和她見面。而上流社會“嫉妒安娜，而且早已聽厭人家稱她貞潔的大多數的年輕婦女看見她們的預言實現了，感到非常快意，只等待著輿論的確定的轉變，就把她們所有輕蔑的壓力都投到她身上，她們已在準備著一把把的泥土，只等時機一到，就向她擲來。大多數的中年人和某些大人物對于這快要發生的社交界丑聞感到不快。”社會意識和本來就存在于安娜心中的道德意識一同構成超我的沖力向本我傾軋，使安娜陷入了不可名狀的痛苦和精神折磨中不能自拔。這里面最沉重的壓力，是她內在的精神枷鎖。她對道德的認可和對上帝的信仰使她認識到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她永遠也不會體驗到愛情的自由，同時將永遠是一個有罪的妻子。她知道，將來也會這樣，同時，這是如此的可怕，以致她不能預見，事情將怎樣結束。”然而我們的安娜如此勇敢，社會和卡列寧的力量加在一起都沒有使她屈服，本我的力量、真善美的力量使她堅韌決絕的沖破了超我的阻力和枷鎖，去尋找自己的真愛和合理的人生追求。安娜在反抗的過程中是孤獨的，但是孤獨而弱小的安娜能迸發出那么大的反抗力量，達到了力的極致，也達到了美的極致。那種被壓抑的生氣使她做出這樣的人生抉擇------寧可背上拋夫棄子的罪名，寧可與整個上流社會決裂，都要保持自己內心的真實和欲望的坦然，她要追求合理的人生，它與對愛情的追求是不可分割的，為了這一切她義無反顧。經歷了千辛萬苦，終于，安娜毅然決然的邁開了離家出走勇敢追求的步伐。

　　出走的安娜，竟然沒有一個幸福的結局，竟然以悲劇收場。這是怎么回事？初步看來原因在于她所愛的人它的精神寄托原來是華而不實的存在。伏隆斯基從根本上說決不是一個英雄，他不過是一個稍微有點精神追求的上流社會的貴族青年。他根本不可能為了愛情而拋棄他所熟悉和習慣的上流社會，更不可能放棄自己的前程，他可以忍受社會一時的對立，但為了自身利益絕不可能維持長久，他不理解安娜對生活合理化的追求，所以安娜說：“愛，我所以不喜歡那個字眼正因為它對我有太多意義，遠非你所能了解的。”

　　不久，安娜感到了伏隆斯基對她的厭倦，她痛苦得幾近瘋狂。她把一切寄托在這樣一個柔軟的靠墊上，并且在根本上成了伏隆斯基的某種附庸。到后來她甚至把他的愛情當作唯一的追求，只有愛情才是她活下去的動力，以至于甘愿做伏隆斯基的情婦。她的本我在一點一點的喪失，雖然她真誠的追求著，但由于她所追求的東西本身的虛偽性和浮華性使她本我中的激情和欲望漸漸的枯萎和腐爛。本我憔悴著，超我卻在社會的壓力和自我道德譴責下膨脹起來，與無助的本我構成尖銳的對抗和沖突，以至于自我這個起平衡作用的中介物再也無法承受這樣尖銳的矛盾，從而導致了安娜精神的最終無法承受而崩潰。臨死前有這樣一句獨白：“就在那兒！就在那兒正中間，我要懲罰他，我要擺脫所有的人，要擺脫自己。”她要擺脫這個無法調和的自己，所以選擇了死亡。

　　二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是子君的豪言壯語。可就是呼喊出這樣豪言壯語的子君毀滅了。

　　子君是五四時期受過一定教育的“新女性”，她有一定的自覺意識，有著個性解放、婦女解放的內在需求。而在當時“知識女青年”的意識里，則集中體現為愛情自由和婚姻自主。在這樣的時代感召面前，子君毅然與舊日的家庭決裂，頭也不回的和涓生去構筑自己的小天地。開始的時候，日子還是相對快樂的。但漸漸的，由于觀念的沖突，矛盾產生了。涓生認為“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認為子君“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要義全盤疏忽了。”子君的死，涓生當然是有責任的。比之子君，涓生是現實的、清醒的，因此也是冷漠寡情的，他的冷漠寡情是子君的死的推動力之一，這是不容否認的。然而子君自己呢？她自己難道僅僅是犧牲品而不對自己的死負責嗎？子君滿足于把自己封閉在家庭這一低矮的屋檐下，在每天繁忙的家務中自得其樂，她滿足于現狀，在也不想有什么更高的追求。為什么當年狂熱的呼喚個性解放的子君會變成這樣？

　　應該說，在那個年代，把個性解放和婦女解放僅僅界定為愛情自由和婚姻自主本身就是不徹底的。所以開始時子君可以為了愛不顧一切的沖破舊家庭的束縛，并敢于蔑視那些譏笑的言語和嘲諷的目光，而當愛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真正實現后，她就再也沒有了其它追求，她滿足于在窄小的家庭中享受庸俗的“歡樂”，她做家務做得幾乎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從來沒想過要走出家務和小家庭的天空。她的幸福觀是那樣狹隘，她只想保有眼前的一切，而不想進行真正具有自覺意識的人生追求。愛情成了一切，以至于失去了愛情，人生就等于喪失了意義。她把依附于丈夫、男性的附庸的不自由當作自由，她仍然處在男權的陰影之下，更可悲的是自己還把它當作陽光。所以子君才會“負著虛空的重擔，在威嚴和冷眼中走著所謂人生的路，這是多么可怕的事呵！而況這路的盡頭，又不過是------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

　　讓我們來挖掘深層的心理原因。從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心理結構看來，子君的超我人格層面是殘缺而模糊不清的。她所具有的關于社會變革、個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意識都是社會在極其膚淺的層面上灌輸給她的，這完全是外在的施加，既不全面也不深刻，甚至以某種變形甚至錯誤的面貌呈現，這些意識也從來沒有被她真正理解消化到心理層面變成一種自覺自為的存在。她不像安娜，安娜有自己的信仰和道德意識，安娜的超我人格是完整而清晰的，所以才可能與本我構成激烈的沖突和對抗。而她在這方面是極其膚淺甚至殘缺不全的。所以，當表面看來愛情自由和婚姻自主得到滿足之后，她就再也想像不到還應該有更高的追求，更不可能自覺的想到個性的解放和男女平等仍然是一個遙遠的存在。于是，在懵懂的狀態下，本我得到了極大的釋放，她忙家務，在廚房的盆盆罐罐中感到滿足。可以說，本我和自我、超我并沒有構成沖突，因為超我人格本身是不健全的和模糊的。她的超我人格是一種架空的存在，她把它掛在心上，欣欣然的自我感覺良好，而當這架空的存在被現實和涓生擊得粉碎，她就再也沒有可以依托的“信念”或“主義”，所以她的心理人格結構破碎了，她悲劇性的死就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結局。

　　三

　　安娜與子君，同為女人，在不同的國家，都有著與其她女性不同的追求，都經歷了一定的反抗和掙扎，結果都以悲劇告終。

　　然而，這其中仍有著不同。安娜的死更有意義，而子君的死由于不值得而更富悲劇色彩。安娜的反抗比子君更有價值，安娜本身也比子君更幸福，這是我的觀點。安娜所反抗的是心靈中道德的枷鎖和社會的偏見，她的出發點是本性中的真、善、和美，她追求的是一份內心的真實，她要求被壓抑的欲望的釋放，要求對心底真愛的追求的滿足，她傾其所有也要追求這一切，哪怕身敗名裂，哪怕失去心愛的兒子。她的心理人格雖然處在矛盾沖突，以致帶著某種病態的憂郁，卻仍然是完整的。她的生命所填充的是她本性中最熾熱真實的追求和渴望，因此是值得的。而子君，卻是為了自己并不了解的某種所謂崇高的“理想”或“主義”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個空洞縹緲的口號，而遠遠不是一個真正的實體，甚至就算是一個實體，是某種真正可以實現的目標，為它獻身難道不依然是一種悲劇？以任何生命本體來澆筑某種哪怕真正十分崇高的目標，仍然是一種人生的悲劇，何況子君？她以有形之生命，在缺乏清醒而自覺的意識之下，滿懷熱忱的填充這種空無的“理想”“主義”，豈不謬哉？她在個我人格的殘缺中為某種虛無殉命，所以我說她的悲劇色彩比安娜濃厚。

　　當然，作為悲劇的本體，她們有相似的一面。那就是她們都缺乏清晰而健全的女性獨立意識。她們從來沒意識到自己應該是獨立于男性的女性，造成她們人生悲劇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此。經濟上，安娜附庸于她虛偽的丈夫卡列寧；情感上，她附庸于她浮華的情人伏隆斯基；思想上，她在很大程度上附庸于俄國對女性要求的傳統（這在根本上仍然是男權社會的產物），在這樣擁擠的男性世界中，安娜沒有一絲自己的空間和呼吸地帶。在這樣的處境下她只有窒息而死。至于子君，經濟和情感都依賴于丈夫涓生，她甚至就是為涓生活著，他是她的一切，所以當涓生說“我已經不愛你了”，子君“臉色陡然變成灰黃，死了似的”，當涓生不再愛她，她的生命就如同一根隨風飄飛的羽毛，無處拴系了。

　　而作為男性，伏隆斯基、卡列寧、涓生，甚至所有的男性，都不曾意識到女性也是人，而且是與男性有著不同特性追求卻同樣豐富的人，所以安娜才那么痛切的說：“他們不知道八年來他是怎樣摧殘了我的生命，摧殘了活在我身體內的一切的東西----他甚至一次都沒有想過我是一個需要愛情得活的女人。”男性的意識主宰著世界，男性不曾想到過女人也是獨立的人。

　　魯迅說過女性要想從根本上獨立首先要經濟獨立，否則其它一切都無從談起。而無論安娜所處的俄國社會還是子君所處的中國社會都不會給女人這樣的條件，所以魯迅才提出“娜拉走后怎樣”的深刻質疑。并且，經濟上獨立，只是女性真正獨立的一個開始。

　　四

　　安娜和子君死了，但我們不能讓她們白死。

　　二十一世紀已經起步了，然而真正的男女平等還很遙遠。在很大程度上，女性在經濟上已經獨立了，但是，思想上的獨立，個我人格的獨立，還遠遠沒有實現。安娜痛苦的人格心理沖突和子君的人格心理殘缺、模糊還廣泛的存在著。很多女性的三重人格心理結構處在嚴重的失衡狀態，從而導致女性個我人格的不健全和嚴重扭曲。

　　這一切給我們的啟示是什么？

　　我不是女權主義者，也不贊成女權主義。女權主義者在政壇上的行為使女性被扭曲了本然的面容而極度漫畫化，從而獲得了某種丑角的形象。女性決不是被用來進行政治斗爭的工具，當然更不是男性的附庸。那么女性應該是什么？

　　女性是不同于男性的生命體。但絕不比男性低級。女性與男性有著天然的個性氣質差異，在與男性的平行比較中體現出無限的多元性和豐富性。應該看到，女性既是一個女人，但更重要的，她也是一個人。大自然從來也沒有把女性作為男性的附件制作出來。女性不該屈從男性給女性設置的性別模式，也不應該覺得我是女人就應該享有某種“特權”，女性更不是男性的反叛和對立，這種種觀念的潛在因素仍然是男女不平等，不過是以一種變相的形式表現出來罷了。

　　女性應該有一種真正自覺的獨立意識和平等意識，這種意識建構在健全的心理人格結構基礎之上，否則只會重蹈安娜和子君的覆轍。女性應該意識到自己與男性的性別差異，但女性更應該意識到自己與男性是平等的。女性在男性面前不應該感到自卑或者依附性，女性應該在男性面前坦然而充滿自信的表達自己的性別魅力和思想人格魅力，從而與男性的性別特征構成一種遙遙的張力。只有這樣，女性才可能真正獨立，男女平等才有真正實現的那一天。

　　女性健全個我人格的建構，還有賴于男性健康的女性觀念。只有當男性不再把女性當作男性的附庸和玩物，而以一種真正平等對視的眼光來看待僅僅是在自然氣質、性別特性上與他迥然相異的女性，男女性別雙方才可能在廣義上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社會和人類才能在兩性真正的和諧中迎來文明和發展的曙光。

　　死者已矣。關鍵是活著的人如何從死去的人身上得到某種真正有益的啟迪，使他們的悲劇獲得意義。現代女性只有在對她們的心理人格、精神人格深刻的剖析中，把它們作為一種反向自身的觀照，從而調和沖突、彌補不足，并在此基礎上生成健全的女性獨立意識，安娜和子君的犧牲才真正有了廣泛而深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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