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退溪易學論文
再論退溪易學論文
摘要：
文章辨析了退溪與朱熹在對待《周易》“經傳關系”問題上的差異，特別強調：退溪并不尊崇朱子易為卜筮而作的觀點，他堅定的實行經傳合觀，也與朱子在經傳分合上猶疑不定的態度大相徑庭。朱子易為卜筮而作的觀點，在當時或以后并未得到很多人的認同。
關鍵詞：
c易學；李退溪；朱熹；卜筮；以傳解經；經傳分離
On LI Tui-xi’s Yi learning agai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riminated differences between LI Tui-xi and ZHU Xi in tre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of Zhouyi, and particularly emphasizing that Tui-xi did not advocate ZHU’s view of that Yi was composed for the purpose of divination, but firmly adhered to the unity of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widely divergent from ZHU’s hesitating attitude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ZHU’s view of that Yi was originally an oracular book was not widely acknowledged then or later.
Key words: Yi learning; LI Tui-xi; ZHU Xi; interpreting the Text with the Commentaries;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Commentaries
1998年夏季，在漢城國際易學學術討論會上，我發表了題為《退溪易學初論》［1］的論文，重點探討退溪易學與朱子的關系問題。我的結論是：退溪易學既承繼朱子又與朱子有所不同。最近看到臺灣大學陳鼓應教授的《乾坤道家易詮釋》［2］一文，感到退溪易學觀點有一點在那篇《初論》中沒說透，現在有必要再討論一下。
陳先生文章指出在中國易學史上有二次掃霧的工作。霧是什么呢？霧就是指在易學史上出現的迷惑人的東西。它遮障人們的眼睛，必須予以掃除。據陳先生說，第一次霧，是“長久以來，易學界不僅以戰國易來解古經，甚而以宋明易來附會古經經義，結果反而把一部原本簡樸的典籍，弄得面目全非。”［2］站出來掃霧的是朱熹。朱熹認為“易本卜筮之書”、“易之作，本只是為卜筮”，“極力主張有關易學的研究應回歸《周易》的本義來進行了解。”“他在掃除歷來舊《易》的迷霧，主張回歸本義的立場，應給予高度肯定。”［2］第二次霧是在朱熹之后，人們繼續“以傳解經”。這第二次掃霧工作是當代易學專家高亨、李鏡池等人完成的。他們的辦法是嚴分經傳。看情形，還有第三次掃霧，陳先生未明言。我體會陳文的意思，這第三次霧是人們未能把《周易》與道家聯系起來，從而建立道家易。第三次掃霧的人，不言而喻，就是陳先生等道家易專家。他們掃的辦法是，在嚴分經傳的立場上，“一方面探索古易筮書中有關人生哲理的經驗智慧；二方面則在古筮語言之外，探討《易傳》哲學思想的形成；再試圖理清它和道家思想的淵源關系，從而試圖重建道家易學”。
孿壬指出的易學史上三次掃霧工作的意義，如果我理解不誤的話，那就是三句話：恢復《易經》卜筮之本來面目；把《易傳》與《易經》劃分開來，經是經，傳是傳；把整個《周易》劃歸道家。陳先生這三次掃霧的說法，在此我無意品評。第二次、第三次發生在退溪身后，與退溪無關，此不贅述，現在單說朱子第一次掃霧及其對退溪易學的影響。朱子于《易》，最基本的觀點是：“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犧之易。《伊川易傳》又自是程氏之《易》也。”［3］（第17頁）但是朱子只是說伏犧、文王、孔子之易各有不同，伏犧、文王重在卜筮，孔子重在義理，并不曾說經是經，傳是傳，經傳不相干。朱子說：“若伏犧氏之彖，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于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于卜筮。”［3］（第16頁）朱子的意思，很明顯，《易》本為卜筮而作，到孔子作《易傳》，才從卜筮中推說出義理來。他告誡學易的人先讀經文即卦爻及卦爻辭，懂得易的本指后，然后節節推去，道理盡可以無窮。可是朱子并沒說讀《易》懂本義之后就不必知推說義了。他只是強調讀《易》要先明本義，然后知推說義。就是說，讀《易》不可只讀孔子《易傳》而置伏犧易、文王《易》于不顧，顛倒經傳輕重。朱子強調讀《易》宜分清前后次序，首先讀伏犧之易，只有卦爻之畫，《彖》、《象》、《文言》一概沒有。這才能見得易之本義——卜筮。然后讀文王周公之卦爻辭，這還是就占筮說。再后是讀孔子《易傳》。孔子《易傳》全是講道理，可是道理還是從卜筮上發出來的，告訴人們此為什么吉，彼為什么兇。
可見，朱子雖然將易分為三個不同層次，各有特點，但是他并不以為孔子之《易傳》是與伏犧、文王之易斷然分開的。如他告誡說：“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義，而復以傳解之，則其命詞之意，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然循此求之，庶不為鑿空強說。”［3］（第21頁）意謂讀易首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義，然后要用孔子《易傳》加以解釋。舍棄《易傳》而只讀經文是不行的。朱子認為“《系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怕少卻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度臆而已。”［3］（第11頁）
還，朱子對待經傳關系問題，態度是矛盾的，一會兒說讀易先經后傳，經傳并讀，一會兒又強調讀《易》要分經分傳，各自推求。如他說，“元亨利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卻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為是，一說為非。”［3］（第25頁）顯然經傳分開對待。但是有一點，是確切無疑的。那就是，朱子認為《易》為卜筮而作。前人論《易》，皆從義理上探求，惟朱子一由卜筮而推。所以朱子雖然采取呂祖謙編的經傳分開的古易版本，可是對待程頤《易傳》，二人根本不同。呂氏篤信《程傳》，朱子則于《程傳》頗多微辭。朱子說程頤用自己的道理說《易》，不是《易》中原有的道理。
退溪于《易》承繼了朱子的觀點，卻未曾全部接受。對于《程傳》的態度問題，退溪意見與朱子有分歧。《易》本是卜筮之書，《易》本為卜筮而作這一觀點，退溪沒有接受。這兩點，1998年我在《退溪易學初論》一文已有論述。退溪學問一尊朱子，而在易學方面退溪卻有自己的思考。退溪未曾人云亦云地講過《易》為卜筮而作的話，也不曾批評過《程傳》。更重要的是，退溪不像朱子那樣猶疑不定，一會兒說經傳分開，一會兒又主張先經后傳，經傳并讀。退溪非常明確，無論說《易》還是解《易》，都是經與傳合觀，以傳解經。陳先生所說發生在朱子身上的給易學掃霧的事情，退溪似乎沒有受到影響。中國易學一直到傳播至韓國的時候，好象尚無人感覺到被蒙上一層霧。
朱子之《易》本為卜筮而作的觀點，至少據我接觸到的材料，退溪沒有那樣的想法。退溪一直到死都對占卜不感興趣。至于經傳關系問題，退溪心中根本沒有經傳分觀的想法。他都是依傳解經，在他的言論中找不出相反的例證。依傳解經的例子倒不少見。例如退溪69歲那年乙卯入侍朝講，“因講《論語集注》至學《易》，則明乎吉兇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退溪推衍其道，講“六十四卦《易》理皆具”。這一句話就申明了他以為六十四卦并非單純卜筮之書。并且講乾之六爻由初九到上九，是用“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和“窮之災也”這幾句《文言傳》的話來解釋上九爻辭“亢龍有悔”的。至于怎樣避免“亢龍之災”，退溪又自然而然地舉了《系辭傳》“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三句應之。
又引了否卦九五爻辭“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說明人君而知此“可以無大過矣”的道理。（《退溪先生言行通錄》）［4］(第17冊546頁)可見退溪不認為經文都是無哲學意義的占筮之辭。更不認為《易傳》不能用以解釋卦爻辭。
另外，退溪對于時中、屈伸、謙虛、利，這些《易》之道的理解，顯然都是由《易傳》中體會出來的。關于時中，退溪說：“凡吾之顯晦語默不可不隨時消息以善身也。”（《李子粹語》卷三）［4］(第7冊338頁)又說：“堯舜君民雖君子之志，豈有不度時不量力而可以有為者乎！”［4］(第7冊33頁)這一思想無疑得自《彖傳》、《系辭傳》。
諭來屈伸，退溪說：“凡陰陽往來消息莫不有漸，至而伸反而屈皆然也。”（《退溪先生書節要》卷三）［4］(第4冊96頁)他認識到往與來、屈與伸，相互轉化，但不能一刀斷。退溪這一卓見也是來自《系辭傳》。
關于謙虛，《易》貴謙。退溪對謙卦六爻及《彖傳》理解至為深刻，而且身體力行。認為為學為官都以謙為上。
《易》經言“利”者極多，幾乎無卦不言“利”。退溪亦根據《文言傳》理解“利”字之意義。退溪說：“自利之本而言之，利者義之和，非有不善，如《易》言利不利、《書》言利用之類是也。自人之為利而言之，在君子則為心有所為之害，在眾人則私己貪欲之坑塹，天下之惡皆生于此。利之為言隨處不同如此。”（《退溪先生自省錄》卷一）［4］(第4冊96頁)又說：“蓋利字之義，循其本而言，只是順遂便益之名。君子之處事以義，未嘗不順遂便益。故曰‘利者義之和’。”［4］(第4冊第108頁)退溪完全依據《文言傳》釋利之義，與“利者義之和也”之《文言傳》之義正相符合。
以上諸例表明退溪先生治《易》從來是經傳相合的。依傳解經，從未將經傳分開看。但這些是散在各處的零星言論。若從它的詮《易》專著《周易釋義》看，則更知退溪是經傳合觀的。他根本沒有以經觀經，以傳觀傳的意思。態度極為堅定。朱子那樣一會兒經傳分觀，一會兒又依傳釋經的模棱意味，退溪是沒有的。朱子釋《易》，既用文王之本意，又用孔子《易傳》之推說義。強調文王經文之本義是為了證明《易》本為卜筮而作，又不忘說孔子《易傳》的說法，兩者兼顧而實質是重點突出《易》的初始用意卜筮。朱子《周易本義》對于乾卦辭“元、亨、利、貞”四字的解釋，是典型的例證。在卦辭“元亨利貞”下，朱子說：元亨利貞，文王所系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兇，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終也。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余卦仿此。”這里講卦辭采用了文王教人卜筮之本義，后來講到孔子《文言》，又采取四德的說法。說：“其以圣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圣人得天位，行大道，而行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并行而不悖也。坤卦仿此。”錢穆先生評論說：”二程解經不合經意者多矣，朱子不盡廢。惟朱子自解經，則務求其合本義。其論《易》，分別文王卦辭與孔子十翼不同。十翼亦是解經，然《易》之本義有不如此。此等分別，實是太堪玩味。”［3］我同意錢先生的看法，朱子實際上肯定文王作卦辭的卜筮本義，不贊成孔子、程頤解《易》與本義不同之處，然而他又一概取而不廢。
《周易釋義》與朱子異。退溪不強調孔子十翼與文王卦辭之不同。［4］（第16冊）退溪卦爻辭與《彖傳》、《象傳》、《文言傳》混到一起講。干脆不講乾卦卦辭，對朱子大通利于正固的解釋，也不予注意，而對孔子《文言傳》四德說則極重視。于其余各卦之《彖傳》、《象傳》以及六十四卦后之《系辭傳》都特別重視。就是說，退溪不曾象朱子那樣把經文與傳文截然分開。
而作的觀點，當時或以后未得很多人認同。他自己也承認，例如朱子晚年七十歲說：
如易，某便說道圣人只是為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難向人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辨，某煞費力氣與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力氣分疏。［3］（第19頁）
同時他又說：
某嘗說，如有人問易不當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葉韻，皆在所不答。［3］（第20頁）
《語類》又 云：
先生意不甚滿于《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3］（第20頁）
朱子又說：
《易》且看程先生傳亦佳，某謬說不足觀。然欲觀之，須破開肚腸，洗卻五辛渣滓，乃能信得及耳。［3］（第22頁）
錢穆先生說：
朱子《易本義》，在當時未得人信受。［3］（第20頁）
錢說恰合當時實情。從后世的觀點看，比較而言，程傳之影響要比朱子《本義》不知大多少。元明清人讀易多信程傳。李光地主編《周易折中》雖然列《本義》于首位，但涉及具體意見，于《本義》卻不乏指點批評之處。對韓國易學的影響較大，韓國從中國引入易學，首先是朱子的《本義》和《啟蒙》。但隨后《程傳》亦引入。在韓國至今流傳程朱二書的合刊本，叫做《傳義大全》。可見，無論在中國在韓國，《本義》并未把程頤《易傳》打倒。這可能與朱子對程傳抱著既批評又肯定的態度有關。陳鼓應先生說朱子在易學史上的第一次掃霧工作，實未成功。如果說迷霧確實存在的話，那么，朱子掃了之后依舊存在。
國人治《易》，對待朱子的態度，退溪可謂最具有代表性。概言之，大致是這樣的：崇敬朱子，在理學方面以朱子是非為是非。而在易學方面，則不完全如此。朱子說《易》為卜筮作，退溪沒完全相信。朱子說孔子《易傳》有不合經文本義之處，退溪不以為然。朱子不希望學者讀《程傳》，退溪則主張讀《易》把程傳放在第一位。更為重要的，朱子在經傳關系上，態度猶疑不定，而退溪則堅定地實行經傳合觀。我綜觀退溪全集，未發現退溪有離開《易傳》解釋《易經》的說法和做法。
參考文獻：
［1］呂紹綱.退溪易學初論［A］.國際易學研究：第5輯［C］.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2］陳鼓應鼻坤道家易詮釋［J］敝泄哲學史，2001，（1）豹
［3］錢穆．朱子新學案：第4冊［Ｍ］．臺北：三民書局，198911-25.
［4］退溪先生文獻全集［Z］焙國：啟明漢文學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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