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學派究竟從維特根斯坦那里得到了什么的論文
維也納學派究竟從維特根斯坦那里得到了什么的論文
根據通常的描述，維特根斯坦對維也納學派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關鍵性作用，甚至被看作這個學派的精神領袖，雖然他本人并不能算作其中的一員。這種描述的來源主要是根據維也納小組對《邏輯哲學論》的閱讀以及維特根斯坦與該小組部分成員之間的討論，當然還有其他一些當事人對維特根斯坦個人影響的論述，如石里克、卡爾納普、艾耶爾等人。然而，最新的發現和研究資料表明，維特根斯坦對維也納學派的這種影響被人為地夸大了，或者說，他的思想對這個學派產生的影響事實上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巨大。在本文中，我將從四個方面詳細說明這個問題，并在最后闡明這種夸大對我們理解維也納學派的歷史地位帶來的后果。
一、兩個維也納小組
根據經典的論述，作為邏輯實證主義發起者的維也納學派是由石里克于1924年在維也納大學組織的一個哲學討論小組構成的。[①][1]53 的確，以石里克為首的這個維也納小組是邏輯實證主義哲學的發源地之一，但這并不意味著這個小組完全是由石里克發起的。事實上，早在20世紀初的維也納大學就已經存在一個哲學討論小組，當代奧地利哲學家哈勒（Rudolf Haller）把它稱作“第一個維也納小組”，[②][2]57 斯塔德勒（Friedrich Stadler）則稱之為“早期小組”(the proto-circle)。[3]146這個小組形成于1907年左右，核心成員主要有漢斯·哈恩、菲利普·弗蘭克、奧托·紐拉特、理查德·馮·米澤斯等人，他們后來也成為石里克小組的主要成員。他們定期討論哲學和科學問題，也討論政治、歷史、宗教等問題。與石里克小組不同，這個早期小組更注重來自奧地利和意大利的科學論和來自法國的約定論思想；他們的思想更加強調科學的社會功能方面，特別是紐拉特的觀點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不是像石里克小組那樣強調邏輯和認識論問題。
雖然石里克小組是早期小組的繼續，但早期小組顯然并不可能受到維特根斯坦的任何影響，因為在1906年，維特根斯坦還剛剛進入柏林的夏洛滕堡技術學院學習機械工程。當然，這并不是主要原因。更為重要的是，石里克小組在接受維特根斯坦的思想之前，就已經有了自己的哲學主張，特別是來自早期小組的一些基本觀念，即以科學研究的方式處理哲學問題以及堅持在經驗問題上的約定論主張等。
首先，馬赫的思想對這兩個維也納小組都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知道，馬赫是維也納大學的“歸納科學的歷史和理論”教席的首位教授，后來石里克被邀請加入維也納大學也是接任這個教席。這個歷史淵源使得馬赫的思想成為早期維也納小組和石里克小組的哲學正宗。其一，馬赫在20世紀初的奧地利知識界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作為實驗物理學家和理論物理學家以及生理學家、心理學家、科學史家和教育家，在整個奧地利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其二，馬赫提出的關于科學的歷史-社會和進化論觀點，對當時的科學研究以及社會改革等都有極大的推動作用，他在自然科學陷入危機之時成功地戰勝了機械唯物主義和形而上學的體系哲學，闡述了他關于物理學、生理學和心理學在一元論的科學世界觀框架內得到經驗地統一的觀點。其三，馬赫試圖以科學的世界概念綜合不同學科的努力，與他對科學的人文化努力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在他的科學世界觀中，科學與社會正是在人文實踐活動中得到了完美結合。這種關于科學和社會的理想觀念，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奧地利的教育改革和社會進步。[3]109-111 所有這些都使得馬赫成為維也納小組的真正意義上的思想領袖。
不僅如此，馬赫還直接與早期維也納小組成員有密切的交流，幾乎所有的維也納小組成員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馬赫思想的直接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維也納小組成員接受了馬赫的一些主要觀念，如反形而上學的科學世界觀、哲學的科學性質、經驗主義與約定論的綜合以及對早期實證主義的批判等。特別是，弗蘭克把馬赫的方法論看作邏輯經驗主義的關鍵所在，并輔之以形式邏輯和公理化方法；紐拉特則堅持馬赫所強調的在經驗科學中的形式化和元理論的傾向，同時堅持馬赫的反形而上學的經濟原則。其二，維也納小組成員根據馬赫的觀點創造性地提出了一些后來具有重要影響的理論觀點，例如卡爾納普對世界的邏輯構造以及石里克的普通認識論觀點等。他們的一些核心概念完全出自馬赫的思想，例如采用馬赫的要素論的現象主義語言、在經驗的基礎上構造科學概念的分層系統，其中的基本概念就是馬赫要素之間的邏輯關系；同時，他們還把馬赫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觀念應用于社會和政治現實，如20世紀20年代的左派思想運動。其三，維也納小組成員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也是在批評馬赫哲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例如石里克最初接受了馬赫的現象主義主張，但隨后他放棄了這個主張，轉而采用物理主義；同樣，卡爾納普也在接受馬赫思想的同時批評了他的心理主義，在構造世界的邏輯分析中更多采用了數學的而不是心理學的方法。所有這些都表明，馬赫的思想（而不是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才是維也納學派哲學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
其次，法國的約定論思想對維也納學派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如今我們都熟悉的蒯因-迪昂論題，最早就來自法國的彭加勒和迪昂等人。在進化論的影響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法國科學界逐漸重視對科學史的研究，而迪昂等人更是把對科學史的研究看作科學思想研究的核心部分。法國約定論的主要觀點是，第一，在假說系統之外并不存在任何的經驗事實可以對兩個不同的假說作出何為正確的判斷，任何假說只有在其所屬的系統內才能得到檢驗；第二，每個事實描述都依賴于我們借以進行描述的符號和規則裝置的清單以及那些促使我們構造出該事實描述的目的。人們只能在一個概念模式之內談論相對于事實的真假或方便性和舒適性；第三，我們經由知覺、猜測、相信、知道等等表露出來的認識態度不可能具有先天的特征。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根據我們的更高的目標來變更我們的任意的態度。[2]60-63
必須指出，法國約定論的這些觀點對維也納學派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可以說，正是法國科學家們的工作使得維也納學派的哲學家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了經驗與邏輯在科學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同樣重要的作用。這里的經驗主要是指科學的實驗，它被稱作“真理的唯一的源泉”。由于實驗具有的這種重要地位，因而我們就必須保證成功的實驗應當是可以普遍適用的，這就要求我們一定預先假定了自然的統一性和簡單性觀念，由此我們才能確保實驗的普遍有效性。而其中的簡單性則是決定兩個等值理論取舍的選擇標準。這里的簡單性正是邏輯的要求，這同樣正是馬赫的經濟思維原則的要求。法國約定論者對經驗和邏輯的雙重關注，也帶來了維也納學派對經驗和邏輯關系的倍加重視。
在法國約定論思想中，我們更應當看到迪昂的思想對維也納學派的重要影響。與其他約定論者不同的是，迪昂更為強調整體論的觀點，并由此成為整個20世紀科學哲學和分析哲學中整體論的主要思想來源。根據迪昂的觀點，“第一，我們不能從一個理論中分離出孤立的假說，以對其進行所謂的關鍵性試驗；第二，理論的真理性的檢驗不能通過檢驗單個假說的方式進行，因為只有作為整體的理論方可檢驗。只有個別的觀察命題和屬于物理學范圍的命題才間或構成了例外。”[2]67根據哈勒的研究，早期的維也納小組成員都受到了迪昂和其他法國約定論者思想的影響，其中特別是紐拉特的思想直接來源于迪昂和彭加勒的觀點，他后來提出的關于科學統一的觀點就出自迪昂的整體論思想，而且他提出的多種假說理論也是以迪昂和彭加勒的觀點為基礎的。由此可以表明，無論是早期的維也納小組還是后來的石里克小組，他們的思想根源都是深深地置于馬赫的經驗主義和法國的約定論，而且這一切都是在《邏輯哲學論》出版之前發生的。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維也納學派的思想根源應當是現代科學論和約定論的經驗主義，而不是維特根斯坦的邏輯主義。
二、維也納小組對《邏輯哲學論》的閱讀
由上可見，早在維特根斯坦之前，維也納小組就已經確定了自己的哲學工作性質和范圍，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的哲學更應當被看作是現代經驗主義的繼續。然而，曾有卡爾納普等人明確表示，《邏輯哲學論》一書的確為他們帶來了新鮮的思想和表達方式，而正是通過對該書的閱讀，使得維也納學派最終確定了自己的哲學發展方向。那么，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維也納小組對《邏輯哲學論》的閱讀真的改變了他們他們已經確定的哲學觀念了嗎？而且，這是一種怎樣的閱讀呢？
我們先來看卡爾納普是如何描述這段歷史的。他在自己的思想自述中有這樣一段話曾被反復引述：“在維也納小組中，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著作《邏輯哲學論》中的許多章節都曾被大聲地朗讀和逐句地討論過。為了理解該書內容的真正含義，我們經常需要作長時間的思考。有時找不到任何清楚的解釋。不過我們仍然領會了不少內容并且進行了熱烈的討論。”[4]37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讀出，對于維也納小組來說，要理解《邏輯哲學論》“內容的真正含義”非常困難；他們甚至無法對該書的內容給出“任何清楚的解釋”。從積極的方面來說，這本書的確對維也納小組成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但從消極的方面來說，這本書卻使得維也納小組產生了兩極分化的局面：一方面是積極接受維特根斯坦的觀點，如石里克、卡爾納普、魏斯曼等人；但另一方面則是對維特根斯坦觀點的質疑和拒斥，如紐拉特、費格爾等人。而對《邏輯哲學論》中的神秘主義觀點，紐拉特和卡爾納普等人則把它看作完全屬于形而上學的內容。所以，斯塔德勒指出，“維特根斯坦本人及其著作分化了小組成員，完全否定了異常肯定的立場。”[3]201 就是說，在維也納小組成員積極地接受維特根斯坦的觀點的同時，維特根斯坦本人似乎對這種接受采取了懷疑的態度。
談到維特根斯坦對維也納小組的影響，哈勒的下述說法集中代表了當代西方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看法：“在處理維特根斯坦對維也納哲學家們的影響這一問題時，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如下事實：迄今為止人們并不十分清楚邏輯經驗主義早期歷史中的這個十分重要的環節；在這個問題上蘊藏著許多危險，人們往往將關于維特根斯坦哲學的易致人迷誤的斷言原封不動地用在邏輯經驗主義哲學上，或者相反，將關于后者的易致人迷誤的斷言原封不動地用在前者上。在這里，首先我們必須強調指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維特根斯坦自己或者其《邏輯哲學論》在石里克小組的最初建立過程中起了作用；而且在其與石里克首次接觸之前的數年中維特根斯坦似乎也沒有明確地研究過石里克小組的任何觀念。”[2]112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第一，維特根斯坦的影響至少應當區分出對早期維也納小組和對石里克小組：對早期小組而言，這種影響是不可能出現的；而對石里克小組而言，這種影響也是有限度的，我們不能用維特根斯坦的說法代替石里克小組的思想。第二，維特根斯坦思想的復雜性和神秘性，使得維也納小組的理解始終處于模糊的狀態：他們始終沒有真正弄懂維特根斯坦的思想，至少在維特根斯坦本人看來是如此。所以，我們如今很難確定，維也納學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維特根斯坦的思想。
歷史地說，維也納小組對《邏輯哲學論》的正式閱讀開始于1924年，雖然有記錄說早在這之前哈恩就曾討論過該書，而且，來自哥廷根的數學家雷德麥斯特也曾在石里克小組上講過該書的內容。[2]112 所謂的“正式閱讀”是指，維也納小組把該書作為他們共同的閱讀書目，并在一起共同討論該書的內容。我們知道，以石里克為首的維也納小組開始于1923-1924年間，他們每周四晚上的聚會曾一度以《邏輯哲學論》為主要討論對象。根據費格爾的回憶，正是雷德麥斯特最初提議閱讀該書，當時積極附議的是哈恩、石里克和紐拉特。但早在該書最初發表在《自然哲學年鑒》上的時候，費格爾就閱讀過該書，雖然當時作為一名年輕學生的他并沒有真正理解維特根斯坦的深邃思想。[3]202 同樣，卡爾納普最初也是讀到該書在《年鑒》上的版本，但他當時并沒有花費很大的力氣對“其中某些相當模糊的公理加以透徹的理解”，所以他沒有能夠通讀全文。[4]37 這表明，卡爾納普當時并沒有真正理解《邏輯哲學論》的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維也納小組在閱讀《邏輯哲學論》的同時，也在閱讀卡爾納普的《世界的邏輯構造》和石里克的《普通認識論》。當時，《世界的邏輯結構》一書還沒有正式出版，小組成員閱讀的是卡爾納普提供的打印稿。他們從該書中得到了這樣一個基本觀念，即邏輯句法是構成世界的主要方式。石里克的《普通認識論》事實上并沒有得到小組所有成員的充分重視，雖然其中一些成員強烈地感到該書與《邏輯哲學論》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費格爾就指出，“事實上，在石里克的認識論中就已經預示了《邏輯哲學論》中的某些最關鍵性的信條。”[5]5 費格爾給出的例子包括了：關于認識和體驗的區分（即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可說的東西與僅僅顯示出來的東西之間的區分；關于概念和命題符號的結構性質；關于真理意義的精致符合論觀點；關于有效的演繹推理分析和重言式的性質；具有休謨主義色彩和反康德主義的經驗論；對心理主義的拒斥等。這些思想在《邏輯哲學論》中都直接地或隱含地表達出來了。《普通認識論》初版于1918年，1925年出版第二版，這表明該書中的主要思想都形成于維特根斯坦之前，雖然石里克后來受到了維特根斯坦很大的影響。
由此我們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維也納小組對《邏輯哲學論》的閱讀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更加清楚地表述他們已經形成的一些哲學觀念，因為他們在該書中發現了對這些觀念的更好的表達。所以，雖然他們對書中的某些說法和觀點并不完全認同，甚至并沒有完全理解，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從中得到有利于他們的內容。換句話說，對《邏輯哲學論》的閱讀并沒有改變維也納小組已經形成的哲學觀念，也沒有為他們增加更多新的思想內容。該書給他們帶來的唯一好處是，他們的哲學觀念得到了一種更為清晰有力的表達方式。
三、維也納小組部分成員與維特根斯坦的討論
我們知道，能夠說明維也納學派與維特根斯坦之間密切關系的歷史事實莫過于該小組的部分成員與維特根斯坦之間持續多年的非正式討論。這個討論已經被當時的當事人魏斯曼較為完整地記錄下來，并由麥吉尼斯編輯出版。[③][6] 那么，關于維特根斯坦的思想與維也納學派的哲學之間的關系，從這些討論中我們究竟能夠得到什么樣的信息呢？
麥吉尼斯在他為《維特根斯坦與維也納小組》一書的編者說明中，已經清楚地描述了維特根斯坦與石里克、魏斯曼、卡爾納普和費格爾等人的交往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維特根斯坦始終處于被動的地位，就是說，他最后能夠與維也納小組的成員進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而不是主動的。這主要由于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維特根斯坦在完成了《邏輯哲學論》之后似乎并不需要再進行任何哲學研究，這在該書的序言中就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了：“這里所陳述的思想的真理性，在我看來則是無可置疑和斷然確定的。因此，我認為，問題已經在根本上徹底解決了。”[7]188 的確，他在返回維也納之后就到了奧地利南部的小學校任教，完全脫離了當時的哲學界；而且，就在萊姆塞前往他的駐地邀請他重返哲學的時候，他還表示自己在哲學上已經無事可做了。1924年底，石里克寫信給維特根斯坦，希望能夠與他見面，但維特根斯坦似乎并不愿意與他會面。直到1927年初，兩人的首次相見才得以實現。雖然維特根斯坦很快就接受了石里克，但他在最初卻始終對這個陌生人抱有懷疑和猶豫的心態。其二，維特根斯坦似乎并沒有完全意識到對他人解釋自己的著作是否有什么必要。這與他當時的思路有很大的關系，因為他在1926年之后就開始重新考慮一些哲學問題，但這些考慮與他的前期思想似乎并沒有太大的直接關系，就是說，他這時候的思想可以說是全新的。所以，在他看來，似乎沒有必要再向他人解釋自己在《邏輯哲學論》中的思想，更何況他對其中的一些思想已經或正在變得陌生起來了。
當然，在與他的一些朋友的討論和交談中，維特根斯坦逐漸意識到了自己前期思想中的一些問題，并開始試圖把自己正在思考的問題與《邏輯哲學論》中的思想聯系起來，由此可以更清楚地厘清他正在考慮的問題。這就是維特根斯坦最后答應與石里克、魏斯曼、卡爾納普等人共同討論的主要原因之一。[④] 根據麥吉尼斯的描述，維特根斯坦與維也納小組的交流開始于1927年，但從1927年到1928年的交流并沒有留下太多地記錄，除了與萊姆塞有關的數學基礎問題之外。直到1929年底，維特根斯坦才開始與維也納小組的成員進行相對穩定的交流和討論，大約持續到1931年底。隨后的幾年中，維特根斯坦始終保持著與石里克、魏斯曼等人的關系，但沒有固定的學術討論，石里克1938年被殺和魏斯曼1938年移居英格蘭，使得維特根斯坦與維也納學派的關系完全中斷。
在這里，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詳細討論維特根斯坦與維也納小組部分成員共同討論的內容細節。我們更為關心的是，維特根斯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向他們解釋了自己的前期思想？維也納小組的成員們又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他的思想？
根據魏斯曼的紀錄，維特根斯坦與維也納小組成員的交流主要采取兩種形式：一種是完全由維特根斯坦本人獨白式的解釋，另一種則是他對石里克、魏斯曼等人提出的問題的回答。從篇幅上看，前一種形式的內容占了絕大部分，而與他的對話者似乎只有石里克和魏斯曼兩人。從卡爾納普和小組其他成員的回憶中可以看出，雖然維特根斯坦在1927年開始與小組成員接觸，但到1929年初，他就基本上結束了與除石里克和魏斯曼之外的小組其他成員之間的聯系；而且，在維特根斯坦那里，他與他們的交流是不甚愉快的，所以是他主動結束了與他們的聯系。對此，卡爾納普等人還深感遺憾。如今沒有任何歷史紀錄能夠說明為什么他要結束這種聯系，但從其他人的回憶中似乎可以看出個中端倪。卡爾納普在他的自傳中這樣寫道：“盡管我們和維特根斯坦在態度和性格方面的分歧是只是在某些方面表現出來，但是我深知，維特根斯坦始終能夠感覺到這種分歧的存在；并且與我不同的是，他一直為這種分歧所困擾。”[4]42 艾耶爾則認為，“斷絕關系的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維特根斯坦認為卡爾納普有剽竊之嫌。他總是害怕別人剽竊或歪曲他的思想，這種畏懼幾乎到了近乎病態的程度。”[8]12 從我們可以看到的所有材料中得知，維特根斯坦的確在性格上有一些缺陷，他對他人的態度總是過于敏感，總是懷疑別人是否剽竊了他的思想。正是這種懷疑導致了他與卡爾納普的斷交，也導致了他與魏斯曼的最后分手。[⑤] 他與石里克和魏斯曼能夠進行持續近五年時間（1927-1932）的討論，其中的原因有兩個：其一，石里克的個人魅力使維特根斯坦感到有了可以對話的對象，他認為“石里克是一個水平很高、理解力很好的對話者，是一個很有文化教養的人”。[6]5 而 “石里克本人無論是在哲學觀點方面還是在性格方面都深受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乃至卡爾納普抱怨說，“在以后的那幾年中，我覺得，石里克在我們小組的討論中有時似乎拋棄了他通常所保持的那種冷靜和批評的態度。他在接受維特根斯坦的某些哲學觀點和立場時不能通過合理的論證來為這些思想辯護。”[4]42 其二，魏斯曼從他們的討論一開始就表明了要對《邏輯哲學論》的思想作出解釋性的說明，并且在1929年預告出版《邏輯、語言和哲學》，作為即將出版的《科學的世界概念著作集》中的第一卷。維特根斯坦非常支持魏斯曼的這個做法，允許他記錄整理他們之間的討論內容，甚至向他提供一些自己的手稿。而且，當維特根斯坦得知魏斯曼將于1930年在一次會議上闡述他的數學哲學思想時，他非常高興。事實上，他非常希望魏斯曼能夠在各種會議場合宣傳他的哲學思想。這些情況從另一個方面向我們表明，維特根斯坦內心始終處于一種矛盾的心態：他從內心渴望自己的思想為更多的人所知，但又始終擔心自己的思想遭到他人的歪曲或誤解。正是這種矛盾心態導致了他在與他人相處的時候總是疑心重重，謹小慎微。
盡管魏斯曼對維特根斯坦談話的紀錄不能完全看作是維特根斯坦本人思想的真實表達，但紀錄的內容至少可以向我們表明維特根斯坦當時關心的主要問題所在。我們知道，石里克邀請維特根斯坦與維也納小組成員交流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向他們講解《邏輯哲學論》一書的思想，由此解決一些在他們看來非常困惑的難題。但我們從魏斯曼的記錄中看到的卻是另外一些東西，這些東西與其說是維特根斯坦對他早期思想的解釋，不如說是批判。還有一些東西是他早期思想中沒有的，而正是這些東西引出了他的后期思想發展。
關于維特根斯坦對自己前期思想的批評，在魏斯曼的記錄中隨處可見。例如，關于對象的存在和基本命題的形式，維特根斯坦放棄了《邏輯哲學論》中完全以邏輯構造說明它們的方式，認為“對對象的整體理解就是最緊密地與命題的主謂形式相聯系”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而“基本命題的邏輯建構與命題的邏輯建構沒有絲毫相似之處”。[6]11 關于日常語言，他不再堅持必須使用邏輯的語言才能表達清晰的思想，而是認為“我們無須去尋找一種新的語言或者去構造一種符號系統，會話用語就是語言，前提是我們使它擺脫不清晰狀態”。[6]15 關于維特根斯坦前期思想中所沒有的東西，更是構成了魏斯曼記錄中的核心部分。應當說，維特根斯坦與維也納小組的討論并不是他向他們解釋自己的前期思想，而是在向他們闡發自己最新的思想發展。“從小組成員和維特根斯坦的談話記錄，或許還有魏斯曼為了解釋《邏輯哲學論》而于1930-1931年提供給小組成員以供討論的那些論題中我們至少能看出維特根斯坦思想變化的某些個別的特征。”[2]117 哈勒甚至假定，源于維也納小組的某些問題同樣刺激了維特根斯坦的某些新思想。事實上，維特根斯坦本人就曾指出，他這時的想法“離《邏輯哲學論》的立場已經很遠了，‘我今天已不贊同該書里的許許多多表述’。”[6]13 由此，麥吉尼斯推斷說，維特根斯坦這個時候的想法似乎并不是他深思熟慮的觀點，其中有些觀點后來以更為準確的形式出現在當時正在準備出版的《哲學評論》之中。所以，麥吉尼斯提醒說，“要把這些記錄視作為特根斯坦的觀點的表達，必須非常謹慎”。[6]19
以上證據可以清楚地表明，維特根斯坦在與維也納小組成員的交流中并不是在向他們解釋自己的早期思想，而是在從事新的哲學思考，所以，后來的研究者都把《維特根斯坦與維也納小組》一書看作他思想轉變時期的重要著作，而從來沒有把它歸入《邏輯哲學論》時期。在這種意義上，我們也很難說石里克、魏斯曼以及費格爾、卡爾納普等人真正理解了維特根斯坦向他們傳達的新思想。從他們后來的著作和文章中我們看到，他們從維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這樣一些觀念，如對邏輯和邏輯命題的解釋（邏輯陳述的本質僅僅在于其形式和結構）；關于經驗命題的觀點（被我們描述為實在的一切都可以使其他的樣子）；關于哲學的本性和任務的看法（哲學的目的是對思想的邏輯澄清，哲學的本質在于對語言的批判）。[2]118-125 顯然，這些觀念都是《邏輯哲學論》中早已闡述過的，而不是維特根斯坦在與他們討論時闡述的新觀念。實際上，只要仔細閱讀一下魏斯曼留下的記錄，我們就會發現，維特根斯坦在其中討論的話題遠遠超出了《邏輯哲學論》，很多內容后來出現在了他的《哲學評論》、《哲學語法》以及《哲學研究》等著作中，例如，對空轉的輪子的論述、對疼痛感覺的分析、對顏色的分析、游戲與規則的概念、對語句的理解等等。由此可見，維也納學派并沒有從與維特根斯坦的交流中獲得他們所要的東西。
四、維也納學派的宣言
在維也納學派的發展歷史中，1929年發表的《科學的世界概念：維也納學派》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它被看作維也納小組倡導的哲學正式成為一種哲學流派的重要標志。由于它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們就有必要考察一下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在其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說，維也納學派究竟如何看待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在他們的哲學中的位置。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宣言產生的過程。如今已經有很多資料表明，這個宣言的產生與1928年成立的“馬赫學會”有著密切的關系。根據哈勒的記載，在紐拉特以及奧地利的無神論者聯合會成員的倡議下，1928年在維也納成立了一個旨在傳播精確科學知識的學會，這就是“恩斯特·馬赫普通自然科學教育學會”（后簡稱為“馬赫學會”），石里克當選為學會主席，哈恩、紐拉特、卡爾納普等人當選為學會理事。學會和柏林經驗哲學學會共同承擔編輯《認識》雜志，該學會的目標是“將科學的活動當作是其努力的中心，它力圖將不同學科的代表聯合起來，以便克服暫時還存在于它們之間的那種緊張狀態，當然首先也是為了達到統一的啟蒙目的。”[2]85 由此可見，馬赫學會的建立是為了實現維也納學派的“統一科學”的理想，而這一理想則與維特根斯坦的思想相去甚遠。這個學會成立不久，石里克接到了來自波恩大學的教授聘書。為了挽留石里克，馬赫學會的理事會在1929年4月2日專門向石里克和所有理事成員傳閱了一封帶有私人色彩的信件，強烈表示對他離開維也納所帶來損失的擔心。石里克最終還是留在了維也納，由此，紐拉特和卡爾納普等人（主要是紐拉特）就產生了為石里克撰寫一個感激性文獻的想法。這就是這個宣言誕生的歷史背景。據稱，該宣言最初是由紐拉特起草，后由卡爾納普修訂，費格爾也參與了修訂任務。但無論如何，我們從發表的這個宣言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紐拉特思想的明顯特征。或許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維特根斯坦對這個做法頗有微詞。[⑥] 他在1929年7月寫給魏斯曼的信中，“告誡維也納學派的人們，不要借這個機會而糟蹋自己的名聲，……不要‘通過大話而使石里克和維也納學派變得滑稽可笑’。”[2]87-88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事實上，維也納學派正是由于這個宣言才真正為外部世界所知道，也才有了自己的所謂“名聲”；因而，這里顯然并不存在“糟蹋自己的名聲”的問題。而且，我們從宣言的內容中也可以看出，這個宣言并沒有包含所謂的“大話”，相反，它所談論的問題都非常具體，從中得到的結論性斷言也都是有理有據。更進一步地說，維特根斯坦在說這些話之前并沒有讀到該宣言，他不過是通過魏斯曼德轉達而已；而且，該宣言是在他寫信給魏斯曼一個月之后才正式公開的，所以，他對該宣言的詳細內容其實并不知曉。所以，維特根斯坦對這個宣言的態度并不說明任何問題，而只能說明他對維也納學派把石里克作為精神領袖的做法感到不滿。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宣言的內容，看看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對這個學派的影響究竟有多大。首先，宣言強調了科學的世界概念產生的歷史背景，其中提到的主要思想來源不是維特根斯坦而是馬赫，除此之外，更多地提到的是奧地利思想和科學傳統中的科學家和思想家。維特根斯坦的名字僅僅出現在最后列舉的代表科學史和哲學史主要傾向的名單中，他只是被看作“邏輯斯蒂及其對現實的應用”中的最后代表。其次，在談到以石里克為首的學派時，宣言強調了學派的反形而上學主張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極大關注，而提到維特根斯坦的地方僅僅是在反形而上學的結果上，即引用了《邏輯哲學論》中最后一句話的一部分“凡事可說得都可以說清楚”。但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維特根斯坦的原話包括了兩個部分：可說的東西是可以用邏輯的語言說清楚的；對不可說的東西必須保持沉默。而在他看來，第二部分的思想比第一部分更為重要，宣言恰好抹去了第二部分的內容，這就使得維特根斯坦的原話變成了一個反形而上學的口號，這顯然與他的原意是不符的。第二，維也納學派始終認為維特根斯坦在反形而上學的同時并沒有完全擺脫形而上學，并把這看作是維特根斯坦的思想與他們的哲學觀念之間的重要分歧之一。[4]45 所以，宣言在這里引用維特根斯坦的原話用以說明他們的反形而上學態度，這恰好是與他們的看法相違背的。
在論述“科學的世界概念”時，宣言強調了邏輯分析方法在區分現代經驗主義與傳統經驗主義以及拒斥形而上學中的關鍵作用，但它僅僅把維特根斯坦（以及羅素）的工作看作是對形而上學迷誤的邏輯澄清，而不是拒斥形而上學工作的全部。事實上，在維也納學派看來，他們的科學的世界概念應當包括兩個部分的內容：其一是經驗主義的和實證主義的，即強調“只有來自經驗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礎之上的”；其二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邏輯分析的應用為標志的”，其目標是“通過將邏輯分析應用于經驗材料達到統一科學”。[9]443 顯然，這兩個部分的內容都是與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旨趣大相徑庭的：《邏輯哲學論》從來沒有強調過來自經驗的知識，相反，他強調的是先天的邏輯對知識的重要作用；維特根斯坦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把邏輯分析應用于經驗材料，而是把邏輯分析看作哲學的本質。這些都清楚地表明，這個宣言并沒有真正理解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或者說，宣言的作者們并沒有強烈的意識要把維特根斯坦的思想作為宣言的靈魂。
最后，有趣的是，在討論“問題的領域”時，宣言甚至沒有把維特根斯坦的思想作為其中任何一個領域的主導思想，而僅在論“算術基礎”時才提到維特根斯坦的名字，認為他關于化解邏輯學研究中三種主要傾向（即邏輯主義、形式主義、直覺主義）之間對立的想法，對解決這個問題“具有深遠意義”，因為他與羅素共同提出了維也納學派也贊同的觀點，即數學具有同語反復的性質。此外，宣言中論述的其他領域的基礎問題，都是維特根斯坦很少涉及或完全沒有考慮的內容，這些內容大多出于紐拉特的個人興趣，而并非完全為維也納小組的其他成員所認可。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注意到，在宣言的最后部分“回顧與展望”中，作者們闡明的這種新的科學世界概念的本質，恰好是來自《邏輯哲學論》，而作者們在這里卻完全沒有提到維特根斯坦的名字。例如，“它并不提出特殊的‘哲學命題’，而僅僅澄清命題”，來自《邏輯哲學論》（4.112）：“哲學的成果不是一些‘哲學命題’，而是命題的澄清”；同樣，“作為并列于或超越于各門經驗科學的一種基礎科學或普遍科學的哲學是沒有的”，部分地來自《邏輯哲學論》（4.111）：“‘ 哲學’一詞所指的東西，應該位于各門自然科學之上或者之下，而不是同它們并列。”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維也納學派受到維特根斯坦思想影響的明顯痕跡。但盡管如此，這種影響在維也納學派那里仍然是有保留的，或者說并沒有我們通常認為的那樣巨大和深遠，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維也納學派的哲學畢竟是一種經驗主義的現代形式，而《邏輯哲學論》中的哲學則更是一種以邏輯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形而上學世界。
五、影響及后果
通過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維也納學派事實上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受到維特根斯坦思想的“巨大影響”（卡爾納普語）。應當說，這兩種哲學之間的差別還是非常明顯的，以至于卡爾納普在其自傳中強調指出，“如果斷言整個維也納小組的哲學就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那是不正確的。”[4]37 哈勒也指出，“認為維也納小組的思想完全是由維特根斯坦的學說決定的，這種意見并不正確。”[2]117
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還會產生這樣的印象，以為維也納學派深受維特根斯坦的“巨大影響”呢？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艾耶爾等人對維也納學派的介紹。艾耶爾發表于1936年的《語言、真理與邏輯》被看作是首次向英語世界介紹維也納學派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他反復引用《邏輯哲學論》中的許多觀點，并把維特根斯坦視為邏輯實證主義的同路人。在他于1956年編輯的《哲學中的革命》中，艾耶爾更是把《邏輯哲學論》稱作維也納學派的典范。雖然卡爾納普在他的自傳中提醒人們注意維也納學派的哲學與維特根斯坦思想之間的區分，但他對維特根斯坦思想的重點推崇，更多的是使人們產生了這樣的印象，即維也納學派的思想是在他們閱讀了《邏輯哲學論》之后形成的。艾耶爾就曾這樣寫道：“不管維特根斯坦多么不歡迎把他與邏輯實證主義聯系起來，它作為哲學的一個發展，《邏輯哲學論》是負有某種歷史責任的。”[8]226 這樣，《邏輯哲學論》就與維也納學派密切地聯系起來了。
然而，這種想象中的密切聯系帶來的后果卻是很嚴重的。首先，它嚴重地貶低了《邏輯哲學論》的哲學重要性，削弱了該書的形而上學意義。由于出自不同的哲學理念，維也納學派對《邏輯哲學論》的解釋更多地是從邏輯和數學的角度，把它看作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反形而上學的工具；同時，他們還對該書中表達的形而上學采取了或者回避不談或者直接反對的態度。由于《邏輯哲學論》一書最初正是通過維也納學派的大力宣傳而在西方哲學界廣泛流傳，因此他們對該書的解讀就具有了某種權威性質，也就更多地誤導了人們對該書的理解。其次，維也納學派的真實思想也因此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扭曲。我們知道，維也納學派的主要思想來源是馬赫的經驗主義以及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邏輯哲學論》為他們提供的主要是反對形而上學的邏輯分析工具以及對哲學性質的重新理解。在這種意義上，《邏輯哲學論》在維也納學派的思想形成中并沒有起到關鍵性作用。然而，根據我們所認為的兩者之間的密切聯系，維也納學派的思想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下形成的，這就歪曲了維也納學派思想形成的真實情況，同時也誤導了我們對維也納學派思想的真實理解。
最為嚴重的一個后果是，由于把維也納學派的思想與《邏輯哲學論》緊密地聯系起來，因而，人們對《邏輯哲學論》的負面評價也就轉嫁到了對維也納學派哲學的真正理解；同時，隨著分析哲學內部的發展，維也納學派的觀點逐漸為牛津日常語言哲學和美國邏輯實用主義所取代，而《邏輯哲學論》的真正價值卻逐漸為人們所淡漠，甚至出現了以《哲學研究》的思想去解釋《邏輯哲學論》的所謂“新維特根斯坦學派”。所有這些都表明，任何試圖把維也納學派的思想與《邏輯哲學論》緊密地聯系起來的做法，對其中任何一方都只能帶來損害：因為他們在哲學旨趣上是完全不同的。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維也納學派從維特根斯坦那里受到的影響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巨大，在某種程度上，《邏輯哲學論》中的（至少）某些觀點被維也納學派“合理地應用于”解釋他們自己的哲學主張，但同時，他們卻拋棄了其中對維特根斯坦來說最為重要的內容。另一方面，維也納學派哲學本身也由于其與《邏輯哲學論》的緊密關系而遭到了誤解和責難，這些都在維也納學派的歷史上留下了令人遺憾的紀錄。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哲學界出現了一種重新評價維也納學派以及邏輯實證主義哲學的傾向。在《科學的世界概念：維也納學派》即將發表80周年的時候，還原80年前發生的真實歷史，對于我們重新認識維也納學派的哲學和《邏輯哲學論》的價值，就顯得非常重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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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英）艾耶爾. 維特根斯坦[M]. 陳永實、許毅力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9] （奧）卡爾納普等. 科學的世界概念：維也納學派[M]. 載陳啟偉主編.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讀[M].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①] 相關的類似說法廣泛地見于其他作者的著作，如（奧）克拉夫特. 維也納學派[M]. 商務印書館，1998.
[②] 韓林合把它譯為“第一個維也納學圈”，我認為，“學圈”的說法過于學究，且含義不清。我還是循因慣例，采用“維也納小組”的譯法.
[③] 該書被收入由Suhrkamp出版社1969年出版的八卷本《維特根斯坦著作集》中。中文版被收入由涂紀亮主編的12卷本《維特根斯坦全集》第2卷中，黃裕生、郭大為譯，2001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④] 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屬于個人心理上的，這就是維特根斯坦需要一種對他的個人崇拜的氛圍。石里克反復請求與他會面，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他的自負心理；而維也納小組的主要成員向他請教問題，這更是他作為思想權威的重要標志。因為他知道維也納小組中的某些成員（如紐拉特）對他的思想持批判態度，所以他堅持不參加小組的正式討論，而只與小組的個別人交流。這也反映了他更愿意做思想領袖而不愿意接受批判的心態。
[⑤] 如果石里克不是在1936年突然遇難，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與維特根斯坦的關系也不會保持終身的。
[⑥] 這主要是因為紐拉特是維也納小組中對他的思想最為激烈的反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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