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元皇澤寺導游詞模板

　　刻造像，廣政碑，近代的紅軍碑林等。特定的歷史原因，賦予了皇澤寺的多重歷史文化積淀，加之近代文物工作者的不斷努力，皇澤寺更加以其豐富多彩的內涵展示在世人面前，讓游客領略中國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現代歷史的偉大和壯烈。

　　女皇真容地——則天殿

　　則天殿，位于皇澤寺內的中心建筑大佛樓下層，其殿始建于唐，歷史上曾稱"武后真容殿"、"則天圣后殿"。現殿內端坐著金身的武后石刻圓雕像，頭戴飾有坐佛的寶冠，胸飾纓絡，半臂披帛，雙手交于腹前作禪定印，結跏趺座，下著裙，披覆于方形石座上，冠服、坐式，一如比丘尼，面相寬額廣頤，和史籍記載吻合。武則天，名望，公元624年生于廣元，公元705年死于洛陽上陽官。宋人《九域志》載:武則天當皇帝后"賜寺刻其真容"。這尊真容石刻造像，就其形象，有兩個特點:

　　一是石像神態表現出登基以后的持重安祥。

　　武則天一生執政49年，在位21年，當了28年的皇后，6年的皇太后，67歲正式改唐為周，登上了帝位，成為大周的圣神皇帝。

　　二是石像作比丘尼裝扮。

　　這也是武則天重佛，利用佛教為其政治服務的例證。當時李家皇族信奉的國教是與皇族同宗同姓的李耳為教祖的道教，統治思想仍是傳統的孔孟之道，母儀天下的太宗皇帝的長孫皇后，就是賢德的典范，常居深宮不出，還精心編寫出《女則十篇》教化全國女性。唐王朝主張男尊女卑的思想，仍根深蒂固地扎根在統治階層。而佛教卻有轉輪女王的說法，于是，借助《大云經疏》的出臺，武則天把她轉換為女身彌勒佛降世，更能為自己政治上的亮相而得到堂皇正統的銓釋。皇澤寺又是北魏時期開創至唐時越發興盛的佛教寺廟，把自己裝扮成佛身，因而更加合適。

　　關于武則天的評價，人們總是爭論不休，褒美和貶詈并存，中國古代歷史研究中，沒有第二個人物能使史學家們有如此相悖的評價。她是中國封建王朝中獨一無二的，孔孟之道流傳千年的文明古國脫穎而出的唯一女皇帝，單憑這一點，就使得武則天注定成為一個"蓋棺"也不能"定論"的充滿魅力的人物。

　　但是，有幾點是歷史所公認的。(一)積極推行富民路線，重視農業發展。在她統治期間，社會經濟穩步上升，人口由太宗時期380萬戶增長到女皇晚期615萬戶。(二)國力強盛。國家版圖東西南北四域達到了整個唐代的極至。軍事上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貞觀時期。(三)任人納賢。數次下詔求賢，對有才干的人破格重用，從而選拔培養出一大批人才。(四)善于納諫。當時連農夫樵人都可求見皇上申述意見。還著力改善婦女地位，使唐代婦女生活，出現了封建時代豐富多采、生動活潑的局面。

　　武則天的政治生涯是一個復雜的組合，她的局限性也很突出。有過重用酷吏、任用外戚、擾亂刑罰、濫殺無辜之失，給國家造成了一些災難和損害。

　　關于武則天寵信男寵薛懷義，二張等人的行為，歷來是人們紛紛指責的焦點之一。但古代皇帝哪一個又不是"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呢?男皇帝如此，女皇帝未嘗不可?封建正統史家對此貶斥為"母雞司晨""淫亂宮闈"，會"天下大亂"。然而，在武則天執政數十年時間里，卻沒有發生過一場成規模的農民起義。

　　女人稱帝，這需要何等超凡的能力與智慧、膽量與氣魄!當時不管歷經沙場的武將，還是學富五車的文臣，都統統跪拜在一個女人的腳下，正如魯迅先生說:"武則天當皇帝，誰敢說男尊女卑"。

　　所以，已故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女士曾專門題寫了"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封建時代杰出的女政治家"的評語。郭沫若先生也專門題寫了這副對聯"政啟開元治宏貞觀，芳流劍閣光被利州"。就是說武則天執政，繼承和發展了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啟發了唐玄宗創建的開元盛世，她的功德在巍巍劍門關一帶流傳頌揚，光輝業績使家鄉廣元也感到榮光。

　　"真容石刻造像"的右側，陳列了這樣一塊碑——廣政碑。此碑是1954年，皇澤寺門口修寶成鐵路(現鐵路己遷)時出土的。碑刻所鐫刻時間是"廣政二十二年"，即五代后蜀孟昶廣政年間，為公元959年所刻。碑首額作"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澤寺唐則天皇后武氏新廟記"，昭武軍節度使李奉虞所立。全文29行，每行29字，駢體文，文中凡遇"后"、"天后"，必提行頂格，遇敬語則空三格，對武后備至尊崇。此碑是研究"皇澤寺"歷史較早的實物資料，也是考證武則天出生于廣元的.重要證據。要點有二，一是因為此碑上己明確寫著"皇澤寺"，這個名稱，比北宋《元豐九域志》記載要早120余年;二是碑文說"天后武氏其人也，事具實錄……"此句，表明武則天是在其父親任利州(廣元)都督期間，生于廣元。碑文還記載了唐五代時期，武則天已被當地人當作神明膜拜，一遇災事"軍民祈禱于天后之廟，無不響應"。以及當時建寺規模、廟產等情況。后來，祈求武后賜福這樣一種民間的自發祭祖活動，演變為在武則天生日那天的 "正月二十三，婦女游河灣"的廣元民俗，也是廣元現在每年9 月1目的"女兒節"的由來。

　　著名學者郭沫若先生是以唐李商隱詩"利州江潭作"、皇澤廣政碑"和"武后真容石刻像"等為主要依據，考證出武則天"毫無疑問出生于廣元"。

　　石刻藝術瑰寶——皇譯寺摩崖造像

　　皇澤寺摩崖造像，是國務院1961年3月公布的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造像分布在寺內西山東壁腳下崖面上，寺內造像大小窟龕54個，造像1203軀。石窟始鑿于北魏晚期，歷經北周、隋盛于初、盛唐時期，唐以后基本逐漸成為武后專祭祖廟，不再繼續開龕造像。 " 中心柱窟"亦稱支提式窟，位于大佛樓中層南側，編號45 號，開鑿于北魏晚期，初唐略有改雕，是皇澤寺現存最早的一窟。此窟前鑿方形窟門，平頂略弧，深2.76米，寬2.6米，窟中央鑿中心方柱直通窟頂，窟室三壁開龕，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薩，龕頂雕七佛八飛天，大拿側下各開一小金，龕中鑿一佛二弟子像。三壁上部平面處浮雕千佛，中心桂由塔基、身、頂三部分組成。第一、二層四面各鑿一龕，拿中雕一佛二菩薩三尊像。

　　中心柱主龕所表現的是三世佛(過去、未來、現在)，指佛教因果輪回遷流不斷的個體一生中存在的時間。以其在時間上相連續的關系，故俗稱"豎三世"。正中是為現在佛，即釋迦牟尼佛。左側為過去佛，即燃燈佛，燃燈佛是梵文意譯，也譯為" 綻光"，佛經說他生時身邊一切光明如燈，因此得名。右側為未來佛，即彌勒佛。從衣缽相傳的觀念解釋，這三位是太老師、老師、學生三代同堂。

　　中心柱，是由佛塔轉化到石窟中而來的。皇澤寺的中心柱窟，是受北方的中原石窟傳播影響，石柱上及窟室內三壁開龕，鑿出佛像，供僧人誦經時禮拜佛像，以獲取《菩薩本行經》所說:"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處，得福之量也"的功德。

　　此窟雕刻精細，結構巧妙，手法古樸，是不可多得的早期石窟。

　　"五佛窟"位于皇澤寺五佛亭上層。編號51號的叫"五佛窟"，開鑿于隋代末年，該窟為敞口外方內圓大窟，內鑿圓拱龕，龕頂略弧，后部設低谷，鑿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五尊主像，像后浮雕雙樹及人形化的天龍八部護法像。

　　此窟所表現的主要人物是:正中為釋迦牟尼佛，左右兩側為弟子迦葉、阿難;外側為脅侍菩薩像。其造像清秀修身，有北魏遺風。弟子、菩薩站像膝部略曲，表現出一種輕松隨意和婀娜多姿的神態。雕像采用疏密相間的手法，刻出薄薄的衣紋，輕輕貼在修長的軀體上，隱約透出肢體的舒展健美，仿佛才剛從清清的江水中走出，表現出強烈的中國古代藝術中所謂"曹衣出水"的重要藝術風格，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大佛窟)位于大佛樓上層，這一龕編號28號，叫"大佛窟"，開鑿于初唐。此窟呈平面馬蹄形窟，彎隆頂，窟高6.68 米，深3.6米。主像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力士，后壁高浮雕人形化天龍八部護法像，右弟子與右菩薩之間的下部雕一雙手合十、單膝而跪的供養人一尊，高0.67米。

　　此窟所表現的主要人物是:正中為阿彌陀佛，高4.9米，是佛教里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左右兩側為二弟子迦葉、阿難;外側頭冠飾寶珠的為大勢至菩薩，頭冠飾化佛的是觀音。阿彌陀佛、大勢至、觀音三位又稱為"西方三圣"。

　　大佛窟是皇澤寺石窟中開鑿規模最大、造像最為精美的一窟。它的形制、布局接近五佛窟，而像容漸趨豐滿，組合中多了二身力士，雕飾精美，刻畫入微，雕刻技法熟練，介于階梯式和圓刀間的過渡形式，確為我國唐代早期石刻的代表性作品。

　　從大佛樓下來，我們去參觀珍貴的桑蠶石刻連環畫——蠶桑二十事圖。

　　大家知道，我國的蠶桑生產歷史非常悠久，根據考古學家的研究和古代文獻記載，遠在新石器時代，也就是距今五千多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把桑樹中的野蠶拿到家里飼養，已經出現了養蠶、繅絲和織帛技術。在我國現存最早的甲骨文中有"蠶"、 "桑"、"絲"、"帛"等象形字，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中，可以見到西漢初年的絲織品，工藝水平達到非常精美的程度。中國的蠶桑生產和絲綢工藝，堪稱世界一絕。"古絲綢之路" 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物和蠶桑生產經驗。但由于時代久遠政事興衰，保留完整的東西確實不多了，然而在皇澤寺內卻保持了這樣一組珍品——"蠶桑十二事圖"。

　　蠶桑十二事圖，鑲嵌于皇澤寺五佛亭北側廊內石壁上，由十四塊石碑組成，高1.3米，總長5.8米，作者在深灰色的梨園石上，采 用陰刻平圖手法作畫，線條柔美，人物姿態各異，構圖精美，鐫刻細巧，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淳美的川北鄉土風情，是甚為難得的石刻藝術珍品。

　　這組連環畫以"蠶神"馬頭娘倚馬思蠶作首圖，把人們帶入了桑茂蠶肥、繭大絲長的豐收境地。然后以《選桑椹》、《種桑》、《樹桑》、《采桑》四圖，展現我國清代培養桑樹的經驗;以《窩種》、《體蠶》、《喂蠶》、《起眠》、《上簇》、《分繭》、《腌種》、《繅絲》八圖再現清代養蠶方法，使人一目了然地知道從采種育桑到養蠶繅絲的全部過程，可謂匠心獨運。

　　這套石刻連環畫的作者是清道光時廣元縣令曾逢吉。清嘉慶十七年，湖北京山舉人曾逢吉以軍功出任昭化縣令，見當地百姓生活貧困，使令各處利用廣袤田野栽桑養蠶，親自著書立說，總結推廣種桑養蠶技術，并作出一系列規定。此法很快見效，到了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時，廣、昭兩縣千里驛道皆桑樹成蔭，勝過河陽桃花、江南柳色。到了這年冬季，曾逢吉奉旨調任松州同知時，趕給出這套《蠶桑十二事圖》流傳后世，圖中，他傾注心血，把廣元奇山異水融入畫中，透過美麗的圖畫，能看見廣元美麗的田園風光，勤勞的蠶婦和繁忙的村莊，令人似身臨其境。這幅連環畫不僅是一幅精美的藝術品，也是研究古代廣元一帶地區栽桑、養蠶經驗不可多得的實物。位于杭州的"中國絲綢博物館"，在此拓片作為珍貴資料收藏，相關的農業大學還將此作為教學材料引用，可見它的價值。

　　近代文物——紅軍石刻標語碑林

　　這里是紅軍石刻標語碑林，1980年四川省政府公布的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1年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元帥題寫了"紅軍石刻標語碑林"匾額。碑林建筑外觀為一座古建筑，座西朝東。占地面積為三畝多，建筑面積400平方米，廳內排列有序地陳列著58條石刻標語碑板原件43面及一口刻有標語的水缸，三壁墻上巨大的通體玻璃內陳列著1933年一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創建川陜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和建立川陜蘇區的重要拓片、標語45條計46幅。整個大廳襯著青石石板鋪成的地面，顯得肅穆而莊嚴。該碑林無論內容的豐富，還是規模的宏大、保護程度的完好，都稱得上四川之冠。石刻標語宣傳是川陜革命根據地的顯著特點，是具有特色的宣傳形式，這些石刻標語同川陜根據地的其它文獻一樣，具有重大的史料價值，而且也是今天人們學習中國現代史，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生動課堂。